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離觴》《海上繁花》之后，作家楊怡芬的最新長篇小說《魚尾紋》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小說分為“銀河之眼”“魚尾紋”“浪淘沙”“與海豚同游”四個章節，以女主角小葵四十年人生經歷為主線，將社會變革與個人命運交織，譜寫一曲跌宕動人的“凡人史詩”。

“我很清晰地覺察到，上了四十歲之后，我對歷史有了更多的興趣，無論是對大歷史還是微觀史；同時，產生了回望同時代人成長經歷的沖動——我們這代人的成長正好與改革開放四十余年重合。有個說法，我們這四十余年，走完了西方幾百年的進程。”楊怡芬說，以這樣的時代經驗為寶藏，她決定“用一個女人的個人成長來寫這個時代的經濟生活”。

《魚尾紋》的敘事圍繞一位生長在舟山的普通女性的精神成長展開。從考上大學，到屈從于職場潛規則導致婚姻破裂，再到借助經濟發展的東風觸底反彈……小葵的人生既有理想主義的奮發進取，又有遭遇現實暴擊后的痛苦反思、絕地重生。女主角的“職場失足事件”在讀者中曾引發不小的爭議，楊怡芬表示：“人性的灰度和人物的復雜性，本就該是小說的領域，身為一個以寫小說為業的人，我得誠實地去面對這些，盡可能地去看清楚。書寫灰暗和復雜，將之暴露在太陽底下，藏匿之物因書寫而顯形，或可為后來者‘避雷’。”

然而，走出低谷泥濘的小葵依然是楊怡芬眼中的“大女主”。她辭去體制內的工作，下海創業，最終蛻變為在商海搏擊的女企業家。楊怡芬說：“真正的女性主義不是對抗男性，而是對抗那個被規訓的自己。小葵一直在對抗，這是我選擇她做我的主角的原因。”

《魚尾紋》的原標題為《羞》，對應于庫切的著名小說《恥》。它是楊怡芬在不惑之年直面復雜的社會權力運作關系，探究人性幽微和道德邊界的勇毅之作，也承載著她對蕓蕓眾生的許多愛和悲憫。如她所言：“‘魚尾紋’是身體的一部分，是衰老的開始、歲月的饋贈，皺褶里深藏難以言說之物，或羞或恥。最終，它就是魚尾紋啊，我們終于是要和它相伴一生的。”

南都專訪作家楊怡芬

作家楊怡芬。

《魚尾紋》是“任性之作”

南都：請談談《魚尾紋》這部小說寫作的緣起。為什么稱它為你的“任性之作”？

楊怡芬：《魚尾紋》的寫作緣起，來自“年齡”。我很清晰地覺察到，上了四十歲之后，我對歷史有了更多的興趣，無論是對大歷史還是微觀史；同時，產生了回望同時代人成長經歷的沖動——我們這代人的成長正好與改革開放四十余年重合。有個說法，我們這四十余年，走完了西方幾百年的進程。在這個層面上，我們這一代的成長，就是“幾世為人”。這是個寶藏，會不斷有作家投身其中，我也算一個吧。因此，這份緣起，既是我個人的寫作自覺，怕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集體自覺吧。

對于老去，我有一種樂觀，在智力物理性衰退之前，隨年齡增長的，是視野的擴大。當然，這得立足于保持一貫的觀察和閱讀之基礎上。四十歲之后，我就想著要以一個女人的個人成長來寫這個時代的經濟生活。在一個經濟社會生活總體上揚的階段，預設她跌倒了還能爬起來，但這過程中一直會有難關，她得沖關前行。這是正常的構思，之所以稱它為我的“任性之作”，是因為，在這本書的寫作策略里，我采用了不“安全”的方式。這部小說離我的現實生活很近，近到會被誤會我就是女主本人。尤其在開篇的《銀河之眼》里，小葵的出廠設置，很大一部分就是我的。這個任性的好處在于，小葵觀察到的世界能盡量保真。托爾斯泰有言，無論多么偉大的作家，也不過是在書寫他個人的片面而已。這個“真”，就是我觀察到的主觀而片面的時代。因為書寫對象和作者我的視野重合，文本呈現出來的現實感就特別強烈。一個小閨密曾和我說，她一邊閱讀，一邊費勁地把小葵和我分開。

