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首席記者 劉棟

當地時間2026年6月26日，法國巴黎，因熱浪影響，當地電子產品商店的制冷電器需求激增，部分空調和風扇型號已售罄。視覺中國 圖

凌晨兩點多，張瑋還是無法入睡。她兩歲半的孩子在床上翻來覆去，小臉漲得通紅，一遍遍喊著：“太熱了，睡不著?！?/p>

對于張瑋全家來說，6月24日是法國這一輪極端高溫中最難熬的一個夜晚。前幾天，她還覺得勉強能撐過去，至少到了晚上，孩子還能睡著?？赡翘煲估?，風扇已經吹不出涼意，熱氣像凝固在屋里，怎么都散不掉。孩子從一點多開始鬧，直到凌晨兩點多才勉強睡著。

張瑋卻完全不敢松懈。她一遍遍伸手去摸孩子的身體，擔心她是不是發燒或中暑了。她知道那種恐懼里有母親本能的不理性，但那一刻，她的害怕是真實的。等孩子終于睡著，她拿起手機，開始搜索附近有空調的酒店。

她原本想，也許應該去更遠一點、去鄉下找個涼快的地方躲幾天。但丈夫還要上班，帶著孩子跑遠并不現實。最后，她找到了一個離家步行20分鐘的公寓式酒店，訂下了三晚。下單前，她看到酒店備注里寫著：晚上10點到早上8點之間不能制造噪音。她盯著那行字猶豫了一下，前一晚孩子已經熱得幾乎整夜不睡，她無法保證接下來不會吵鬧。但到了那一步，她已經顧不上了。

等真正入住時，她才發現，自己并不是個例。酒店里幾乎到處都是帶著孩子來避暑的家庭。前臺排隊的幾位住客都說，她們就住在附近，家里熱得根本沒法待，大人都受不了，更別說孩子。那一刻，張瑋突然意識到，自己像是成了一個“氣候難民”。

這個詞她以前只在新聞里見過，往往和被海水淹沒的島嶼、被干旱逼走的農民聯系在一起?？稍诜▏鴸|部城市南錫，在這場看似沒有硝煙、沒有洪水和廢墟的高溫里，她第一次真切體會到：當一個人被高溫逼得無法待在自己的家里，只能臨時尋找一間有空調的房間棲身，那也是一種被氣候逼迫的遷移。

在酒店的三天里，她覺得自己像被隔離了。窗戶不能打開，通風完全依靠酒店內部的空調循環系統。她幾乎聽不到外面的聲音，也不知道外面究竟熱成什么樣子。外面的輻射依然強得可怕，她把窗簾拉得嚴嚴實實，只有在早晨陽光還沒有直射的時候，才會短暫打開一下。孩子偶爾出去走幾步，就立刻說不要走了，要回家。

張瑋意識到，這場高溫已經徹底改變了人們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很多人都不做飯了，因為在家開火是一件非?！鞍嘿F”的事，不是指錢，而是溫度成本。她丈夫的同事曾說，自己在公寓里煎了一個西葫蘆，屋里溫度就升高了一度。所以那段時間，大家吃的幾乎都是冷食、沙拉或者超市里的現成三明治。她在附近家樂?？吹?，帶空調的超市里擠滿了人，水常常賣空，沙拉和速食食品賣得特別快，電風扇和空調的貨架也早就空了。

外界常常不能理解法國社會對于空調的排斥。但張瑋說，到了這種時候，關于空調的爭論已經沒有太大意義。她理解空調不是長期解決方案，也理解生態學家、環保主義者對空調的警惕，她丈夫本人就是生態學家，也是典型左派，平時本能地反對用空調。但她也直言，當一個家庭的“生存”都成了問題時，空調就不再是理念之爭，而是現實之需。她認識的一對夫妻平時生活方式極其環保，騎自行車、吃有機食品，可這次熱浪中在熬過了第一個禮拜后，直接去買了空調?！耙驗闅w根結底，這已經是生存問題?！彼f。

