本報駐德國、法國特約記者 青 木 安 玥 本報記者 李迅典 本報特約記者 劉 雯
編者的話:繼5月底巴黎圣日耳曼隊歐冠聯賽衛冕引發暴力沖突和縱火后,在6月21日的夏至音樂節上,法國多地再度發生騷亂。有巴黎居民戲稱,節慶期間發生騷亂在法國已經成為一種“傳統”;過去多年,跨年夜、國慶等節假日同樣屢次成為暴力事件的多發期。這一問題也不局限于法國,德國、荷蘭等多個歐洲國家同樣頻現類似景象。有分析指出,“節慶騷亂”表面上是狂歡失控,實則是歐洲多國深層次結構性矛盾的顯性化。節假日與體育賽事的慶祝活動固然提供了人群聚集的物理空間和情緒亢奮的心理溫床,但“節慶騷亂”反復上演的背后,是潛藏已久的社會排斥、治理失效,以及經濟焦慮等問題。
“到一定時間就一定會發生”
“沒有音樂……只有警笛聲、暴徒和一片混亂,就像末日一樣。”6月21日深夜,一名參加法國最大露天音樂節的愛爾蘭女性在社交媒體上發布視頻,言辭間滿是不安。這個本該被音樂與歡樂填滿的夏至之夜,在法國多地被暴力與混亂所充斥。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在全法,大約240人被逮捕,一些受害者遭針頭刺傷,另有多人遭強奸。巴黎超過200萬人參與了這場年度音樂盛事,但在21日晚11時后,騷亂與暴力活動在這個城市蔓延。在塞納河對岸的圣日耳曼德佩區,警方最終動用催淚瓦斯以控制局勢。
社交媒體上流傳的畫面觸目驚心:多名男子在街頭砸車、斗毆,人行道上垃圾成山。更令人不安的是,多名女性稱被注射不明液體,有人懷疑是迷奸藥。一名化名為史蒂夫的男性目擊者描述稱,鬧事者趁機作亂,有年輕男子揮拳打人,“人們尖叫著,大家真的很擔心打斗會導致人群在試圖逃離時發生大規模踩踏”。
這并非法國節慶期間首次發生騷亂。不到一個月前的5月30日夜間至5月31日凌晨,巴黎圣日耳曼隊蟬聯歐冠聯賽冠軍后,法國也發生了大規模騷亂,全法超過890人被拘捕。將時間軸再往前撥,去年6月的夏至音樂節期間,法國同樣爆發了沖突、搶劫與打砸事件,370多人被拘留,警方一度被迫撤入商場內部躲避,并使用催淚瓦斯驅散人群。
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的巴黎華人表示,類似事件時常發生,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變成了一種“傳統”,法國民眾已見怪不怪了,“到一定時間就一定會發生,而且大家都知道那個時間一定有人會在路邊燒車、燒垃圾桶,街頭店鋪也會被破壞或搶劫”。
這種“傳統”,也遠非法國獨有。在歐洲大陸的其他地方,類似場景近年來在節慶期間反復上演。2025年12月31日到2026年1月1日跨年夜期間,德國多座城市發生大規模暴力事件。警方與消防部門出動數千次,執法人員頻頻遇襲。僅柏林一地就有35名警員受傷,約430名嫌疑人被逮捕。幾乎同一時間,荷蘭警方也在新年前夜遭到煙花投擲,并面臨“前所未有的暴力行為”,海牙還發生了不同街區群體間的直接沖突。2024年12月31日到2025年1月1日的跨年夜,暴徒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縱火焚燒了至少60輛汽車。當應急救援人員趕來處理火情時,他們竟向這些人員投擲燃燒瓶,當局最終逮捕159人。
此外,2023年8月厄立特里亞文化節期間,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附近發生暴力騷亂。這一年的萬圣節,德國漢堡爆發沖突。2025年8月20日晚,在街頭戲劇節開幕首日,法國中南部城市奧里亞克市中心爆發暴力事件,騷亂者與執法部隊發生沖突。
“這是大規模移民未能有效融入、文化分裂的結果”
從法國夏至音樂節上的打砸,到德國跨年夜警員遇襲,再到比利時元旦縱火事件,近年來歐洲多國在節慶期間的騷亂幾乎成為一種周期性“頑疾”。有分析認為,直接誘因與社會深層矛盾交織在一起,造成了這一現象。
直接觸發沖突的往往并非復雜的意識形態,而是特定的社會心理與場景。德國康拉德·阿登納基金會發布的報告指出,發生在節慶期間的騷亂,其爆發往往與一系列具體誘因有關——煙花、酒精、密集的人群以及相對薄弱的社會控制,共同構成了暴力升級的溫床。在群體氛圍中,個體責任感下降,極易受到同伴行為的影響,這種“群體動力學”被認為是騷亂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節日本身的狂歡屬性,在特定條件下被扭曲為破壞性情緒的宣泄口。
因為不少歐洲國家出現的騷亂都與移民或者其聚居區有關,所以也有人將這一現象與歐洲多國的移民治理問題聯系起來。
比利時《布魯塞爾信號》雜志網站在分析今年跨年夜歐洲多國出現騷亂的原因時表示,這是大規模移民未能有效融入、文化分裂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結果。在布魯塞爾,今年跨年夜期間發生騷亂的地區有大量移民居住。在法國以移民為主的郊區,幾乎每年都會出現街頭暴力。在德國,大部分暴力事件都集中在移民比例較高且長期融合困難的地區。
