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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國國家歷史原創文章

文章來源：《中國國家歷史·貳》

俄羅斯是最兩極化的民族，它是對立面的融合。它能使人神魂顛倒，也能使人大失所望，從它那里永遠可以期待意外事件的發生，它最能激起對其熱烈的愛，也最能激起對其強烈的恨。

——俄國哲學家別爾嘉耶夫

在大名鼎鼎的荷裔美國作家房龍的頭腦里，從來就沒有搞清過俄羅斯屬于歐洲還是屬于亞洲，在他的《房龍地理》中，俄羅斯受地理位置之影響，“人們甚至需要查看地圖才知道它究竟是歐洲的一部分還是亞洲的一部分的國家”，“當然，最終你還得爬上烏拉爾山，在所有地圖上，這兒都標明它是歐洲和亞洲的分界線。對那些首次扛著小木船越過烏拉爾山進入西伯利亞的俄國探險家們來說，此山并非真正的障礙”，離開了烏拉爾山，房龍建議你乘上牛車，再走半年左右，就可以抵達波羅的海。“你會驚奇地發現，你還沒有離開那個寬廣的大平原，就已經從太平洋到了大西洋。”

《三勇士》 瓦斯涅佐夫作

不知身出何方的俄羅斯人

俄羅斯人是東斯拉夫人的一支。19 世紀俄國著名的歷史學家索洛維約夫曾下了斷言：“斯拉夫人從來不知道是由他們的領袖把他們從亞洲帶到東歐的，但是他們的祖先生活在多瑙河畔的傳說卻世代相傳，傳說告訴他們：由于外敵的襲擾，他們被迫從那里向北方、而后向北部和東部遷徙。在多瑙河沿岸留下了斯拉夫人曾經在這里居住過的遺址和其他明顯的痕跡。”

根據蘇聯和東歐其他國家大量的考古發掘材料可知，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斯拉夫人的各個部族已經散居在歐洲中部和東部的平原上了。他們的居住范圍西起易北河流域，東至頓河、奧卡河、伏爾加河上游地區，北起波羅的海地區，南達喀爾巴阡山麓。斯拉夫人是歐洲最為古老和龐大的部族集團，它是東歐絕大多數民族的“母親”。但是對于斯拉夫人起源于何處這一問題，至今沒有統一的說法。有人認為他們起源于北歐的大森林之中，有人認為他們起源于歐洲南部的多瑙河流域，也有人認為他們起源于今天俄羅斯的西伯利亞一帶。

斯拉夫人身材高大強壯，能忍受寒冷和饑餓，并且靈活機巧，擅長攻城掠地。西歐的一些民族往往談斯拉夫人而“色變”，公元1世紀至2世紀羅馬著名的歷史學家塔西陀曾驚魂未定地寫道，“他們沒有固定的棲身之所，他們有盾，而且喜歡步行，矯捷善走”，以“劫掠為生”。這個時期的斯拉夫人居住在維斯瓦河流域，足跡還到達波羅的海沿岸。

早期斯拉夫人所定居的東歐平原是歐亞游牧民族活動的必經之處，因此斯拉夫人經常受到馬薩格特人、薩基人、薩爾馬特人、匈奴人和阿瓦爾人等游牧民族的襲擾。但斯拉夫人也經常進犯拜占庭帝國屬下的多瑙河地區的領土，掠奪戰利品和擄獲戰俘。在與拜占庭的經濟交流和軍事斗爭中，斯拉夫人逐步接受了拜占庭較為先進的軍事技術和生產技能。到公元六世紀時，斯拉夫人已不僅是進犯拜占庭帝國的領土，而且開始定居在他們所征服的土地之上了。斯拉夫人占領了整個巴爾干半島的北部，直至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附近，甚至還深入拜占庭帝國的內陸腹地。公元7 世紀時，游牧的保加利亞人入侵多瑙河流域斯拉夫人的居住地，但最終被文化和經濟方面占優勢地位的斯拉夫人同化。從公元6世紀開始， 斯拉夫人各部族與拜占庭的經濟交往和軍事沖突越來越多，因此，在拜占庭的歷史著作中就比較多地留下了對斯拉夫人各部族活動的記載。