全城尋找冷氣的人：咖啡館、圖書館和酒店成了臨時避難所

在法國這場持續兩周多的極端熱浪里，張瑋的經歷并不孤單。越來越多的法國人發現，當家不再是可以躲避酷熱的庇護所，如何生存下去就變成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在巴黎，作家莎拉·威爾遜（Sarah Willison）把這場求生體驗完整地記錄在博客上。她所住的公寓是原為奧斯曼建筑頂層仆役住所，如今被改造為僅15平方米的迷你公寓，緊貼于深灰色鋅質屋頂之下。在高溫最嚴重的時候室溫達到43℃，夜間仍有38℃。

她在郊外森林的帳篷里睡了幾個晚上，又試著回到自己的公寓熬了三個晚上。每到傍晚，她抱著電腦在城市里四處流浪：從共享辦公空間到酒店大堂，到健身房沖冷水澡，再到公園把腳泡進噴泉里，熬到凌晨一點才敢回家。回家后，她打開所有窗戶，在風扇上搭濕毛巾，裹著濕床單，穿著冷凍過的襪子，手里握著冰磚。但不到兩個小時，這些臨時降溫工具就全都變得又干又熱。到了第七天，她終于在WhatsApp群里發出求助信息，尋求一個真正可以睡覺的空調空間。

她寫道，“人們的生活和日常秩序正在瓦解，做飯、清潔、洗滌全部暫停，許多人被迫住進高價酒店，整天都在應付高溫、尋找解決方案，你被完全困住了。”

并非所有人能長期住得起酒店，更何況巴黎僅有25%的酒店裝有空調。威爾遜白天的“避難所”是巴黎城里一間少數有空調的咖啡館。她常常待在這里一整天，店里擠滿了人。孩子們在下棋（學校已停課），老人安靜讀書，有人低聲開著Zoom會議，還有一位女士戴著耳機拿著指揮棒，對著平板電腦上的樂譜排練。所有人都在盡可能維持日常的體面，可他們聚在這里的真正原因只有一個：大家都是“空調難民”。

社交媒體上，一場關于“哪里有冷氣”的信息交換在瘋狂進行。人們不斷更新哪家酒店大堂可以坐、哪家咖啡館有空調、哪個商場最涼快、哪座圖書館還在開放。高溫把城市中的消費空間、文化空間、辦公空間重新定義成了生存基礎設施。

更大的范圍里，避暑空間正在被極限挖掘?！妒澜鐖蟆穲蟮?，有人躲進裝有空調的法院審判廳整天聽庭審，有人在殯儀館中專為家屬準備的空調休息室度日。在城市地區，圖書館、電影院和博物館等文化空間成為熱門去處。與此同時，鄉村居民則涌向森林、河邊或山區露營地尋求清涼，但同時也造成了創紀錄的溺亡事件。

不少人選擇延長在有空調辦公室的工作時間，或前往教堂、市立游泳池及大型商場避暑。53歲的企業主克里斯托夫·佩魯沙甚至幽默地描述了自己一天內六次光顧冷凍食品店的經歷。他在店內反復研究商品標簽，排隊結賬的隊伍雖長卻無人抱怨。

這場熱浪中一個與“中國有關”的意外插曲是：中國企業推出的免打孔移動分體式冷氣機被歐洲民眾視作“消暑救星”，銷量暴增，多地賣到斷貨。一名奧地利消費者在社交平臺上展示了他如何花兩天時間在奧地利全境尋找到最后一臺移動空調，并在熱浪抵達之前將其買回家的全過程。

高溫之下，這個曾經以露天咖啡館、浪漫街景和慢節奏生活聞名的歐洲國家，正在變成一個巨大的避暑現場。人們不再是為了喝咖啡、看展覽、購物或工作而進入某個空間，而是為了找到一個可以暫時喘口氣的地方。

系統開始失靈：托兒所、交通、醫院和公共機構如何被高溫擊穿

真正讓張瑋感到震動的，不只是自己一家在高溫中的狼狽，而是她發現，整個社會的運轉都開始在熱浪中變形、失靈。

那天夜里決定逃去酒店之前，她在已持續了一周多的熱浪中感受到很多異常。她在大學工作，高溫最嚴重的那幾天，學校經常臨時宣布下午關閉。因為建筑內部實在太熱，既沒有空調，也缺乏有效的遮陽設施。學校里有許多建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現代主義風格建筑——大面積玻璃幕墻，沒有遮陽板，在極端高溫下幾乎像一間溫室。