上海外國語大學歐洲學院學者朱曄在接受《環球時報》采訪時表示,節慶期間的騷亂深刻折射出歐洲多國第二代、第三代移民與主流社會之間長期存在的深層割裂與融合困境。她指出,在歐洲一些國家,勞動力市場存在嚴重的結構性歧視與普遍的經濟排斥,移民后代往往被鎖死在低薪、底層崗位,由此滋生出強烈的階級怨氣。
朱曄介紹稱,多項社會學研究表明,在法國,名字帶有阿拉伯裔或非洲裔特征的求職者,或居住地郵編位于特定郊區的應聘者,獲得面試的機會遠低于本土白人。移民群體高度集中于餐飲、建筑、清潔等低收入、高體力強度且缺乏晉升通道的行業。每當遭遇通脹或經濟放緩,他們便最先受到沖擊,生活壓力轉化為對政府的憤怒,而節慶與體育賽事則成為這種不滿情緒爆發的導火索。
經濟數據為上述觀點提供了佐證。德國歐洲經濟研究中心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移民在歐洲各國的融入過程中面臨就業困境,其平均就業率比本地居民低10個百分點,且在工作質量方面也存在明顯差距。
除受到經濟層面的排斥,居住空間的物理隔離同樣加劇了移民的融入困境。《環球時報》駐德國特約記者多年來在歐洲各國采訪時發現,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國的城市郊區正涌現出移民聚居區,形成一種“平行社會”。例如德國柏林的新科恩區、杜伊斯堡的部分城區,街頭隨處可見土耳其語或阿拉伯語標識,餐館、超市、理發店充滿中東以及北非風情。這些街區經濟相對落后,犯罪不斷增多,導致當地居民更難融入主流社會。
比利時智庫移民政策集團此前發表題為《種族結構性歧視與移民聲音:歐洲國家中誰被傾聽?》的報告,稱公民身份獲取途徑不平等、投票權遭限制、政治代表性低下,以及政府對移民主導的社會組織支持不足等,導致移民融入歐洲國家困難。報告發現,這些問題并非個人原因造成的,而是一些國家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社會性和歷史性障礙所致,使移民群體被系統性地邊緣化。
文化認同危機則進一步加深了移民與其所在歐洲國家之間的裂痕。移民融入是一個動態的雙向過程,需要個人、政府和社會的共同努力。融入既涉及參與相關國家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生活的實際條件,也關乎移民自身對東道國的認同感。然而,很多移民對自己所在國家的認同感不斷降低。
朱曄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許多移民后代既無法被歐洲一些國家主流社會完全接納,仍被視為外來者,同時又逐漸失去了對父輩故土的歸屬感,陷入“不知來路與歸途”的身份危機。近年來,歐洲極右翼勢力崛起,將社會治安、經濟惡化等問題片面歸咎于移民,進一步激化了社會對立與文化不信任,使移民融入問題愈加難以解決。
社會不平等與結構性排斥
與此同時,歐洲多國也有聲音認為,節慶期間不時出現騷亂問題的根源并非移民。德國康拉德·阿登納基金會發布的報告就表示,騷亂不能僅從族群或宗教背景解釋,而應放在“社會空間結構”和“社會整合失敗”的框架中理解。這些暴力行為更深層的根源在于城市中的社會不平等與結構性排斥,而不是某一特定群體的文化屬性。報告強調“社會解體”這一關鍵概念,認為這些騷亂參與者面臨多重困境,包括教育機會不足、長期失業或低收入就業、住房條件惡劣以及公共參與渠道有限等。這些因素疊加,使部分民眾逐漸脫離主流社會結構,形成相對封閉的生活世界。
英國《每日電訊報》則援引分析人士的話稱,歐洲經濟疲軟可能導致更多騷亂。慕尼黑再保險集團董事會成員科夫表示,隨著歐洲經濟增長遭遇挑戰,社會緊張局勢已經加劇。“這將對歐洲民眾的購買力造成壓力,可能會引發更多騷亂和動蕩。”她這樣說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去年10月預測,2026年在歐洲大陸,西班牙將是唯一增長率超過1%的主要經濟體,法國和德國的經濟增長率預計為0.9%,意大利為0.8%。英國的增長率預計為1.3%。
更深遠的隱憂正在浮現
無論原因是什么,“節慶騷亂”已經給歐洲多國帶來了直接的現實影響。法國商業調頻電視臺6月3日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54%的法國人表示,近年來,他們曾出于對暴力事件的擔憂而避免參加公共慶祝活動。具體而言,受訪者表示他們曾放棄參加諸如音樂節、國慶活動、新年活動以及其他體育賽事勝利慶祝活動。
更深遠的隱憂正在浮現。朱曄對《環球時報》記者分析稱,如果這種逢節慶必亂的情況逐漸成為“傳統”,那么可能導致多種后果:社會秩序持續動蕩、階級固化與代際貧困陷阱加深、極右翼勢力擴張、社會對立激化、國家認同與凝聚力減弱。一個由相互猜忌、彼此割裂的群體組成的國家,其團結基礎或將面臨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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