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浦東祝橋鎮鄧三村的張聞天故居

張聞天是從上海走出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1900年8月30日，他誕生在浦東祝橋鎮鄧三村。張聞天早年在上海讀過的兩所學校：南匯縣立第一高等小學校（簡稱南匯一高），現為惠南小學；江蘇省立水產學校（通稱吳淞水產學校），現為上海海洋大學。兩所學校里都有張聞天的銅像，師生們每逢清明，都獻花祭掃，紀念這個偉大的校友。

今年8月30日，是張聞天誕辰126周年。張聞天波瀾壯闊的一生，在上海留下了深厚的歷史印跡，這對于他的個人生涯、對于中國革命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從“五四”到“五卅”

（1919年—1925年）

1919年9月，張聞天在南京參加了五四運動后回到上海，入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科。12月，加入少年中國學會，他與沈澤民住在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斜對面華山路上的“松圃”庭園房子里，那是蔡松坡（鍔）將軍的一所空房子，他們倆住其中的一間。他這時的主要工作是承擔少年中國學會所辦兩個刊物《少年中國》和《少年世界》的校勘、出版事務。從在“松圃”過工讀生活開始，張聞天就“不靠家庭資助，同家庭脫離關系”，獨立生活了。這一年，他19歲。

1920年7月，張聞天與沈澤民同赴日本，在東京自學。1921年1月，從日本返回上海，兩人同住在成都南路新樂里177號。其時，陳獨秀、李漢俊等人正在上海籌備創建中國共產黨。曾經留學日本的李達積極加入，他是1920年8月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發起人之一，完成出版了《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并主編《共產黨》月刊。之后李達搬入成都南路輔德里625號，張聞天同他開始交往，兩人關系逐漸密切。1921年4月9日，張聞天完成了他的第一篇譯作《托爾斯泰的藝術觀》，從而在新文學界嶄露頭角。8月，他任中華書局新文化叢書編輯，此時中華書局內聚集著一批進步的文化人，其中就有李達。沈澤民、田漢和張聞天同坐一室，朝夕相處，他們都是“新文化叢書”的編輯，職業和環境給張聞天提供了很好的學習和思考的條件。

青年時期的張聞天（1922年）

1922年1月，張聞天發表文章表示決心為實現社會主義做一個小卒。8月，他赴美國舊金山，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勤工儉學，任《大同報》編輯。1924年1月，他從美國返回上海，繼續在中華書局任編輯。他在美國一年零四個月發表、翻譯的文章，包括回國后創作并出版的長篇小說《旅途》《青春的夢》，共50多萬字。2000年，張聞天誕辰一百周年時，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發現了他的一部25萬字的譯本手稿《西洋史大綱》。僅目前收集到的他有關這次美國之旅的譯著就達70多萬字，這是他早年留美給后人留下的寶貴的思想文化遺產。

1924年11月，張聞天去重慶二女師、川東師范任教員，因宣傳進步思想，次年5月，被軍閥驅逐出重慶。經過重慶實際斗爭的鍛煉，他有了加入共產黨的愿望。張聞天返回上海后不久，五卅慘案爆發了！在繁華的南京路一帶，張聞天匯入了悲壯的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的洪流。在人群中，他遇到了郭紹棠，郭紹棠握著張聞天的手，問他：“為什么不參加國民黨？”張聞天脫口而出：“我要加入CP（共產黨）！”郭紹棠聽后很興奮，立即把張聞天的這個心愿告訴了沈澤民。1925年6月，由沈澤民、董亦湘介紹，張聞天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張聞天1924年回國后在中華書局任編輯。這是他與同事們的合影。前排為張聞天（左二）等、后排為沈澤民（左二）、俞秀松（左四）等

從“五四”到“五卅”，張聞天走過的是一條無私的尋求光明的路，上海是他的初心確立之地。

在白色恐怖下

（1931年—1933年）

張聞天入黨后，1925年8月被派到蘇州樂益女中任教，侯紹裘、張聞天與已在該校任教的葉天底聯系后，在這里秘密成立中共蘇州獨立支部，這是蘇州第一個真正發揮作用的共產黨組織。10月他赴蘇聯，11月抵莫斯科，入莫斯科中山大學，1927年9月畢業，留校任教。1928年，他入紅色教授學院歷史系，同時參與共產國際東方部部分工作。