我明知道和自己拉開距離的寫作才是安全的寫作，但我還是任性了一次。

南都：《魚尾紋》把小葵的人生分為四個階段，劃分的依據是什么？每一個階段有什么特點？

楊怡芬：這四個階段，是按小葵的成長和時代的發展兩者結合后劃分的。書中很可愛地以“小葵紀元”來標注——每個凡人，在個人世界里，也是絕對主角。《銀河之眼》是第一階段，小葵紀元1984-1999年，既是小葵從16歲到31歲從少女到少婦的階段，也是“入世（加入世貿組織）”前的階段，相當于改革開放的青春期。開篇的1984年，是很特殊的一年，比如當年“人民公社”改為了“鄉”，很多觀念在慢慢改變，大家都在期待2000年快點到來。第二階段《魚尾紋》單列2004年，那年前后，小葵的人生和改革開放的進程都在高速發展當中，我選取了2004年作為一個中途標本來細細摹寫。那時，全球經濟都處于高速增長期，呈現此前30年來最快增長態勢，我國增速更是快中之快，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正式啟動，行政單位人事制度也有各種改革。一切都在快速發展，每個人都唯恐落后于時代，小葵也是。小葵36歲了，在社會的高速變化里，焦慮悄悄開始，這一年，發生了影響她一生的污點事件。隨著改革深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也發生了改變。2004年，NBA賽事正式進入中國（2004年2月14日NBA主席與北京、上海兩市體育局局長在洛杉磯全明星周末新聞發布會上聯合宣布）。第一屆“超女（《超級女聲》賽事）”也在2004年，此后持續很多年。這兩件賽事，當年十分火爆，就成了小說進行中的背景。第三階段《浪淘沙》小葵紀元2009-2011年，小葵的人生和改革開放都面臨變局。小葵四十出頭，2004年埋的雷，在2009年爆了，她跌入人生低谷。好在，身處經濟社會整體上揚的態勢里，跌倒了，也有爬起來的機會。改革開放以來，尤其2000年之后，農村出身的青年在考學這座獨木橋之外，有更多的途徑去更大的世界成就自己，第一代民營企業家紛紛破土而出，經濟發展火熱，吸引很多當時有穩定工作的人也辭職創業，小葵借到了這個東風，才得以快速翻身。2008年爆發的全球經濟危機，讓我們開始重視“內需”，于是有了“家電下鄉”的政策，盤活了處于危機當中的家電行業；于是，也有了四萬億元人民幣的建設投資，房地產和金融等行業因此加速度發展。當時有一個熱詞：“下海”，但大海當中，“浪淘沙”難免，某類民營企業家是如何被淘汰的，《浪淘沙》提供了一個樣本。第四個階段《與海豚同游》小葵紀元2016-2020年，是這部小說的的最后一個階段，小葵和改革開放都到了“新常態”。小葵五十出頭了，她有了年紀也有了財富。這部分既寫她也寫“朱家”怎么積攢和分配財富，這個過程拷問家庭和社會倫理，也考驗人性。經濟發展開始進入了“新常態”，從高速發展進入中高速，產業要轉型，增長點要切換，小葵也是在這樣的形式下從水產行業進入旅游業。這階段很近，因此，文本中，時代這“背景音”很輕，小葵的心聲就響亮了。小說是個開放性的結尾，小葵到底會怎樣呢？這答案，交給時間吧。

寫人性的灰度和人物的復雜性

南都：小說中有一段小葵在職場競爭中服從“潛規則”的情節。作為小說家和創作者，你如何面對人性的灰度和人物的復雜性？你會不會不自覺地站在道德高地去打量她？

楊怡芬：小說里，小葵有自我審視，她認為這件事自己也有責任，她不僅僅是個“服從者”，她同時也是主導者，因為她想從高位者那里取得她要的幫助。我很欣賞她有這樣的認知，不為自己做完全無辜的開脫。但站在更高一層比如男權社會這一維度來講，她確乎是在服從那套規則。人性的灰度和人物的復雜性，本就該是小說的領域，身為一個以寫小說為業的人，我得誠實地去面對這些，盡可能地去看清楚。書寫灰暗和復雜，將之暴露在太陽底下，藏匿之物因書寫而顯形，或可為后來者“避雷”吧。我可不可以吐槽現在的小說有越來越簡單化和扁平化的傾向？我把小葵當做活生生的人，和她一起經歷那些灰暗和不堪，我想，我沒有站到道德高地上去打量她。真誠的小說里，這樣的道德高地越少越好。

