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日報

4月19日，日本超3萬民眾在位于東京的國會議事堂周圍參加抗議活動，呼吁守護“和平憲法”。新華社記者 賈浩成攝

漫畫《危》。馮德光作

在日本廣島和平紀念公園，一名小朋友經過祈愿和平的千紙鶴疊串。新華社記者 賈浩成攝

當前，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加速抬頭并逐漸滲透經濟領域，正朝著以軍事擴張牽引經濟、以經濟體系反哺軍事的危險道路邁進。日本“戰爭經濟”的推進速度之快、覆蓋范圍之廣、制度破禁之深，令許多長期觀察日本的學者感到震驚。它不僅是一場軍事能力的量變，更是一場日本國家身份與戰略方向的質變。日本“戰爭經濟”回潮，正在成為“新型軍國主義”的經濟發動機，值得國際社會警惕。

“戰爭經濟”是“新型軍國主義”的經濟發動機

日本所謂“戰爭經濟”不只是軍費增加，更是國家經濟活動在軍事邏輯主導下被系統性重組——財政政策、產業結構、科技研發乃至社會治理，都逐步向軍事領域傾斜。“戰爭經濟”本質是“新型軍國主義”的經濟發動機，它與戰前日本軍國主義通過侵略他國掠奪資源、獲取經濟利益的路徑不同，是借助安全話語敘事煽動危機，再以市場機制與資本邏輯將“危機”轉化為產業訂單、出口收益與財政擴張，最終目的是從經濟層面突破“和平憲法”約束，讓日本重獲戰爭能力。

在“和平憲法”、戰后國際非軍事化安排、國內反戰民意等多重因素的約束下，戰后日本長期“重經濟、輕軍備”，防衛費基本控制在國內生產總值的1%左右。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執政后，以“積極和平主義”為名推行戰略轉型，包括解禁集體自衛權、修訂“武器出口三原則”、強推安保法制改革等，系統性松動日本戰后和平主義框架的法律基礎，為此后防衛政策的加速“右轉”積累了制度條件。

2022年通過“安保三文件”以來，日本防衛政策的“右轉”進程全面提速。日本政府2022年提出，計劃到2027年度將防衛費提高至國內生產總值的2%。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臺后，通過2025財年補充預算案將防衛費提前兩年推至這一目標。日本防衛費2022財年約為5.4萬億日元（1元人民幣約合23日元），此后每年以約1萬億日元的速度遞增，4年間近乎翻倍，2026財年預算案中的防衛預算更首次突破9萬億日元大關，創歷史新高。

日本的防衛費擴張已明顯超出“專守防衛”范疇。2026財年防衛預算的最大特征，是將約9733億日元集中投入遠程反擊能力建設，這是一種可在1000公里外打擊敵方沿海甚至陸上目標的進攻性能力。所謂“防區外打擊能力”“反擊能力”“跨域作戰能力”等建設，本質上都是進攻性能力的擴張。高市政權計劃于今年年底前修訂“安保三文件”，并正在討論于今年年底出臺日本首份防衛產業戰略，加快推動防衛工業體系的系統性重組。

日本政府還以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為依托，強化經濟服務軍事的功能，將半導體、人工智能等產業領域全面納入國家安全體系，并對物理空間與社會組織進行深層改造，如依托“特定使用機場港口”制度，推動民用基礎設施向軍事用途轉換；以地方基礎設施“藏軍于民”為框架，將日常的市政建設納入戰時動員預案。

日本還打破戰后以來學術界不從事軍事研究的禁忌。2025年6月，關于將日本學術會議“法人化”的法案被強行通過，防衛省隨即設立“防衛科學技術委員會”，吸納多名現役大學教授擔任委員，以巨額研究經費推動學術界軍事動員。日本媒體和學術團體批評這種正在全面成形的軍產學聯合體制，稱其是“將在歷史上留下難以磨滅的傷痕的暴行”。

“以軍興商、以商養戰”的危險循環正在形成

日本右翼勢力“狂飆”與經濟發展衰退交織，正在形成“軍事擴張—資本獲利—再推動軍事擴張”的“戰爭經濟”結構。這一結構以軍需拉動產業，以出口反哺研發，以危機敘事鞏固擴軍“正當性”，是一個不斷自我強化的危險循環。

首先，日本擴軍備武直接帶動產業增長，“以軍興商”的趨勢愈發清晰。近年來，日本軍工企業訂單急劇增長。在2024財年財務報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頭——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公司均實現歷史最高利潤。截至今年3月底，3家企業防衛業務訂單積壓量合計達6.25萬億日元，較上一財年增長15%。曾被視為“累贅”的防衛事業，如今成為備受資本追捧的增長板塊，“防衛產業振興”被包裝為新的國家經濟戰略，深度嵌入日本政府的經濟增長敘事之中。