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以后，張聞天接到通知：立即回國，參加國內斗爭。他與楊尚昆一起秘密回國，到達上海的時間是1931年2月17日（大年初一）。回國不久他擔任了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同年下半年又經共產國際批準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中央重要領導人之一。張聞天接任宣傳部部長以后，首先對黨報工作進行了調整。原來的《紅旗日報》停刊，改出內部秘密刊物《紅旗周報》和半公開報紙《群眾日報》。這時，主編《紅旗周報》、寫文章，成了張聞天的主要任務。他工作勤奮、文思敏捷，僅僅兩個月，就在《紅旗周報》《群眾日報》《實話》《布爾什維克》等黨的報刊上發表了十四五篇文章，分析政治形勢，揭露帝國主義，抨擊南京政府，指導黨的工作。

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6月向忠發叛變。上海的白色恐怖更加嚴重。經共產國際批準，“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于9月下旬成立。臨時中央在白色恐怖下開展工作。1931年9月，國民黨反動政府向各地發出密令，懸賞通緝共產黨要人瞿秋白、周恩來（賞金各為兩萬元）和張聞天、陳紹禹、沈澤民、羅登賢、秦邦憲（賞金各為一萬元），這份密令原件現存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緊接著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10月19日、20日也開出了拘捕令，對共產黨人布下天羅地網。張聞天和戰友們面對敵人的屠刀，堅持革命斗爭，他在上海的住所曾多次變換。1932年初，黨中央決定由秘書長黃玠然為張聞天設立一個工作機關，同時規定此機關也作為陳云等同志碰頭開會的地方。張聞天在此工作到他前往中央蘇區為止。

在白色恐怖下，張聞天在上海多次更換住所，這是他1932年住過的摩律斯新村（現為重北公寓）

1932年10月2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后的一兩天，張聞天的住所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平和里27號因叛徒告密突然受到搜查，掩護張聞天地下工作的女同志李崇善機智地拿掉窗臺上的聯絡信號（一串紅辣椒），張聞天看到后，三天沒有回家。后經組織安排，他隱匿到重慶北路摩律斯新村（現重北公寓），在此住了近一個月，寫了兩篇反對“左”傾錯誤的重要文章《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和《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因臨時中央的安全面臨極大的威脅，張聞天無法再在上海繼續從事地下斗爭，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整個中央領導機關遷入江西中央蘇區，他到瑞金的時間是1933年1月中旬，幾天后，陳云、博古等也先后到達。

張聞天1932年化名“歌特”發表的《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載《斗爭》第30期）

上海是張聞天的重要成長之地。

解放后四次回滬

（1951年—1962年）

新中國成立后，張聞天歷任中國駐蘇聯特命全權大使、外交部常務副部長等職，配合周恩來在新中國外交戰線上做了開拓性的工作。

全國解放后，張聞天四次回到上海，其中兩次還去了浦東老家。

張聞天故居

第一次回滬是1951年2月28日至3月底。為了了解國內實際情況、配合外交工作，張聞天赴蘇聯上任前夕到上海、杭州、廣州等地考察。第一站去的就是上海，他在上海參觀了一些工廠和企業，其間他把一直在家鄉務農的長女維英從浦東老家接到上海大廈會了面。維英3歲時，父親就離開了家鄉，這次見面已時隔30年了。在了解維英、二女引娣與其母親在舊社會的困苦窘迫、不得不借錢維持基本生活后，張聞天表示可以幫助她們還債，還表示可以帶大外孫女到北京讀書，幫助維英減輕負擔，但對女兒提出的希望在上海安排工作的要求，他表示：“你還是在農村好，種種地，照顧好母親和孩子，不是很好嗎？”在了解了國內的實際情況，同時對因參加革命而30年失去聯系的家人做好安排后，同年4月，他乘飛機到達莫斯科，開始了為期四年的大使生涯。