她還記得，自己在大學咖啡廳寫文章時，看到一對明顯不是學生的中年穆斯林夫婦坐在那里避暑。那個地方沒有空調，只是相對通風稍微涼一點。兩個人就那樣默默坐著，不說話。她一眼就明白，他們大概也是因為家里太熱、無處可去，才來到這里。而那個女人還必須從頭包到腳。后來，連這個咖啡廳也在下午兩點半關門了。張瑋不知道，他們接下來又能去哪里呢？

類似的情形在巴黎更普遍。多家圖書館因空調故障被迫關閉或縮短開放時間，盧浮宮也臨時調整了開放安排。高溫不僅讓這些公共文化空間失去服務能力，也讓它們本應承擔的“公共避暑點”功能大打折扣。

熱浪對基礎設施的擊穿遠不止于此。更大的系統失靈正在蔓延。巴黎一列地鐵在地下發生故障時，乘客曾被困在接近50℃的高溫中長達一小時。全國范圍內，包括歐洲之星在內的鐵路線路都已停運，鐵軌在高溫下出現彎曲變形，甚至高速公路也出現熔化。法國的幾座核反應堆因排放到河流中的冷卻水溫度過高而被迫關閉或減速運行。

公共交通、能源系統、文化設施、教育場所，這些看似穩定的現代城市支撐結構，在極端高溫面前同時暴露出脆弱的一面。

醫院則承受著最直接的后果。雖然此前巴黎政府已經禁止在公共場所飲酒，因為酒精會加速脫水并麻痹對中暑的感知，極易誘發致命的熱射病、心血管突發急癥以及溺水等高危意外。但這似乎仍無濟于事——大量脫水、熱射病、心臟驟?；颊吆图本入娫捗刻煸谟咳爰痹\系統。

最糟糕的情況不可避免地在發生。法國國家公共衛生機構稱，在熱浪最嚴重的幾天里，全國比平時多出約1000人死亡，85%的死者年齡在65歲及以上，但所有年齡段的死亡人數都在增加，尤其是在巴黎地區，醫院、養老院和家庭中的死亡人數增長尤為明顯。

張瑋對孩子所在托兒所的擔憂更強烈。高溫中，她發現托兒所里連一臺電風扇都沒有，甚至連溫度計也沒有。這意味著工作人員連哪間房更熱、哪間房相對涼快一些都無法準確判斷，更不要說為孩子及時調整活動和午睡空間。她一度不能理解：在一個極端高溫日益頻繁的國家，照護幼兒的場所為什么還會如此缺乏最基本的防暑設備？

她嘗試通過家長委員會推動一些改變，比如增加遮陽設施、添置風扇、討論更長期的降溫方案。但她很快意識到，這個系統的反應遠比高溫來得遲緩。有人覺得“現狀已經處理得不錯”，因為孩子們可以臨時被安排去附近養老院的涼快空間午睡；也有人首先想到的是，任何改造都要符合層層規范和標準。對張瑋來說，這種“先證明程序沒問題”的應對方式，和熱浪對現實生活的直接沖擊之間，形成了鮮明反差。

“法國社會在某種程度上生活在一種鴕鳥式的‘否認’里。大家不是不知道問題，而是更傾向于維持現狀，回避真正的改變?！彼f。

后來，她在酒店碰到另一位法國父親。對方也有年幼的孩子，也同樣覺得托兒所和幼兒機構在高溫應對上遠遠不夠。他告訴張瑋，法國很多事情都需要層層審批，所有人都在討論，卻沒有任何一個人真正負責，最后的結果往往就是什么都沒做成。

