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秦史》，劉九生著，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6年5月版

去年夏季九生兄從海外歸來，相約在廣州見面。我們已經分別了數年。和往年一樣，三句話就開啟了滔滔不絕的學術話題。和往年不一樣的是，這次忘情的暢談，居然十四個小時就匆匆過去了還仿佛意猶未盡，所談大多集中在他這次帶回國的一部書稿的內容。到了年底我收到了他的待刊書稿電子版，據說這是他從170萬字的初稿中選出來的七分之一的內容。他的整個思考和寫作從2015年下來延續了八年，可謂是稽古有得，八方求證，隨時札記，披沙揀金。由此凝練出這一部《重建秦史》。

歷史學本非我的“當行本色”。充其量我只能算是一個認真而熱情的歷史學讀者。我從文學領域起步所從事的中國美學史、中國傳播思想史等研究，推促我關注中國歷史學和考古學領域的各種進展和爭議。九生兄博學多聞，研精覃思，善于做“探井”式的研究。所謂“探井”是一種類似地質調查的手段，為了探明礦源礦脈，而采用定點勘查的方式。他過去所做的“黃巾口號之謎”、“秦始皇帝陵近臣侍衛郎官俑”等研究，大多是慧眼獨見，開掘極深，拓面極廣的題目，展開來常常就顛覆了人們習慣性的歷史認知。在這部新作里，他揭破的是一個延續了數千年的關于“沙丘之變”的彌天大謊！

人們都很熟悉“沙丘之變”的故事：秦始皇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作第五次天下巡游，至沙丘突暴病而亡。宦官趙高伙同丞相李斯，秘不發喪，矯詔賜死長公子扶蘇和大將蒙恬，扶持幼公子胡亥繼位篡奪朝政。“沙丘之變”后，秦二世在趙高的操縱下倒行逆施，誅殺其所有兄長和秦朝功勛重臣連同參與“沙丘之變”的李斯，遂釀成天下大亂秦朝覆滅的下場。這個故事經由司馬遷的《史記》生動記述，廣泛傳播數千年已成歷史“定格”。

人們愿意相信這是一個“歷史真相”：專制暴君總有老天爺突然索命的厄運；宦官便嬖險詐、權臣猥瑣自私勾結成奸；忠臣孝子終必蒙冤；天下苦秦積怨深刻，沙丘之變便是秦朝暴政的“報應”。“沙丘之變”是秦朝政治的一個突發的戲劇性的“轉折點”，經此一變便是江河日下，反叛蜂起，不可一世的秦帝國，迅速分崩離析。太史公的敘事高度契合于當時人們對“暴秦”垮臺的期盼，契合于人們對構成事變場景的各類角色的性格面貌的預判，契合于閱讀歷史故事時的憎惡或惋惜的心情。一旦這種契合發生，歷史敘事就具有了令人信服的力量，所謂“歷史真相”便由此誕生。更何況這一敘事出自于堪稱“史圣”的太史公筆下呢。

但是，在兩千一百年后，地下突然冒出來兩件文物：一件是2013年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發掘出來的秦簡《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詔書》，一件是由北京大學收藏繼而整理公布的西漢竹書《趙正書》。這兩件文物不約而同地否定了那個戲劇性“沙丘之變”純屬子虛烏有，胡亥之繼承帝位原是秦始皇去世前與親信權臣議定的結果。至于胡亥繼承帝位之后的政治失敗是與他的“合法繼承”沒有關系的。由《趙正書》所展現的李斯悲劇也和《史記》的敘述大相徑庭。據九生講，盡管他一早就注意到這兩件文物對于秦漢史主流敘述的顛覆性意義，一直建議其他中青年學者對此題目加以關注和深研。但由于各種原因沒有得到積極回應。后來學術界圍繞究竟該信《史記》還是該信《趙正書》而發生爭議，各執一詞莫衷于是。