從公元6 世紀起，斯拉夫部族集團已經開始分化。在拜占庭的歷史著作中已經能把西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和東斯拉夫人區分開來，他們稱西斯拉夫人為“維涅德人”，稱東斯拉夫人為“安特人”。東斯拉夫人居住在德涅斯特河和第聶伯河兩河的下游之間，直至黑海沿岸以及更東的地區，從事農業、畜牧業和漁獵經濟。他們已經會加工和使用鐵器。他們居住的房子外墻用樹枝或蘆葦編成，并涂有泥土，而且集中居住的村落四周設有防御用的壕溝、土墻。東斯拉夫人在公元6世紀時還沒有國家，其社會制度大體上處于由原始的氏族公社向奴隸制社會過渡的時期，在東斯拉夫人的經濟活動與日常生活中已經出現了奴隸，但都來源于戰俘，即外族人，當時的社會道德標準禁止將本民族的成員變為奴隸。在政治和社會生活方面，仍帶有較濃厚的軍事民主制的色彩，社會基本組織是氏族聯盟，重大事件由部落會議(Вече，俄文音譯“維徹”)討論決定，遇到重大問題，如王公和重要職務的任免、戰爭與和平以及稅收等。所有自由民皆可參與討論，以擁護和反對方的呼喊聲音高低作為簡單的表決方式。拜占庭的歷史學家普羅柯比烏斯記載：東斯拉夫人“不是由一個人獨裁，而是過著民主的生活，凡屬一切重大事情，均提交人民討論”。

自公元7 世紀始，由于操突厥語的阿瓦勒人和哈扎爾人大舉向西進軍，迫使斯拉夫各部族開始了大規模的民族遷徙。其中一支逐漸向西遷移，最后定居在維斯瓦河、奧德河和易北河流域，他們被稱作西斯拉夫人，后來發展成為現今東歐的捷克族、斯洛伐克族、摩拉沃族、波蘭族、匈牙利族( 馬扎爾族)。東斯拉夫人也開始遷移，最東到達伏爾加河左岸和奧卡河上游流域，最西到達涅曼河右岸和布格河右岸，最北到達楚德湖、伊爾明湖地區，最南到達第聶伯河口地區和德涅斯特河流域。他們發展成為后來的俄羅斯族、白俄羅斯族和烏克蘭族。另外，東西斯拉夫人的部族都有大量人員向南遷移，涌入多瑙河流域和巴爾干半島，成為南斯拉夫人，后來發展成為今天的塞爾維亞族、克羅地亞族、保加利亞族和部分阿爾巴尼亞族。

12 － 13 世紀所建謝爾基耶夫鎮教堂群

東斯拉夫人部族本身也是一個龐大的民族集團。據成書12世紀、被認為是俄國最早的歷史著作《往年紀事》記載，東斯拉夫人共有三十多個部落，包括南部和西部地區的波利安人( 意即“草原居民”)，定居在第聶伯河中游，中心為基輔；波利安人以西居住著維累尼安人；其西北為德列夫里安人( 意即“林中居民”)，居住在第聶伯河支流普里庇亞特河流域以南地區，中心為伊斯科羅斯坦；居住在北部和東北部地區的斯洛文人，中心在諾夫哥羅德；居住在奧卡河及其支流莫斯科河地區的維亞提契人；居住在第聶伯河左岸及其支流索日河流域的拉迪米奇人；居住在第聶伯河支流德斯納河谷地帶的塞維里安人，中心在車爾尼哥夫；居住在西德維納河、伏爾加河和第聶伯河三條河流域上游的克里維奇人、波洛茨克人；居住在涅曼河上游的德列哥維奇人(“沼澤居民”)；等等。在公元10 世紀以前，東斯拉夫人各部族仍然處于流動和遷移的過程之中，俄國歷史學家克柳切夫斯基認為東斯拉夫人“在這個平原上并不是用繁殖的方法逐漸擴展的，不是分布開來，而是遷居各地，像飛鳥般從一端遷居到另一端，拋棄了住膩的地方，在新的地方居住下來。每遷居一次，他們就處在新的環境的影響之下，處在新地區的自然特點和新的對外關系的影響之下。每一次新的定居產生的這些地區特點和關系，都帶給人民生活獨特的趨向，獨特的氣質和性格”。因此，在公元8 世紀前東斯拉夫人各部落還處于彼此分散的狀態。東斯拉夫人部落是后來的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這三個民族的祖先，相近的血緣、地緣關系和長期的共同生活為上述三個民族奠定了歷史、語言和文化親近的基礎。

俄羅斯民族作為東斯拉人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最大的一支，在公元9世紀前已處于形成過程的萌芽狀態。伴隨著東斯拉夫人社會由原始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俄羅斯國家的建立和疆土的不斷擴大，到17 世紀，隨著全俄統一市場的形成，俄羅斯民族的民族意識最終產生并逐漸強化。“大約從這個時候起，國家經濟生活中發生了緩慢而不經常的變化，這種變化并逐漸引起人們精神面貌的改變。民族覺醒表現在空前未有的俄國人民的政治運動中”，一個擁有共同語言、共同生活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和共同心理的民族──俄羅斯民族形成了。“18 世紀中葉俄羅斯民族的一切特征……獲得了自然的發展，后來進一步鞏固起來”。