張瑋聽完深有同感。她說，這正是她對法國社會最強烈的批評之一：官僚體系龐雜冗余，效率極低，而在這樣的系統里，面對越來越頻繁的極端高溫，反應卻總是滯后的。

她并不否認法國和歐洲這些年在氣候適應上的一些努力。她提到，2003年熱浪造成大量老人死亡后，法國養老院普遍都被要求配備空調和避難措施，醫院也有相應要求。政府對老房子的隔熱改造也有補貼，住房還有從A到G的能效評級，評級過低的房子甚至會被要求翻修。她承認，歐洲并不是“什么都沒做”。但問題在于，這些努力顯然還遠遠不夠，整個社會并沒有真正為今天這樣的高溫做好準備。

在她看來，高溫中的不平等尤其明顯。她說，這次經歷讓她真正理解了“氣候難民”是什么意思。過去她只在新聞里看到太平洋島嶼被海水淹沒，居民被迫遷離，覺得那是“氣候難民”。而這一次，她自己在法國也短暫成了一個氣候難民——她無法在家里生活，只能逃到別處去。而她已經算幸運，因為她勉強還有能力負擔三晚酒店的錢。但還有多少法國人，沒有這筆錢？還有多少人住在頂樓、住在更差的房子里，根本沒有選擇，只能硬熬？如果家里孩子更多，就更不可能搬去酒店。真正受傷最重的，往往還是窮人。

她回憶，那天高溫最嚴重的時候，自己已經被逼到必須承認“這就是一種災難。只是這種災難不像地震、洪水那樣有顯而易見的破壞，它沒有轟然倒塌的房屋，也沒有撲面而來的洪水，看上去似乎一切還在正常運轉，但實際上，它已經讓很多人失去了正常生活的能力。”

“氣候先鋒”為何準備不足：當減排敘事撞上生存現實

這場熱浪也讓很多生活在法國的人重新認識了一個問題：為什么在全球氣候治理敘事中長期被視為“先鋒”的歐洲，會在越來越頻繁的極端高溫面前顯得如此準備不足？

從廣東搬到巴黎的何昕，以一名孕婦的身份親歷了這場“生存實驗”。她記得，這輪高溫從6月中下旬就開始了，來得比她印象中的巴黎夏天更早。最讓她難忘的是夏至音樂節那天晚上，她挺著孕肚乘坐RER A線和B線去市中心，車廂里的空調幾乎等于沒有。返程時，B線更是完全沒有空調。她在車廂里被熱得頭暈，幾乎站不住，雖然有人提出讓座，她卻寧愿站在車門邊，因為那里至少還有一點空氣流動。

對她來說，更難熬的是夜晚。她過去對巴黎的印象是“白天熱、晚上總會涼下來”，但這一次不同。白天熱，夜里仍熱，出現了她只在中國南方城市經驗中聽過的“晝夜復合熱”。家里因為養了貓，夫妻倆甚至討論過夜里要不要開門通風，最后只能靠凍冰塊給客廳降溫。孕婦夜間怕熱，“一睡著全是汗”，她只能靠大量喝水和綠豆水硬撐。

何昕的困惑并不只是來自身體的不適，更來自一種制度層面的反差。在廣州生活時，她當然知道南方夏天更熱，也知道高溫帶來的各種健康風險，但商場、醫院、交通系統和公共空間幾乎都配備空調，整座城市在應對高溫方面有一套相對成熟的經驗。相比之下，巴黎更像是在臨時應付。

她認為，歐洲長期以來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了“減緩”氣候變化上：碳排放、綠色建筑、能源等級、碳交易等，這些制度設計都相對成熟；但在“適應”層面，無論是建筑設計、空調配置、公共避暑設施還是對脆弱人群的保護，都明顯滯后。很多建筑是為寒冷氣候設計的，強調保溫，到了夏天反而更容易蓄熱；歷史建筑保護、鋅屋頂改造限制、空調安裝受限、成本與生活習慣，也讓降溫設施遲遲沒有成為普遍基礎配置。

巴黎那些標志性的灰色鋅屋頂，就是這種矛盾最典型的象征。從空中望去，它們浪漫、統一、富于歷史感，是這座城市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對住在頂層小公寓里的人來說，這些屋頂在熱浪來臨時更像巨大的集熱板。研究發現，在高溫環境下，巴黎與熱相關的死亡風險在歐洲首都中居于最高水平。