我看九生這部著作的切入點和落腳點，雖與這件學術公案有關，但其立意卻不局限于此。全書由199條札記構成，直到第152條起才開始對《趙正書》作正面的辨析。全書絕大部分內容卻是用來對《史記》所敘述的“沙丘之變”這一曠古謊言進行證偽。九生將這一謊言比喻為9層“連環套娃”（見從第85條到第92條札記的集中辨析），他主要運用外證法，兼用內證法和推證法，來揭示《史記》中這一歷史敘述的破綻。他所用的外證材料主要是歷年出土秦簡、虎符、銅車馬等文物文獻，還有科技史、古天文學、交通史、法制史、民俗禮制史等學科的成果；其所采用的一項內證則是將見諸《史記·秦本紀》《秦始皇本紀》《六國年表》里“載日月”的凡9見時間記載一并列出，揭破所謂“沙丘之變”的時間即“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純屬虛假時間；他所用推證方法，則是根據秦朝官制設置、文書行政管理體系、交通郵驛管控體系、秦王族宗廟制度、王位繼承慣例等所進行的合理推論。他關于秦始皇兩個兒子“扶蘇”和“胡亥”名字的論證，特別是根據秦皇篤信的“五德終始”觀念，將秦帝國以“亥”月為歲首的圖騰命運與“胡亥”嘉名意蘊聯系起來所作的辯證，是富有想象力又符合古代邏輯的，這為秦始皇對幼子胡亥的偏愛及傳位屬意作了有力的說明。

傅斯年先生說歷史學就是史料之學。這話只有片面的道理。文獻資料不會自己講話，除非人們知道如何去考察和運用它們。文獻材料如何轉變為證據，取決于歷史“偵探”的意圖和方向；文獻材料如何轉變為敘述素材，更取決于歷史敘述的價值設定和情感取向。而任何先驗的歷史價值觀及情感取向與歷史“偵探”所要求的客觀真實性（或實證科學性）之間構成了歷史研究的張力。盡管歷史研究的實證科學規范如同“鐐銬”一樣控制著歷史學家的想象和書寫，使之與文學書寫相比，猶如刻契較之潑墨，顯得更加艱巨也更加鑿實，但是歷史書寫的主觀性脆弱仍是不可否定的。九生希望他自己能夠多少擺脫掉這種“主觀性脆弱”，八方搜證，多面駁正，用以堪破如高山仰止的太史公敘述中的“主觀性脆弱”。這項工作之勇猛大膽，之石破天驚，之顛覆固見，令他自己都無法從容安寧。這種深陷其中不由興奮的自我感覺，不時溢出字里行間。歷史學家將史料轉變為證據，再把這些證據和其他史實比對綴合構成相對完整的證據鏈，得以重構歷史場景。要將一個歷史成說證偽為一個歷史謊言，這需要巨大的學術勇氣和學術使命感。

九生對于“沙丘之變”的證偽，我以為是堅實有力的。但是也還存有一點疑惑。因為他在論述中一再說“沙丘之變”謊言的原創者就是造成秦帝國覆亡的罪魁禍首趙高。（在此我們還沒有看到直接的證據。）我想，如果認定《趙正書》的敘述更接近于歷史的真相，那么這段決定了秦帝國命運拐點的故事，其實是分為兩幕。第一幕是秦始皇駕崩到胡亥繼位；第二幕是胡亥寵信趙高專政倒行逆施。在第一幕中趙高是局外人，他只是在胡亥繼位后“大赦罪人”免其隸臣身份擢升為郎中令之時才耀武揚威登上歷史舞臺的。趙高他既然身份合法為何要制造出“沙丘之變”的謊言呢？在虛構的“沙丘之變”的場景里趙高是身居禁中懷揣玉璽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陰謀家的反面角色。趙高自己當然不會將自己定位在這種反面角色里的。從《史記》里面的其他敘述可以內證“沙丘之變”的傳言在陳勝吳廣起義之時和漢高祖駕崩之前就已經是社會上普遍共知的了。九生在本書里將此社會謠傳作為太史公采信錯誤的原因。因而我在這里不妨推論，“沙丘之變”的故事可能就產生于秦二世昏聵趙高專權而引起各種社會勢力蠢蠢欲動的那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歷史瞬間。“沙丘之變”更大可能是一個無形社會的集體創作的謠言。所有憤恨秦二世和趙高濫殺宗族功臣的人們、仇恨秦王朝君主專制的人們、眷念故國宗法傳統期盼復辟的人們，怨苦常年征戰和徭役的人們，都在這個謠言的創作和傳播中寄托了他們的情感。而要分清楚什么是謠言的原創，什么是謠言的傳播又是何其困難。