1955年1月下旬，張聞天從蘇聯回到北京，擔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協助兼任外交部部長的周恩來主持外交部部務。1956年9月，張聞天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中央委員。在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1958年4月，張聞天響應毛澤東關于干部到下面“走馬觀花”實地考察的號召，到上海、杭州、紹興調查。這次調查歷時25天，共考察了40個工、農、商業企業和科研單位，在上海的時間約有15天，日程安排很緊湊。張聞天在調查途中接連給周恩來、陳毅并毛澤東寫了三個報告（4月13日、25日、26日），4月13日的報告是就上海外貿局長齊維禮建議在我國舉辦國際博覽會一事的報告，報告認為齊維禮的建議“是一個好想法”，建議來年在上海舉辦一次國際博覽會，可使當時一部分工業產品從國內市場轉向國外市場，同時使得國內許多廠礦獲得一次“觀摩和學習新技術產品的機會”。此件周恩來于4月18日批示：“即送主席閱，抄送如前，已告外事經濟等小組加以研究。”

他第三次回滬是1959年3月30日—4月1日，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檢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頓工作，通過了《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和《關于國家機構和人事配備的方案》。毛澤東在會上講話，號召要學習“海瑞精神”，要敢于講話，并提出五個“不怕”。張聞天根據會前在廣東、廣西對“大躍進”的實地調查，鑒于許多地方和部門的干部面對已經出現的問題不敢講真話的情況，在小組會上發言，指出：光講“不怕”一面還不夠，更重要的是“要造成民主風氣，使人講話而不害怕”。

張聞天1961年春參加《社會主義經濟論（初稿）》香山討論會時，同與會同志合影。前排左二為張聞天，左五為孫冶方

他第四次回滬是1962年4月至6月，因1959年7月在廬山會議上作了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錯誤的小組發言，張聞天遭到錯誤批判并被撤銷職務，但張聞天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的赤子之心未有任何改變，經中央批準，他到江蘇、上海、浙江兩省一市進行了兩個多月的社會調查，重點是各地剛恢復的集市貿易情況。4月18日，他從北京出發，一路南下了解農業生產和群眾生活情況，5月27日，到達上海。6月1日，張聞天回浦東老家調查，他在座談會上圍繞家鄉變化、農副業生產、群眾生活、公社企業等情況，有問有答談了一個上午，下午回故居與父老鄉親互道思念之情。家鄉人民的熱情，使他更感到作為一名老共產黨員責任重大。他第四次回滬共有8天，此后再未回過家鄉。

1962年的張聞天

兩個多月的調查結束后，張聞天給黨中央報送關于開放全國市場的報告，這份報告后來被簡稱為“集市貿易意見書”。在這份報告中，張聞天對集市貿易的發展趨勢作出估計，對怎樣突破人為限制和障礙，進一步實行發展集市貿易的方針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議。這些建議，體現了張聞天對市場作用的重視，其中對擴大、發展集鎮市場的經濟意義與政治意義的論述非常深刻，思想非常解放。夫人劉英擔心弄不好張聞天又要“引火燒身”，但張聞天堅持要送，說這是影響人民生活的大問題，自己是共產黨員，既然看到了問題，該建議的還是要建議。后來事情的發展果然不出劉英預料，這篇報告成了他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證。

張聞天在被撤職后，雖身處江湖而憂廟堂之危。他寫下“集市貿易意見書”，在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寫了13篇論文及被抄家抄走的十幾本“政治經濟學”筆記本，流放廣東肇慶時寫下了近10萬字的“肇慶文稿”，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個月，還在無錫修改他在肇慶寫的文稿。這一切都充分體現了他的堅強黨性和凜然風骨。

張聞天著《關于集市貿易問題的一些意見》中的一頁

張聞天在上海的歷史印跡，映照著一代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在張聞天出生的浦東，建有張聞天故居和紀念館，這里離浦東國際機場不遠，東方樞紐的建造正日新月異，地鐵21號線預計在2027年年中開通，在故居門口將設一個站：聞居路站。

“生活的理想，就是為了理想的生活”，張聞天一生追求的中國人民的理想生活，終于讓我們這代人過上了！

（本文作者系張聞天外孫女）

原標題：《外公張聞天在上海留下的歷史印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