專家也指出，歐洲的適應滯后帶有明顯的歷史和制度慣性。德國漢斯·賽德爾基金會浙江代表處首席代表Dominik Sprenger向澎湃新聞表示，直到不久前，歐洲夏季仍相對溫和，建筑、法規和公眾預期都基于這一假設建立起來。如今熱浪頻率和強度迅速增加，但許多公共機構仍在按“已經不存在的氣候條件”運轉。學校、醫院和療養院中空調受限，不只是技術或成本問題，更體現出制度調整慢于氣候變化本身。

克萊恩斯歐洲環保協會（ClientEarth）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龍迪（Dimitri de Boer）也指出，歐洲在氣候適應方面已落后于許多其他國家和地區。作為全球變暖速度最快的大陸，氣候變化正越來越深地影響日常生活。他強調，適應措施首先應保護脆弱群體——老年人、女性、兒童和低收入人群，因為他們承受的沖擊最重。除了空調等工程手段，樹木、植被和水域等自然生態系統，也能有效提供遮蔭和局部降溫。但歸根到底，化石燃料的持續燃燒，仍是引發極端高溫的根本原因。

法國去年發布了一份長達388頁的國家適應計劃，包含52項措施；倫敦近期也推出城市防暑方案，呼吁大規模翻新住宅并升級公共建筑。但這些計劃都面臨同一個難題：制定目標相對容易，籌集長期資金并真正實施改造卻困難得多。歐洲環境署在近期發布的一份報告中指出，所有歐盟國家都已制定適應計劃，但“長期資金不足”是共同障礙。

這份覆蓋27個歐洲國家、超過2.7萬名受訪者的調查顯示，五分之四的受訪者在過去五年里至少經歷過一種與氣候相關的災害，但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擁有應對氣候變化的適當工具；五分之一的人沒有采取任何家庭層面的應對措施，超過38%的人表示，無力承擔夏季保持室內涼爽的費用。

這正是歐洲當下的悖論：它在全球氣候治理中長期扮演先鋒，擁有成熟的減排語言和制度工具，卻在熱浪真正進入生活細節時，暴露出基礎適應能力的不足。過去人們談論氣候變化，往往聚焦“1.5℃”“碳中和”“凈零排放”這些宏大目標；而現在，更迫切的問題變成了：一個孕婦、一個孩子、一個住在頂樓老公寓里的人，靠什么度過這一周又一周的熱浪。當減排敘事仍停留在政策文本和宏大目標里時，普通人已經在臥室、托兒所、地鐵和醫院里，首先承受了生存層面的沖擊。

現實是，世界氣候歸因組織對此次西歐“熱穹頂”最熱連續三天的快速歸因分析明確指出，全球變暖是此次極端熱浪背后的“絕對推手”。換句話說，今天的法國和歐洲，并不是遭遇了一次偶然的“反常夏天”，而是在進入一種新的氣候常態。

高溫暫時過去后，張瑋重新回到了自己家里。她發現，屋里像被烤過一樣，熱氣牢牢附著在地板和墻壁上，久久不散。她說，這次高溫給她的感覺，像是突然從一場噩夢里醒過來。

她最害怕的，并不是這一輪熱浪本身，而是不知道下一次會在什么時候到來。如果未來越來越多的夏天都變成這樣，酒店能住幾次？孩子還能怎么熬？城市又要靠什么來保護那些沒有選擇的人？

張瑋說，她現在最深的感受就是，很多人并不是完全不懂氣候變化，而是還沒有真正把它當作一個需要立刻嚴肅應對的問題。有人漠不關心，有人習慣性否認，有人則滿足于“差不多就行了”。天氣一旦轉涼，很多人很快就會忘記一切，好像災難從未發生過。但實際上，問題并沒有過去，它只是在等待下一次卷土重來。

“這只是喘息，”她說，“畢竟，真正的夏天還沒有到來?！?/p>

（應采訪對象要求，張瑋為化名）

本期資深編輯 周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