南都：小葵人生的后兩個階段（商海沉浮、企業家蛻變），與你2018年從綜合部門轉崗到稽查一線的經歷密切相關。你在工作中看到的企業經營狀況、會計人員的專業操守，如何具體地“落”進了小說里？它修正或拓寬了你對民營企業家群體的哪些認知？

楊怡芬：這個話題還真不好展開，因為涉及很多工作上的事情。說起來，因為工作關系，我算是作家里頭離經濟生活比較近的，因此，日常生活中，談及諸如合同啊經費啊這類事情，我會覺得這只是需要厘清的工作內容，而不是在斤斤計較。說到具體的會計工作，“斤斤計較”也是不夠的，得“分分計較”。那是個較真的行當。我的小說里寫到轉賬啊銀行啊企業啊，會比一般的作家有現實感，因為，我就在現場，職業見聞會在不知不覺間落進小說的字里行間。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驅卡夫卡，白天是兢兢業業的保險職員；象征主義詩人佩索阿一度是會計，甚至還曾和妹婿共同創辦《商業與會計》雜志；我這樣的小作家也珍視白天的工作，它不僅是謀生之所，更是一條道路，深入人心與社會變遷。說句題外話，即便靠寫作能養活自己，我也不贊成年輕人輕易全職寫作——人也像植物，還是需要陽光雨露與風雪冰凍，才能長得健壯。

電視劇尤其短劇里的企業家，多是霸總如何甚至老爺少爺怎樣，那是為了迎合一眾“刻板印象”而編造的。我接觸過的民營企業家，他們是一群認真做事的人。創業很難，創業成功更難，守成更是難中之難，能在這些難中成就一番事業的人，都很優秀。說到底，大家都是人，不過所從事的行業不同而已。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們真的讀書。我看到他們的案頭有書，除了經濟類和企業管理類的，也有文學類的書，且都是在翻閱的。這讓我深信精神生活是和物質生活齊頭并進的。我對會計和民營企業家都沒有成見或偏見，因此，真的很難說出和他們接觸的過程中有什么讓我意外的。

南都：小說原名曾叫《羞》，后改為《魚尾紋》。這個“消失的原題”承載了什么？“魚尾紋”又有什么象征意義？

楊怡芬：是的，那是原題，當初它指引了我寫作的方向，要寫出女主的羞愧。我另有個短篇小說，原題叫《恥》，后來看到庫切有同名小說，就改了，改為《有鳳來儀》。原題《羞》和《恥》的小說是一對，女主的身份都一樣，只是經歷的事情不一樣。《羞》，只是自己沉淪，并且為自己羞愧。《恥》，則是把別人也拉下水了，并且還逃避現實。一個人會知羞知恥就不可怕，可怕的是深陷羞恥之境卻不自知。知羞知恥然后才會有勇，這是我想讓這倆小說承載的。原題消失了，承載的內容沒變。“魚尾紋”，它象征什么呢？是我們身體的一部分，是衰老的開始，是歲月的饋贈，皺褶里深藏難以言說之物，或羞或恥。最終，它就是魚尾紋啊，我們終于是要和它相伴一生的。

通過講述人生，讓不同的人們相互理解

南都：《魚尾紋》的小說背景依舊在你的家鄉舟山。你如何理解舟山在地理與文化上的“末端”與“門戶”雙重屬性？希望通過小說糾正外界對舟山的哪些誤解？

楊怡芬：舟山群島在長江水道和南北海運的T字路口，這里通江達海。我把這句也寫進這部小說了。舟山這地名，在文學中出現得不多，身為舟山兒女，我想我有些小責任將舟山在小說中介紹給讀者。以陸地和陸地文明為中心，舟山就是邊地和“末端”；以海洋為中心，舟山無疑就是陸地的“門戶”，但成為“海洋文明”的前沿，目前只是愿景。我希望通過我的小說，能讓我的讀者感受到，在舟山生活的人們百分之八十和大家一樣，有百分之二十和大家不大一樣。最重要的是一樣的部分。在世界里處理諸多關系，得“求同存異”，求同為大，那是一起前進的基礎；存異為小，但也很重要，那是“特色”和“個性”。文學的一個現實意義，尤其是小說的功用，就是能通過講述人生讓不同的人們互相理解。因此，大家對舟山的印象，如果只是一個度假的海島或是一個出產海鮮的漁場，那讀了我的小說之后，一定會有所改觀的。

