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1日，歷史所清史研究室邀請到了兩位當代著名歷史學家美國人文藝術科學院院士、芝加哥大學講座教授何炳棣與波士頓學院榮休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吳秀良兩位先生就清初政治的議題為大家貢獻一場精彩的演講。多位明清史學者如南開大學馮爾康、常建華教授，社科院歷史所王戎笙、郭松義、李世愉等先生出席本次演講會。演講由吳伯婭教授主持。

演講由吳秀良教授主講，何炳棣教授作為評論人對吳秀良教授的研究背景與成就做了簡要回顧與交代。1965年在芝加哥大學的一個學術研討會上，何炳棣先生就清史學界關于“雍正奪嫡”等清初政治問題給予不同于傳統看法的重要提示，指出清朝各種制度在入關前后有著相當的變化，用入關前的制度與習慣來研究入主中原后的政治與文化，會有很大問題。原本持傳統“奪嫡篡立”說的吳秀良先生受此啟發，重新開始審視與研究此一問題，從而得出了不同的結論。1977年，吳秀良先生在哈佛大學報告了這一研究的初步成果，得到作為評論人的何炳棣教授高度肯定。本次報告的內容，是將有關文獻經過全面檢視與梳理后對雍正研究所做的一個比較全面的呈現。

清史學界關于康熙時期立儲、雍正繼位等問題傳統的觀點是主張“篡立說”，認為雍正通過陰謀手段非法奪取了原本不屬于他的皇帝繼承權。這種主張為孟森、王鐘翰、金承藝等各家所力主，具有很大影響。所以，要對這個主張有所修正，必須在史料上進行全面的搜集與處理，同時也要對“篡立說”本身進行學術考古式的正本清源。吳秀良先生遍查臺北故宮博物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圖書館、北大圖書館、中國社科院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等學術機構，搜集三萬多件有關文獻，重新就康熙中后期的政治背景、建儲與繼位的各個環節進行細致的考證與分梳，為我們“還原”了另一種歷史圖景。

本報告內容大體概括為三個層面。首先，用堅實的史料重建了康熙末年的政治背景，厘清有關太子廢立、諸子斗爭、雍正與十四子的名諱、十四子出任撫遠大將軍真相、康熙最后的面諭、以及雍正初年政治斗爭、有關繼位的見證人的資格的辨正等重大事件的歷史事實與傳說訛誤，指出康熙末年廢立太子等事件，雍正并未從中活動獲取政治資本。從玉牒的記錄來看，關于雍正竄用胤禎的名字是不符合事實的。康熙遺詔由面諭、末命等形成文字，并未提到繼承人的問題，因此雍正篡改遺詔的說法也是沒有根據的。深入的考證厘清了許多“眾所周知”的歷史誤讀。比如關于允禟的名字“被雍正改為塞斯黑”的問題，傳統認為是雍正對反對派允禟進行懲罰而咒罵其為畜牲。但經過考證，允禟改名是因為被開除了宗籍，宗人府規定其必須改名，由允禟本人挑選名字。塞斯黑為滿語“狗”的意思，允禟挑選這個名字，是因為其屬相為“狗”。在滿族文化中，使用這個名字并沒有貶義。傳統的理解，是我們用漢族文化所進行的解讀。這樣的錯位，導致了對歷史事實的淹沒和歪曲。

第二部分，關于歷史解釋。吳先生認為，我們對于一個歷史人物的判斷，須依據三個方面的標準：一.人的行為受到個人內在的思想體系（包括宗教信仰）、他的價值觀、性格的獨特性等因素的影響；二.政治體系中的領導地位、社會道德倫理及政治制度亦屬于約束個人行為的重要因素。價值的要求和應對在人際關系中同樣產生重要作用。何先生使用“文化環境”這一概念來表述物質、精神、制度等體現在習俗與生活樣態對人的行為的影響；三.一個政治人物角色的改變，使得他對相同的人際關系的處理方式亦發生改變。比如在對待諸兄弟的態度這個問題上，做皇帝前以“情理”為主、呵護兄弟之情，而做皇帝后則就會以皇權的穩定為標準，這種改變用來解釋雍正繼位后的一些政治舉措與繼位不同的原因是容易理解的。

第三部分，關于史學觀念的知識考古。對于“雍正篡立”說本身做史學史上的正本清源，對我們重新來反思某些傳統的歷史觀念是非常重要的。關于雍正繼位的“疑案”，由于晚清興中會等革命黨從日本發現《大義覺迷錄》文本從而開始渲染，對滿洲皇族的丑聞的發掘具有以下時代背景：當時革命人士正處于以狹義的民族主義進行反清、反滿的宣傳的運動中；士大夫如梁啟超等以“新小說”作為革命武器的提倡；科學觀念的興起；革命派提倡的復仇等狹義之風的流行。正是在這樣的“文化環境”的綜合影響下，晚清士人構造了雍正篡位、呂四娘、血滴子等一系列“歷史故事”。清朝的“野史”，大概也從1902年后開始發達。而這些“故事”與“野史”，在晚清排滿與革命的時代風潮中，固然對革命動員與凝聚起過很大的作用。但不經過史學觀念的自覺，對其進行學理的思辨，則會成為誤導史學研究的重要原因。

吳秀良教授關于雍正繼位的研究，雖受何炳棣教授的啟發而展開，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即有Passage to Power: K’ang-hisand His Heir Apparent, 1661-1722.(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and London, 1979，中譯本名為《康熙朝儲位斗爭記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一書出版。他認為相比之下，此書所展現的僅相當于此研究的一個序論，現在所形成的書稿，是應用了多達三萬件的檔案文獻所做出的全面論述。我們有理由期待這一宏著盡快出版，以饗學林。

演講結束后，何炳棣、馮爾康、王戎笙、郭松義等教授發表了評論，認為吳秀良教授的研究結合實證研究與文化研究、檔案史料與文學、藝術等學科，對這個問題的所有環節進行細致考證與解釋，對清史學界具有很大啟發用。也對國內的歷史研究者，具有很好的借鑒作用。吳伯婭教授最后對演講進行了總結，代表清史研究室對何炳棣、吳秀良兩位教授的蒞臨表達了衷心的感謝。并表示要加強這種海內外的學術交流，以利清史研究的推進。

（魚宏亮，2010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