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加墨世界杯激戰正酣，中國男足自2002年以來已連續6屆習慣性地缺席。但中國經濟非但沒有缺席，反而以一種更深、更廣的方式“踢”進了世界杯。場外的全壘打，與場內的空看臺，構成了愛恨交織的復雜場景。

中國經濟的在場，是前所未有的：

在場，從“流量買家”到“技術伙伴”。本屆世界杯為“首屆AI賦能的世界杯”。聯想接替萬達，成為FIFA（國際足聯）百年歷史上首家來自中國的官方技術合作伙伴。海信升級為VAR顯示技術官方合作伙伴，從場邊廣告牌“坐”進了裁判室。官方用球產自中國，每秒500次采集觸球數據的內置智能芯片由江蘇企業制造。中國企業的身份，從購買廣告牌的“金主”，變為賽事核心環節的技術伙伴。

在場，從“產品輸出”到“生態共建”。中鐵建工翻新揭幕戰主場館，16個舉辦場館中有9個采用了中國的建材與設備。宇通新能源客車占官方接駁車隊的85%，中國中車輕軌日均載客超125萬人次。泡泡瑪特LABUBU登上開幕式舞臺，成為首個中國原創IP。中國制造不再只是球場外的旗幟與喇叭，從城市基建到文化符號，中國已是賽事生態的深度共建者。

在場，從“一擲千金”到“精耕細作”。中國龐大的觀眾市場是FIFA無法忽視的籌碼，起初FIFA報價高達2.5億至3億美元，經過博弈，央視最終以約6000萬美元拿下版權。這背后是上屆世界杯中國貢獻了全球49.8% 的數字平臺觀看時長和17.7% 的電視收視人次。贊助總額從上屆的14億美元，理性回歸至約5億美元，但反而加深了話語權。更多品牌通過贊助球隊等方式“曲線進場”，佛得角隊守門員一戰成名，其戰靴就趕制于中國莆田。

然而，在場越輝煌，缺席越刺眼。

經濟與體育并非簡單的正相關。中國足球的落后，并非源于資金投入不足。中國足球在國內房地產高峰期，也經歷過“金元足球”時代。資本催生了足球的虛假繁榮，“富人俱樂部”、天價酬金、“海參球員”，熱潮過后，水落石出、一地雞毛。這充分證明，足球事業的發展，不能單純建立在金錢資本之上。

人口僅53萬的西非小國佛得角“島小夢大”，靠著FIFA的接濟首次亮相世界杯，小組賽0：0逼平當今世界排名第一的西班牙隊，2：2戰平曾兩獲世界杯冠軍的烏拉圭隊，三戰三平積3分躋身32強，世界杯首秀便晉級淘汰賽。32強賽中，佛得角隊面對衛冕冠軍阿根廷隊，歷經120分鐘鏖戰以2:3告負。該隊的這一亮眼成績，再次說明了精神與意志、文化與生態等非經濟因素的強大作用。

經濟與體育又密切關聯。經濟是體育的“底座”，沒有經濟基礎，現代體育無從談起。但比“有沒有錢”更關鍵的，是“錢怎么花”。經濟提供了可能性，而路徑選擇則決定了結果。中國的經濟模式在“集中力量辦大事”上極其高效，這恰恰適合可標準化、可量化的小球類奧運項目。但足球是一個開放、動態、不可標準化的復雜系統，它依賴的是市場型經濟邏輯下的社區土壤與自由競爭。當用“計劃型”邏輯去解決“市場型”問題，用最有效率的工業化手段，去培育一個最需要時間與自由生長的有機體時，就出現了根本性錯配。

可以說，足球的落后源于體制。以教育為例，在“高考獨木橋”的焦慮下，足球被視為阻礙學業的“冒險”，不成其為一種人生選擇。中國注冊足球人口110萬，其中職業球員僅2740人，而德國注冊足球人口高達630萬人，職業球員3.5萬人，日本僅注冊青少年球員就達45萬之多，日韓足球屢創佳績早已令世界矚目。應試教育體制下“輸不起”的普遍心態，導致足球“社會化”根基缺失。與體制內僵化形成對比的是，以董路為代表的民間青訓屢創佳績，“蘇超”等地方聯賽一票難求，草根足球異軍突起。足球的希望在民間、在體制，在自由生長的土壤和環境。

真正的“在場”應是雙線并進。經濟的在場，無法消解足球的缺席。足球作為第一體育運動，世界杯作為第一體育賽事，比賽場上缺少了殃殃大國的身影，終究令人難以釋懷?！叭毕c在場”的鮮明對照，既表明中國經濟完全能夠踢好“場外賽”，又說明足球的落后不能被經濟成就所掩蓋。場外的勝利是經濟的勝利，足球的尊嚴終歸要由場內的表現來定義。

場外的中國隊已經贏了，場內的中國隊呢？比賽，還沒有開始。

來源丨《支點》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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