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宋朝軍

鄭炳林和團隊成員研究相關材料。 蘭州大學供圖

人物小傳

鄭炳林，1956年7月生，陜西黃陵人，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蘭州大學萃英學者一級教授、敦煌學研究所所長，全國優秀共產黨員。主要從事敦煌學、西北史地等研究，發表論文330余篇，主持完成各類科研項目30余項，其中《敦煌通史》獲第十屆教育部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一等獎。

7月1日，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全國優秀黨務工作者和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名單發布。蘭州大學萃英學者一級教授、敦煌學研究所所長鄭炳林獲得“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稱號。

從2007年開始，他帶著團隊潛心開展敦煌通史研究，2023年出版了330余萬字、七卷本《敦煌通史》。

“烏孫馬、大宛馬、蒙古馬和河曲馬有何區別？這幾種馬通過敦煌的關隘、穿越絲綢之路，能反映出當時不同地域畜牧業怎樣的情況？”拿出簡牘釋文，解讀相關信息……在蘭州大學衡山堂，鄭炳林教授正為研究生講課。

關于敦煌的歷史，大到政治經濟制度，小到居民生活習俗，70歲的鄭炳林帶著學生們在歷史長河中漫游，一上午，從西漢到近代，師生們深入研討。

“從西漢貫通下來，研究敦煌的歷史實屬不易。”鄭炳林說。

頭雁領飛，寫下厚厚一卷

玉門關、陽關，兩個關隘聲名顯赫，它們都在甘肅省敦煌市，大致處于同一區域且相距不遠。

漢代為何如此設置，是否多此一舉？荒漠戈壁中，每個關隘的人力物力運轉成本極高，當時的人們不覺得浪費嗎？

曾經，有不少對西北歷史感興趣的愛好者提出過類似疑問。在《敦煌通史·兩漢卷》里，鄭炳林專門用《西漢敦煌郡玉門關與陽關的設置》一節考證了兩關設置的時間和功能。敦煌設郡之始，就是重要的交通樞紐，是多元文明的融匯之地，在關于這片土地的歷史研究中，類似于玉門關、陽關這樣的問題還有很多。

因此，想要更加全面、系統挖掘敦煌歷史，必須把有關敦煌的歷史研究貫通起來，寫一部敦煌通史也就成了必然。

2007年，作為評委之一，鄭炳林在北京參加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評審。評審間隙，學術界同仁交流近期研究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林甘泉對鄭炳林說：“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是敦煌學的研究重鎮，能不能帶頭編撰一部《敦煌通史》？”

從1981年留校參與敦煌學研究室籌建算起，到2007年，鄭炳林已經躬耕敦煌學研究20多年，但多聚焦于晚唐五代宋初的敦煌歷史，雖然成果頗豐，但敦煌歷史的研究還沒有貫通起來。

反復思考后，鄭炳林下定決心：“一定要編撰一部《敦煌通史》，努力讓敦煌學研究的話語權掌握在中國學者手中!”

編撰《敦煌通史》是一項浩大的文化工程，鄭炳林團隊成員都是他自己一點點培養起來的博士研究生或博士后。“把最精華的力量用到最有挑戰性的事情上，我們知道有困難，但很有信心。”回憶起近20年前的事情，鄭炳林感慨地說。

編撰過程中，《敦煌通史·兩漢卷》體量最大，正文超過50萬字，鄭炳林主動攬下重擔，帶著博士研究生司豪強開始執筆。

“這一枚枚敦煌漢簡，是研究的寶藏啊!”鄭炳林拿出一份漢簡釋文說。原來，關于兩漢時期的敦煌，在《漢書》《后漢書》等歷史文獻中著墨不多，只有寥寥幾句。在籌備過程中，甘肅簡牘博物館設立，這是全國漢簡藏量最大的專題博物館。鄭炳林團隊和博物館聯系，拿到了大量敦煌漢簡的釋文，其中，懸泉置漢簡等更是涉及西漢敦煌歷史的方方面面。

從行政與軍事文書、中外交流實錄，到地理交通檔案、衣食住行的社會日志、私人書信等。敦煌漢簡體量龐大、內容豐富。“人口從哪里來？日子怎么過？文化如何交流？一枚漢簡最多看了超過30遍，反復對比、研究，每次都有新發現。”鄭炳林說。

立柱架梁，統籌七卷成書

“半年前出版的這本書，不久前又加印了一次。”拿起一本《敦煌簡史》，敦煌學研究所副所長魏迎春與鄭炳林討論起近期計劃。

65萬字的《敦煌簡史》由330萬字的《敦煌通史》濃縮而成，截至目前已經加印兩次。作為團隊里的70后“大師姐”，魏迎春是中生代成員。在鄭炳林的指導下，魏迎春和大家一起立柱架梁，在通史研究領域不斷精進。

“編撰通史，不僅字數多，更要系統性地統籌協調。”魏迎春說。就拿分卷來說，一部通史要分多少卷并不取決于朝代、持續時間等，更要看不同時間段史料的研究價值。“歷史研究應堅持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這也是大家編撰《敦煌通史》的基本原則。”魏迎春說。

