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文紀念偉大的華裔歷史學家何炳棣先生）

2010年，93歲高齡的美籍華裔歷史學家何炳棣先生應清華大學與楊振寧教授邀請，最后一次回到他早年求學的清華大學進行訪問。聽到何炳棣先生來京的消息，學界許多重要機構都有一睹這位具有傳奇色彩的歷史巨匠的風采的愿望。奈何由于先生年事已高，邀請方清華大學方面把關很嚴，只有極少數故交得以赴清華晤面外，外人很難得見真容。

中國社會科學院清史學科的許多老學者，都很熟悉何炳棣先生的研究和成就。尤其是《中國人口史（1368-1953）》（即《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更是我們中國史研究生的必讀書目。而2005年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何炳棣個人學術傳記《讀史閱世六十年》一書由于其直筆無隱的風格和波瀾壯闊的時代記憶，一時風靡海內外。所以很有希望能乘此機會請何炳棣先生交流一次。無巧不成書，與何先生同時回國的，還有原哈佛大學研究員吳秀良先生。吳先生原與清史研究室有些淵源，他到哈佛后與何炳棣先生有非常密切的接觸與交流，此次由于何先生高齡問題，稍晚一些的吳秀良先生于是陪同何先生一同回國，作為照應，其實吳秀良先生也已經70多了，但是身形依然矯健，聲音洪亮，中氣十足，堪當此任。我們清史研究室的室主任吳伯婭老師原來翻譯過吳秀良先生的《康熙朝儲位斗爭紀實》一書，因此與吳先生保持著聯系。聽到此消息，吳老師立即通過吳秀良先生，表達了邀請何炳棣先生來訪的愿望。經吳先生向何先生轉達后，何先生表示此次歸國訪問，由于年事問題，未安排任何學術演講活動。但他有意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進行一些交流。最后，何先生建議他與哈佛大學吳秀良先生一起到訪，由吳先生做一學術演講，他作為評議，交流一下他在美國近半個世紀的學術活動。這是何炳棣先生最后一次歸國為數極少的外出學術交流。

2010年6月1日上午10時，何炳棣先生終于來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彼時的歷史所清史研究室，老一代學人王戎笙、何齡修、郭孫義、赫治清等先生，依然有著學術活力，保持著每周返所與室里新進年輕人暢談學術人生的優良傳統。老一代學者的風格，是不講究級別與地位，只看重學術。何先生來訪，正好幾位所領導都有事，因此安排極其簡單，只通知了南開大學馮爾康、常建華等教授，其余都是本所學者。會議就安排在當時歷史所12層最東邊的小會議室，何炳棣先生與吳秀良先生進來后，也毫無其它客套程序，直接入座開始了講座。聽清華大學的老師講，作為一位國際重量級學者，清華此次邀請何先生來訪，每天早餐由校長陪同進餐。其余時間大多由楊振寧先生陪同。因此對于來歷史所后毫無任何鋪張和儀式，給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這也可以看出何先生保持多年的學者作風。

會前吳伯婭老師囑我做記錄和撰寫綜述的工作。因此我全程都在記錄會議的內容。吳秀良先生的講座內容我們比較熟悉，因此記錄比較順利。但何炳棣先生發言的部分，時間跨度非常之大，從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清華園的學習、西南聯大與美國學界的情況，涉及了許多人名、地點和事件，何先生雖然身體狀況良好，聲音洪亮，但是還是需要仔細分辨，反復辨識才能聽清。我印象深刻的是何先生對初到美國后，中國學者所面臨的種種困境的回憶。已經西方學界對中國學者，尤其是涉及到話語霸權的領域，對中國學者的打壓。他以自己的博士論文為例，這篇寫英國中世紀土地制度的論文，本來有著世界性的發現，即從中世紀英國的人口與土地單位，發現許多單位并不是人口與土地單位，而是納稅單位。這個發現到了中國史領域，就是“丁畝”這一概念的大發現。中國傳統文獻，包括實錄和地方志中的“丁、畝”等概念，過去學界都將其視為人口數字或者土地數字。但是何先生遍查近五千種地方志等文獻后，發現有大量帶有小數點的人口數字，這就引起了何先生的重視。他認為顯然，這不是人口數。結合梁方仲等先生的研究與何先生對英國土地制度的研究，他得出了丁畝等單位是納稅單位的重大發現。這一發現大大推進了中國古代土地與人口的研究，對經濟史有著重要的意義。所以，何先生在會上反復強調這一發現具有“世界性意義”。但是，由于一位審稿人的意見，導致何先生研究英國土地制度的博士論文一直未能出版。這后面是復雜的學術話語的角力。何先生每當談到早年中國學者不得不寄人籬下，為洋人學者做助手的時候，激憤之情溢于言表。他幾次談到某位掌握一定學術資源并編纂《清人傳略》的學者夫婦對華人學者無比刻薄的時候，依然表現出憤慨的表情（我反復聽了好多次才聽清名字）。可見早年中國學者的遭遇在這位93歲高齡老人中的深刻影響。但是，談話到最后，何炳棣先生也坦陳，自己由于性格耿直、剛烈，也得罪了許多人。他說他曾當面斥責某學者，為何對自己的同胞，如此刻薄。對此，他事后也非常后悔，覺得自己不應如此不留情面。