從傳播史的角度來看，謠言的創作是無從尋根也不必刻意尋根的。重要的在于歷史場景的相似性經常造成人們傳播行為的模仿性。這便是從趙武靈王的“沙丘之變”又演變出秦始皇的“沙丘之變”的敘述學模版。橫掃六合的曠世雄主一朝崩駕，他所建立的強大帝國大廈頃刻就陷入到巨大的危機當中。如果胡亥忠謹而睿智、勇毅而沉斂、善守而善為，這一震蕩或可逐漸平息。如果適得其反，這“沙丘之變”的謠言便是秦帝國合法性動搖的第一塊骨牌。我們毫不懷疑，“沙丘之變”的謠言和大澤鄉的暴動在話語行為節奏上天然契合是絕非偶然的。

我想發揮這樣一種說法，歷史學家應該是特殊的“食人獸”，而不是“戀物癖”，他不該滿足于“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而是本能地在史料化石上邊嗅出“人”的氣味來。九生之所以從“沙丘之變”下手來戳穿一個歷史謊言本意是要恢復歷史的真相。而揭示歷史真相從來都是歷史學家最莊嚴的使命。謊言和謠言，其差異化的話語功能還是頗堪玩味的。在特殊歷史時刻誕生的謠言是專制制度下發動社會怨恨的公共性手段，也是啟動社會情感想象并將此情感動力導向社會動亂的最佳策略。此類謠言還具有測試政治風向、力量對比、凝聚反抗的“石蕊試紙”般的效應。然而特定歷史場景中的謠言一經載入青史，對于后代人們來說，誤讀為信史記錄，便轉化為一個巨大的謊言。這謊言中的所有場景、人物、細節要件，反過來卻又成為后人歷史認知的概念框架。

九生如是概括他這本書的構思：以“沙丘之變”——謊言就是真理的古老題目為圓心，以漢家正統論或暴秦論為半徑，以秦科學與文明為背景。這是他這本書不同于學術界爭辯《史記》敘事和《趙正書》敘事孰是孰非的地方。在他看來更加重要的是，何以由“沙丘之變”謊言建構了太史公的秦史敘事，又如何由此敘事關聯到漢代以來的“暴秦論”認知框架，并由這一認知框架“壓低了”中國人對秦文明的整體認識水平。揭破謊言只是他撬動人們歷史認識誤區的一個銳利的鑿擊！

九生憑著他爛熟于心的史料積累以及幾十年對秦文明全方位的研究，痛感秦漢史和通史研究中對秦文明的世界性偉大成就的嚴重估計不足，未能充分吸收科技史等其他相關學科的成果，至今在大眾史學的一般常識中“暴秦”仍然是邪惡之龍的形象，這阻礙了中國人對自我文明雄奇價值的認同。因此他在書中多處完整引述了考古學、科技史等學科對秦文明研究的豐富成果，以廓清“暴秦論”的認知霧霾。