編撰《敦煌通史》的任務開始時，團隊不到10人，如何分工成了最大問題。鄭炳林和魏迎春與每一名撰寫者深入交流，結合各自研究方向，確定了每卷主題和撰寫者。

“既延續了傳統史學的寫作體例，又突出重要事件，同時保持卷本之間不出現篇幅差距過大的情況。”魏迎春在和大伙兒的討論中，也逐步提升了編撰通史的能力。

七卷本《敦煌通史》歷時17年與公眾見面。“如何調度工作節奏、確定撰寫方向但又不過度干涉作者寫作風格，怎樣在作者、出版社之間協調回稿時間，在這次‘實戰’中，我們學到了很多。”鄭炳林說。

《敦煌通史》出版后不久，鄭炳林團隊收到邀約，開始編撰《涼州通史》。敦煌在甘肅的西北，涼州(今武威)在甘肅中部，兩地相隔雖遠，但有了《敦煌通史》的編撰經驗，團隊成員很快高效、熱情地投入工作，用時兩年多，《涼州通史》(十卷本)于去年底出版發行。

新秀探微，補遺多代空白

1000多年前的敦煌，一名農民發現，加工麥子的加工費變少了，作為以農為生、靠天吃飯的普通百姓，他感覺這是個大變化。1000多年后，通過敦煌文獻，這次加工費的變化被遠在蘭州的敦煌學研究所講師陳繼宏注意到。

“加工費變少了，是不是意味著此時段的加工工具更多、效率更高？”80后陳繼宏在編撰《敦煌通史·吐蕃卷》時，將工農商學兵各種資料匯總到一起研究。

“研究古代的日常生活，就應站在古人的生活角度去考慮。”陳繼宏回憶，當時鄭炳林這樣提醒她。

敦煌歷史研究，很多朝代缺乏官方史料，敦煌文獻中的記賬文書、購買契約等資料就是重要判斷憑證。“用歷史的眼光把自己代入古代生活，才能發現歷史更真實的一面。”陳繼宏說。

為了填補空白，團隊成員從各種語言資料中擷取精華。從攻讀碩士研究生開始，陳繼宏就在鄭炳林鼓勵下學習藏文，對照以前學者整理的藏文文書合集，開始一點點理解、建構和對比。“歷史是延續的，把不同時代的敦煌歷史補充、接續起來，更能全方位理解這座西北城市的歷史演進邏輯。”陳繼宏說。

花大氣力研究語言的，還有85后副教授陳光文。陳光文負責的是《敦煌通史·西夏元明清卷》，這卷時間跨度最長，基礎資料也最薄弱。這段時間里，因海上貿易的興起，敦煌在商貿和對外交往方面的節點作用有所下降，“但仍有許多人繼續沿著這條路線行走，并留下了許多游記、見聞和對風土人情的記載。”陳光文說。

收集來的資料中，占比很大的西夏文資料成為必須攻克的難關。

在學術界，西夏管理敦煌的時間存在不少爭議。研究中，陳光文在敦煌莫高窟第297窟甬道南壁，重新譯釋一則兩行的西夏文題記，憑借語料詞庫、工具資料等，提出新看法，這成為《敦煌通史》中的重要內容。

“對于這段時期，鄭教授鼓勵我們創新，爭取更多更好地補遺。”陳光文回憶，補遺并不順暢，從資料到觀點，幾乎是“從零開始”。但是，鄭炳林要求他：“每天都要保持研究狀態，不能松懈，積少成多。”對于陳光文而言，撰寫完一部書，也經歷了一場嚴格的學術訓練。

團隊的研究并未止步。“只能說開了一個頭。”鄭炳林說，他和團隊成員一起持續鉆研，目前正在打磨“漢唐敦煌史”書稿，準備推出《敦煌西漢史事編年》等新的研究成果。

記者手記

“精之于細”與“合之于綱”

采訪中，從鄭炳林的講述中感受到，盡管研究敦煌歷史時間長，但要保質保量地編撰一部通史，則必定要坐更長時間的“冷板凳”，蹚更多學術上少人問津的“深水區”。這既需要“不馳于空想，不騖于虛聲”的科研責任心，也考驗著把握“細節與全局”的學術功底。

精之于細，是學術創新、挖掘“深井”的方法論。研究歷史，講究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七卷《敦煌通史》，小到一兩行的墻壁題記，大到一個區域的時代變遷都涵蓋其中。正是學者們聚焦每個細節精心鉆研，夜以繼日地考證、論述，才逐步建構、完善“有血有肉”的學術成果。

合之于綱，是博采眾長、貫通“脈絡”的方法論。編撰一部通史，凝聚著研究團隊的心血，融合了不同學者的學術精華。采訪中，團隊成員們都提到，鄭炳林確立方向，既要求成員各司其職，又充分尊重各自的主動性和創新性，兩者相合，歸于同一學術目標，這才讓《敦煌通史》既精彩又有看頭。

《 人民日報 》( 2026年07月06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