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他被指定擔任西北地區召集人，試圖推辭時領導勸他不要太世故，要勇于擔當，你怎么看？
1971年9月的一通加密電話，把西北戰備會議的召開推上日程。蘭州軍區指揮部里，冼恒漢聽完指令，摘下耳機，沉默良久。參謀悄聲問：“首長，咱們怎么辦？”他只回了一句：“命令既下，責無旁貸。”語氣平靜，卻透著壓力。
誰能想到，眼前這位神色凝重的中將，35年前還是湘黔邊地的青年赤衛隊長。1936年，他跟著紅二方面軍千里轉戰扎進陜北時，才二十來歲。那會兒，他只曉得服從命令、帶好隊伍；至于哪天會在黃河上游兼管幾省軍政大局，連做夢都沒想到。
西北在軍事區劃上的第一次巨變發生在1955年。原來的西北軍區一拆為二，烏魯木齊走出了新疆軍區，蘭州成了新軍區的大本營。人手一下緊張起來，許多老將被調去各大戰區，冼恒漢卻留下——不是因為資歷最老，而是政治工作需要穩得住的人。那時候，他已在彭德懷麾下干了幾年政治部主任，熟人都說：“冼政委是能讓刺頭老實吃飯的人。”這種“黏合劑”式本領，正是西北最缺的。
進入60年代，形勢急轉直下。運動風暴席卷各地，地方班子動輒解散，西北五省區更是山高路遠、信息封閉，誰來管都成了問題。中央決定讓軍隊“支左”，于是，“三支兩軍”的大蓋帽涌進了各地機關。冼恒漢在1967年被推到甘肅第一書記的位置，肩膀上多了兩副擔子，一只屬于軍營，一只屬于省委。他笑稱自己“白天是書記，晚上還得點名”，實則寢食難安。
到了“九一三”事件之后，西北局形同空殼，甘、陜、寧、青、新各拉各的旗。北京判斷：邊陲不能散，必須有人能拉得住場子。電話里，中央首長口氣堅決：“西北這一攤子，你來挑。”冼恒漢起初也想推，“還有李瑞山、胡繼宗，他們熟地方。”答復卻很干脆：“越是僻壤，越要熟悉軍隊與地方兩張網的干部，你別謙讓。”掛斷電話，他只能苦笑，“看來躲不過了。”
接下來的幾個月，他頻繁穿梭于蘭州、銀川、西寧之間，調兵、安置工礦、協調物資。鐵路是命脈，偏偏蘭州鐵路分局的派性沖突最烈。一次會議上，雙方爭得面紅耳赤，有人拍桌子高喊：“必須先把他們拿下！”冼恒漢抬手制止：“護鐵路是共同底線，槍口不能對著自己人！”會場安靜了片刻，又燃起新的爭執，妥協難尋。
過度消耗的精力難免帶來判斷失衡。1977年春，甘肅鐵路局再次爆發群體性停工，局勢險些失控。冼恒漢在現場講話，幾句情緒化的批評被摘錄上報，被認定“偏袒一派”。4月，他被召回北京，所有職務同時免去，行政待遇降為師級。西北軍區老部下送行時紅了眼眶，他擺擺手：“我這把老骨頭，扛得住。”
離任后，他被安排在北京某機關做研究工作，五年間悄無聲息。1982年，組織批準他回蘭州安居。那座黃河穿城而過的地方，是他半生心血所在。三年后，軍委調整老干部待遇，他的級別恢復到正軍，補發了差額薪金。探望的老戰友問他憾不憾？他哈哈一笑：“西北山高路遠，咱們走過的坑洼多，能善后就是福。”
回望冼恒漢的履歷，幾乎每一步都踩在制度轉換的關口：紅二方面軍到西北野戰軍，是生死磨礪；西北軍區拆分，是組織重塑；文化大革命，則是軍地權力的再分配。邊陲治理缺人手，便把軍中政工干部推向地方；風浪一來，失誤也被放大成錯誤。有人說他謹慎過頭，也有人批評手腕不夠硬，但在漫長的27個歲月里，甘肅、寧夏大多數部隊與地方系統能在動蕩中維持基本運轉，這位中將的斡旋功不可沒。
冼恒漢去世后，蘭州軍區檔案室翻出了多本他當年手寫的會議筆記，字跡瘦硬，每頁頁眉都用紅筆寫著“西北安定”。紙張早已發黃，卻透著當年的決心。那段歷史或許讓我等后人難以簡單評功定過，但倘若把目光移向黃沙漫天的隴原曠野，會明白：在無數看不見的節點上，總有人把責任主動扛起，即便代價是沉重的個人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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