從華人學者與西方學術的相互糾結，到生活中的各種瑣事，何炳棣先生談了許多人生經歷。不知因什么話題談到老年學者的生活，當時何先生的夫人已經去世多年，他維持著一個人的生活狀態。他突然說道：“一個家沒有女人，就不像一個家。”過了一會兒，他又重復了一遍：“一個家沒有了女人，就不像一個家了。”，我們突然理解了一個93歲老人談到生活時落寞的表情。

會后，室里安排在長安大戲院一層的渝信川菜訂了個包間，宴請何先生和吳先生。這個川菜館總體上還是偏油膩和辛辣，我們生怕不對何先生胃口。但是何先生完全不以為意。大家席間談的很愉快，非常難得的是，何先生對一個“清炒絲瓜”評價非常之高，到了結束，他便問道：“我可不可以打包一個這個菜回清華？”大家哄然大笑，立即為他又點了一份打包帶走。讀過《讀史閱世六十年》的人都知道，何炳棣先生出身世家，雖然早年遭遇戰亂、流離，但他還是個美食家，對每個地方的美食非常講究。清炒絲瓜能得到何先生的青睞，是了不得的事情。席間，何先生談到他本來定期回臺灣參加“中研院”院士會議，但近來好多年沒回去了。我提到新科院士黃一農院士不久前來歷史所做過交流，何先生立即說，黃一農我認識，評院士的時候我投了他的票。我又提到張廣達院士最近也在臺北，何先生說，張廣達我還沒見過，但評院士的時候我也投了他的票。

2024年夏季，我與黃一農院士在微信上討論一個問題，我偶然提到何炳棣先生對“丁畝”概念的研究，立即引起黃老師的注意。幾月后，他發來了《“E文獻學”個案研究：以金代 <京兆府學瞻學舍地清冊> 為例》一文，在這個個案研究中，黃院士借助何先生對丁畝的概念的研究，搞清了為何古代房屋建筑會有半間、甚至0.75間的單位，這其實與租稅有關。我建議將此文推薦給社科院《文獻與數據學報》發表，得到黃老師的同意。可惜后來這篇文章被《香港中文大學中文學報》。一個偉大的發現，輾轉流傳對后人予以啟迪，正是學術真正的意義。

一周后，在我將演講綜述寫好發給吳秀良先生后，吳先生電話約我到住所面談。吳先生說何先生看到這個綜述，非常稱贊，認為寫的很好。我就將此放到歷史網站，作為親炙何先生的一個紀念。

2012年我在臺灣政治大學訪學，在臺北的誠品書店看到了剛由原臺大歷史系主任徐泓教授翻譯的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繁體版的出版。我坐在書店一口氣讀完了徐泓教授長達1萬多字的譯者序，對這部著作的及其價值有了一個深入的了解，其酣暢淋漓之感溢于言表。此后我便與徐泓教授取得聯系，邀請他到歷史所演講這個題目。由于何炳棣教授的歷史研究，與徐泓教授成了亦師亦友的忘年之交。也正是因為這部著作，我注意到明清史料中“強半、弱半”、“太半、少半”等詞匯，并不僅僅模糊表示數量的多少，在涉及土地、糧食、賦稅、人口的數目字中，強半、若半表示3/4與1/4，大半、小半表示大于1/2與少于1/2，太半、少半表示2/3與1/3。并將其在中古文獻中的應用等問題寫成《“強半”與“弱半”》一文，發表在《中國史研究》上。這些皆由服膺何炳棣先生之學術淵源，偉大的學術，有時候以排山倒海之氣勢改變一代之學術，有時候又以涓涓細流的形式，滋潤著后人。

2010年是何炳棣先生最后一次回到祖國。兩年后他就與世長辭了，作為美國科學院院士，亞洲學會主席，一代華人學界的宗師，完成了他輝煌的學術人生。他的《讀史閱世六十年》依然是讓人心潮澎湃的偉大著作，激勵無數后來學子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