歷史研究中的道德主義和歷史主義的二律背反，常常是歷史學家不能避免的巨大糾結所在。中國史學從巫史傳統和史官文化延續下來，其本色就是政治史學，她關注的是世代興亡之所由，結穴在資治通鑒之可行。這就使得客觀性認知和主觀性利用必須融合為一體，使道德主義和歷史主義之間的矛盾盡可能化為無形，用道德主義和實用主義統攝歷史話語的建構。真實的歷史往往是血與火的歷史，而表述的歷史則是正與邪的歷史。同樣的作為生存版圖擴張手段或新社會產婆的暴力，在不同的敘述話語中呈現出決然不同的形象。武王克商勢必要建構出商紂王的淫虐邪惡形象，劉漢代秦也必須以“暴秦”作為漢家正統的反面教員。沒有這一反襯何以營造新王朝的至上權威？“暴秦論”是從“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那個時刻就開始的，與秦帝國滾滾戰車伴隨始終的噪音，從四面八方旮旯拐角不斷涌現不時沉浮的噪音，它是那個革命時代的復調情緒，它不時渴望著一個歷史的缺口，得以形成巨大的海嘯。但是，這只是一種時代的心態氛圍。只有當新王朝重樹新權威的時代要求出現，并轉化為自覺的意識形態建構行動的時候，“暴秦論”才會獲得它的理性話語形式。九生在書中將“暴秦論”話語建構與“沙丘之變”謊言制造聯系起來的考察，深入揭示了秦漢之際政治嬗變的邏輯。由此我們也能對司馬遷這樣偉大的歷史學家的局限性報以同情的理解。每個時代的歷史學家都可能依附他那個時代的普遍的思想方向，并深受某種時代心態氛圍的影響。時至今日的一些歷史學家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暴秦”在中國歷史話語中的原罪形象，何以構成人們對秦文明的持久漠視？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特別是當近幾十年關于秦代的出土文物越來越多，春秋戰國至秦漢的文明模式的重塑的研究，勢將成為一個綜合性更高、輻射面更廣的領域。秦帝國對中華文明的巨大影響，絕不會因為它短暫的歷史而磨損。決定這一影響的關鍵應當是在它空前的制度創新方面的成就。特殊的傳統和觀念的植入使得濫觴于華夏東部地區的那些新思想新制度得以在西部秦立足植根開花結果。人決定了制度選擇，制度又創造了新的人。制度文明是秦文明的核心要義所在。無論是君主專制，還是郡縣行政，還是軍國一體，還是兵民合一，總而言之，所謂“暴力”的秦帝國，實現了對國家和社會的結構要素的重組，即實現了全國人民的“摶力”。這種“摶力”是對于自商周至春秋的宗法禮制社會的解構和重構的結果。沒有這種“摶力”，都江堰、靈渠、萬里長城、掃平六合、拓疆南海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九生這部書里實際上是貫通著對于秦帝國的這種整體性的理解。問題是這種所向披靡的“摶力”為何在短短的三四年中便分崩離析？歷史前進的必然性和前進中的曲折性偶然性的矛盾使得實際呈現的歷史場景撲朔迷離異常詭譎。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低估了社會慣性和惰性的力量，實質上這都是由盤根錯節的利益格局所決定的。演進激烈的國家機器一旦出現脆斷的間隙，便是社會沉積泛起的絕妙機會。伴隨著漢家正統論的登臺，是宗法分封制度的復活。然而歷史畢竟有其不可逆轉的趨勢，于是宗法分封制度再也不能以宗周禮樂文明的理想形式直接復活，而必須和秦帝國的新制度遺產即君主專制制度和郡縣制度整合嫁接，由此完成了宗法專制國家形態的和合與共，或許這是漢祚長于秦政數百年的根本原因？

閱讀九生的著作讓我分享到歷史學家視界的愉快。歷史研究除了她的無可避免的艱辛以外，還有她給予讀者的獨特的美學愉悅。九生是一位有詩性氣質的歷史學家。這一點我在四十多年前就已經領教過了。1975年夏天我和他都作為當時的工人理論隊伍成員，參加了陜西省出版局《商君書》評注小組的研討活動。他來自東方廠，我來自省印刷廠。也是在那個時候我們結成親密的兄弟。但那時九生已經在文史領域里自學積年，無論學識還是經驗都是領航的兄長和治學的楷模。在咸陽市委黨校的院子里，一邊沐浴著夕陽散步，一邊聽著九生和孫達人老師熱烈討論秦史和唐詩，思緒在《商君書》和《竹枝詞》之間跳躍，也是愉快而奇特的收獲。后來我到北京讀書期間，又有幸成為九生的第一部著作《循環不息的夢魘》的組稿者，充分領略到他的詩性史學的書寫風格。如今九生兄的思維和文字依舊元氣充滿，可謂是“萬里歸來顏愈少”，懷赤子之心，發驚世之問，著雄辯之文。秦川大地，地不藏寶，這一部《重建秦史》是應該得到大地的回聲和人心的共鳴的吧！

來源：吳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