其次，日本接連松綁武器出口限制，打開“以商養戰”的關鍵通道，推動形成新的利益復合體。今年4月18日，日本與澳大利亞簽署協議，確認出口“最上”級護衛艦，這是二戰后日本首次出口具備殺傷能力的大型海軍艦艇。4月21日，高市政權正式修訂“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不再將武器出口限定在5類非戰斗用途范圍內，原則上允許包括殺傷性武器在內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防衛產業加速向出口型轉型，正被系統性轉化為“經濟增長點”。同時，日本政界、軍工企業、金融資本、智庫與安全機構之間的利益聯動重新浮現，類戰前“軍工復合體”結構正在重建。有學者不無擔憂地指出，一旦日本將戰爭、武器生產和軍備出口視為經濟驅動力，其經濟與軍事將出現危險的深度融合。

最后，日本蓄意傳播危機敘事，安全焦慮成為擴軍借口。日本鼓吹所謂“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中國海上威脅”等，并以此為由推動軍費增長、導彈部署和基礎設施軍事化。今年的美菲“肩并肩”聯合軍演，日本自衛隊不僅首次大規模派遣作戰人員參演，還公然在菲律賓境內發射了2枚88式岸基反艦導彈。這是二戰結束以來日本首次在境外發射進攻型導彈。該行動的政治邏輯十分清晰：以實戰化行動制造“安全緊迫感”，為進一步擴軍提供現實依據。

持續制造“危機感”維持擴軍的社會共識，持續擴軍維持“戰爭經濟”——日本“以軍興商、以商養戰”的危險循環正在形成：軍需訂單培育出依賴擴軍的產業集團，這些集團反過來成為推動更激進安全政策的社會力量，使擴軍從一項政策選擇蛻變為一種結構慣性。

侵蝕戰后和平秩序并沖擊亞太安全格局

日本“戰爭經濟”回潮既反映其國內經濟結構的變化，也意味著戰后東亞和平秩序正遭受新的系統性沖擊。國際社會必須看清“戰爭經濟”與右翼政治勢力之間互相利用、強化的深層邏輯，以及由此帶來的危險質變。

歷史修正主義是“戰爭經濟”的精神底座，“戰爭經濟”的擴張為右翼政治勢力提供合法性與資源。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以來，不斷以“安全環境變化”為由要求突破戰后和平主義框架。今年4月，高市早苗在自民黨大會上宣稱，日本修憲“時機已到”，力爭2027年春季前在修憲動議方面取得一定進展。如此露骨表態，在日本歷任首相中十分罕見。修憲的核心議題，是將自衛隊寫入憲法，賦予其完整的戰爭能力地位。更值得警惕的是，就在日本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的同一天，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供奉祭品、祭祀費，同步推進擴軍決策與挑釁行為，以歷史修正主義為“戰爭經濟”背書。

軍事擴張與資本利益相互驅動，正在造成嚴重的政治社會后果。防衛產業膨脹產生的就業崗位、股市紅利與地方財政轉移，將在日本培育越來越多認同乃至依賴“戰爭經濟”的群體，不斷侵蝕和平主義的社會基礎。日本上智大學政治學教授中野晃一指出，高市政權執意推動修憲、大幅擴軍的路線侵蝕日本民主，也將對地區造成不良后果。

回顧歷史，戰后國際社會對日本施加嚴格的和平主義約束，根本原因在于日本軍國主義曾給亞洲各國帶來深重災難，限制日本軍事擴張、防止軍工資本再度膨脹，構成戰后秩序的重要支柱。如今，日本正從防衛費增長、武器出口、反擊能力建設、軍民融合等維度，對這一支柱進行系統性拆解。

日本“戰爭經濟”抬頭疊加歷史修正主義傾向，意味著一個尚未徹底反省軍國主義歷史的國家，正在重構“軍事—經濟”體系，其危險性遠超一般意義上的防衛產業擴張。歷史一再證明，當一國經濟體系開始以戰爭為增長邏輯，當軍工訂單成為拉動就業與產業增長的核心驅動力，當歷史修正主義為擴軍提供道德背書，這個國家就踏上了一條兇險的道路。

高市政權是日本“戰爭經濟”進程的加速器。更危險之處，在于日本政治走向加速右傾所積累的結構性動能——那些曾經制約軍國主義的法律框架、社會共識、國際壓力遭受侵蝕，而“戰爭經濟”的利益結構卻在日本社會內部生根固化。

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東京審判、《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和日本的“和平憲法”，構成一套具備強制約束力的戰后國際法體系。東京審判判定日本永久放棄武力擴張，絕非單純的道德要求。日本重啟武力擴張之路，等同于違反投降承諾與戰后國際秩序，破壞亞太和平根基。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力量，必須對日本“戰爭經濟”回潮保持高度警惕，并以一切必要的方式，維護來之不易的地區和平與穩定。

（作者周生升、蔡亮分別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東北亞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人民日報》（2026年06月26日 第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