雙頭鷹將飛向何方？

由于靠近西方，歷任沙皇政府在西方的影響和壓力下，總能不失時機地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尤其是當各種社會矛盾交織在一起，愈演愈烈，危及統治者政權的時候，求助于西方文化以有益于本國穩定，以強大的思想、措施乃至技術來調和社會秩序，往往成為俄國統治者的明智選擇。但同時，由于專制主義的傳統根深蒂固，沙皇在權力問題上又不肯讓步，于是，改革便走向了反改革。反改革若不能持久，其結果不是引起人民起義、造成動亂，就是引發大規模的革命運動。不過，動亂或革命常常由于反抗者的落后、無知以及統治者的強大而遭遇失敗，到最后還是建立了新的、進一步強化了的國家機器。俄國留里克王朝（862—1598 年）和羅曼諾夫王朝（1603—1917 年）覆滅后的情形如出一轍。這正是俄國地緣政治地位制約的結果。如是，俄羅斯國家的發展歷程就表現為以下模式：改革—反改革—動亂或革命—國家機器的強化。

彼得大帝的夏宮

20世紀初，腐朽的沙皇專制制度終于被推翻，經過與各種社會思潮的反復論戰，以及長期曲折而痛苦的實踐，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獲得了長足的生命力，偉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建立起來了。然而，由于教條式地理解“帝國主義腐朽論”和受到“兩個平行世界市場理論”的影響，俄羅斯再次對西方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文化觀念采取了封閉的態度。集權主義、暴力統治不但沒有消失，反而在新的政治體系中繼續生根發芽，而且被蘇聯領導人及其統治集團進一步發揮。

20世紀90年代初，被各種矛盾折磨得疲憊不堪的蘇聯，最終在無奈中結束了自己的發展歷程，退出了世界歷史舞臺。而作為蘇聯主要繼承者的俄羅斯，在歷史的又一個十字路口，再次面臨著是去往東方還是西方的痛苦選擇，“俄羅斯往何處去”仍然是俄羅斯人關注的話題和爭論的焦點。

彼得堡伊薩基輔教堂精美的穹頂

獨立之初的俄羅斯社會呈現出一種嚴重的親西方情緒，“向西方一邊倒”的“大西洋主義”一時占了上風。為擺脫經濟困境，俄羅斯把希望寄托于經濟的全面轉軌上，葉利欽采取激進改革派主張的“休克療法”。同時，俄羅斯領導人幾乎對所有西方大國進行了旋風般的訪問，所到之處無不強調俄羅斯要同西方國家建立伙伴和同盟關系，甚至不惜在削減核武器、對伊制裁和經濟政治政策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作出重大讓步。但是，俄羅斯一廂情愿向西方一邊倒的政策，其結果卻事與愿違。不僅西方的資金、技術援助可望而不可即，而且在外交方面，也常常被排斥于國際重大事務的決策之外；全盤西化的經濟轉軌并沒有帶來俄羅斯的全面復興，相反地，國內危機卻在不斷加深。俄羅斯不得不重新考慮調整內政和外交策略。正是在這期間，以盧金和斯坦科維奇為代表的“新歐亞主義”思潮重新抬頭，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贊賞和支持。他們認為，俄羅斯應當利用其地跨歐亞，包括多種文明、多種宗教的獨特地位，在東西方之間求得某種平衡，起到其他國家無法替代的協調作用，使俄羅斯再次躋身于世界“領導”行列。“俄羅斯代表連接歐洲和亞洲的唯一橋梁，誰成為這塊土地的主人，誰就將成為世界的主人”。他們強調指出，俄羅斯既是歐洲國家，也是亞洲國家，發展同東方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對俄羅斯的進步和周邊穩定有著重要的意義。在上述思想的影響下，1992 年，俄羅斯政府提出，“東西方都應該是俄羅斯外交的重點”，“向西方一邊倒”的策略被“東西方兼顧”的雙頭鷹政策所取代。

還是那位預言家房龍告訴人們：“時間將向我們展示這個由亞洲神秘主義與歐洲現實主義相結合的光怪陸離的實驗的具體結果。但是俄羅斯大平原將仍舊如故，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當然也會密切關注其發展，因為布爾什維克主義可能僅僅是個夢，但俄羅斯卻是一個誰也不可忽視的事實。”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