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賽開幕式在墨西哥舉行。

這場被譽為“史上最大規模”的足球盛宴，首次由北美三國——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聯袂承辦。參賽隊伍從傳統的32支暴增至48支，總共將上演驚人的104場對決，賽期也拉長至整整39天。

然而，在這屆世界杯刷新賽事歷史紀錄的同時，另一組數字同樣創下新高。據法國碳排放核算公司Greenly估算，本屆賽事碳足跡約為780萬噸二氧化碳當量；英國智庫“新天氣研究所”等機構發布的報告則給出了至少900萬噸的數據。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組賽。圖/ic

780萬至900萬噸，一份“背棄承諾”的碳賬本

780萬至900萬噸碳排是什么概念？

作為參照，OECD 2025年9月發布的官方評估報告顯示，巴黎2024年奧運會和殘奧會結束時，產生的碳排放量為208.5萬噸二氧化碳當量。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為363萬噸，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為217萬噸。本屆世界杯的碳排量，大約是巴黎奧運會的4倍。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一數字與賽事申辦之初的承諾形成了尖銳對比。

在申辦階段，美加墨聯合申辦方在提交給國際足聯的《可持續賽事管理補充文件》中明確提出了可持續性戰略，承諾“我們的目標是為競賽建立新的可持續發展標準，同時促進我們三個國家及其他地區的可持續發展”。

國際足聯（FIFA）在更高層面做出了碳中和承諾。2021年，在格拉斯哥COP26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FIFA正式加入了聯合國“體育促氣候行動”框架，并做出了兩項關鍵承諾：到2030年將自身排放量減少50%；到2040年實現凈零排放。

此外，FIFA在其官方網站發布的《2026年世界杯可持續發展與人權戰略》中，也對賽事的可持續管理做出了原則性承諾，并強調所有場館須獲得可持續建筑認證、減少柴油發電機使用、提高資源回收效率等。

盡管存在上述承諾，但本屆世界杯的實際操作卻被認為嚴重偏離了這些承諾。球隊擴容、場次增加，再加上賽事遍布整個北美大陸，完全與減排目標背道而馳。另外，SGR報告指出，FIFA 2021年承諾的18項氣候行動中，僅2項完成、2項有限進展、14項無可見進展，三年執行率僅11%。

87%的“飛行碳”，地理分散的結構性困境

為何碳排放如此之高？答案在天上。

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城市發展與低碳戰略研究中心主任石敏俊告訴新京報零碳研究院，地理分散是本屆世界杯碳排高的結構性根源，“本屆世界杯跟奧運會不一樣，奧運會相對來說集中在一個城市，但本屆世界杯是在不同城市。城市之間的旅行——包括運動員，也包括球迷——移動的成本比較高。”

的確，本屆賽事橫跨美加墨三國，16座場館分布極為分散。最北端的溫哥華與美國邁阿密之間的直線距離超過4500公里，北美地區又缺乏高效的高鐵網絡相連。據Greenly測算，球迷出行（主要為航空出行）的碳排放占賽事總排放量的87%。僅航空運輸一項就將產生超過770萬噸碳排放。

“780萬至900萬噸碳排放核算的差異，也跟交通有關。”石敏俊分析道，“不同的交通方式，排放系數不一樣，交通流量的估算也不一樣。”

本屆賽事幾乎全部使用北美現有體育設施，未新建永久性專業體育場——僅此一項避免了數百萬噸基建碳排放。然而，當賽事試圖通過不建新場館來減少基建碳排放時，地理分散帶來的交通碳排卻成倍增長，形成了減排的結構性困境。

圖/ic

一場“氣候友好型”世界杯該是什么樣？

如果我們真的要以氣候科學為依據來設計一屆世界杯，它應該長什么樣？

在洛桑大學官網，洛桑大學地理學者戴維·戈吉什維利及其研究團隊給出了一個基于科學而非口號的答案，賽事設計的邏輯應從“效率提升”反轉到“絕對約束”。簡而言之就是，一屆真正氣候兼容的世界杯，必須從絕對的生態極限出發，而不是默認賽事可以無限擴容、再靠效率手段“變綠”。

這意味著，場館要盡可能使用現有場館，避免或嚴格限制新建永久性設施；核算要實施透明的全生命周期碳核算，并設定明確的碳預算；布局要圍繞緊湊的主辦地理區域設計賽事，確保球隊、官員、媒體和觀眾能夠真正使用低碳交通——而非在航站樓之間奔波。核心原則就是可持續性必須在申辦階段就嵌入賽事架構，而非事后通過運營措施“打補丁”。

戴維·戈吉什維利及其研究團隊的研究進一步指出，要讓大型賽事與《巴黎協定》1.5℃溫控目標對齊，賽事碳排放必須逐年削減：相對于歷史基線，到2030年減少48%，到2040年減少70%，到2050年減少84%。而2026年世界杯預估的900萬噸，正朝著完全相反的方向狂奔。

那么，這個目標現實嗎？是否意味著我們必須犧牲賽事的精彩與熱情？石敏俊給出了一個務實的回答。

在石敏俊看來，問題的關鍵在于不犧牲比賽樂趣的情況下“綠色辦”。 他強調，“人生總歸需要世界杯這樣的樂趣。綠色低碳是重要的，但不應該以大幅降低人生體驗和生活質量為代價。”真正值得探索的，是在不剝奪人們精神文化需求的前提下，讓賽事變得更加綠色。

這種務實的思路，在中國近年的辦賽實踐中得到了印證。石敏俊指出，北京冬奧會實現全部場館100%綠電供應，杭州亞運會也首次在亞運史上實現碳中和——都離不開綠電采購和新能源交通的大規模應用，要從源頭減少化石能源消費。在石敏俊看來，這種路徑背后是制度優勢的體現：“中國政府力量比較強大，資源動員能力比較強。我們減排走得更快，和組織動員能力有關。國外更多靠市場力量，我們更多靠政府力量。”

這一觀點，為大型賽事碳中和的激烈討論提供了一個務實的注腳——戈吉什維利的“絕對約束”是理想目標，石敏俊的“漸進優化”是現實路徑。在“史上最碳”世界杯的數據喧囂之外，如何在人類文化需求與地球環境承載之間找到平衡，仍是一個需要持續探索的課題。

新京報零碳研究院研究員 陶野

編輯 陳莉

校對 楊許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