南都：你認為小葵是一個什么樣性格的女性？你為什么以她作為主角？她是否符合我們時代對“大女主”的期待？

楊怡芬：小葵是個既新又舊的人，她的性格里既有相夫教子的傳統性，又有要出人頭地發展完善自己的信念。總體上來說，她還是個溫良的人，性格也算溫和，符合南方女性的“刻板”印象。真正的女性主義不是對抗男性，而是對抗那個被規訓的自己。小葵一直在對抗，這是我選擇她做我的主角的原因。每個人都活在她自己的時代里，在小葵的時代，她能算個大女主，因為到最后，她從心理和經濟能力上都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我不擔心她的后半生，即便她再跌倒，她也有保持自尊生活的能量了，能主宰自己的生活就是大女主。理想中，新時代的“大女主”是怎么樣的呢？我不希望看到是變成男人模樣的大女人。

既溫柔敦厚，又堅定有力

南都：我注意到你的小說語言一如既往的詩意和細膩，顯示出文本的高度風格化。請談談你對小說語言的要求。

楊怡芬：我們的中文很美，用詞和行文，有自己獨特的詩意和韻味。我希望在簡潔和準確的基礎上，帶上詩意和古意，共同指向一種力量感：既溫柔敦厚，又堅定有力。這是理想狀態，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具體到我自己的寫作，我對自己的要求，是根據文本要呈現的內容和氣質，選取相應的敘述語言和行文方式，也就是說，我還是有比較強的文本意識。《離觴》的語言和敘述是偏傳統的，《海上繁花》則是現代和通俗的，《魚尾紋》呢，它是偏現代和“純文學”的，這是我目前能調用的三副筆墨。當然，即便我想擁有這三副面孔，但，也只是我“想”；實際上，我可能沒學會徹底“變臉”，或許只是微微變形吧。

南都：你在創作談里說，你的小說“是橫著生長的，每向前一步，身后都拖著細密的紗網”。這種散文化的、牽連細節的方式，是否對敘事造成阻礙？有沒有考慮嘗試更干脆利落的寫法？

楊怡芬：散文化的、細節豐茂的小說，會比干脆利落的小說更好地呈現氛圍感，有“活人感”。在閱讀中，我也偏愛這類小說。但我也在嘗試更干脆利落地講故事，比如這部小說的四個部分，小葵的少女和少婦時代，是偏散文化的；小葵的中女和初老階段，敘事上比之前兩部分干脆利落。我的理解是，人生的階段不同，心境不同，我的敘述也要與之匹配。讀者反饋當中，我的文字責編是偏愛前兩個部分，她覺得審美好；一位評論家更偏愛最后部分，她覺得我在那里終于將時代讓位于人物了。寫作猶如廚子做菜，眾口難調，還是忠于自己的選擇吧。

小說承載家鄉、家庭和個人議題

南都：你從事寫作已二十余年，從第一部長篇《離觴》到現在的《魚尾紋》，你認為自己在創作觀念、寫作風格上發生了什么變化？

楊怡芬：我2002年開始寫作的，專心寫小說。前十年發表中短篇并出版了兩部中短篇小說集，還有兩個長篇的“廢墟”存在電腦里——我既要工作又要撫育孩子，寫作時間實在太少；后面十多年，我同時寫著長篇小說和中短篇小說，2021年、2023年、2025年分別出版《離觴》《海上繁花》《魚尾紋》三部長篇小說之后，2026年，我的中短篇小說集《海里面的怪東西》出版了。業內都知道，對普通作者而言，中短篇小說集相對長篇小說更難有出版機會；可我也驚喜地看到，年輕讀者對中短篇小說集是歡迎的，但愿有更多的出版社看到這樣的商機。

在創作觀念上，初期的我，把小說作為處理社會問題的“工具”，面對的是他者。我這個觀念蠻“五四”的，也和新世紀初的寫作潮流很不一樣，也許好歹能歸類到“新現實主義”，但它面向的是“底層”，我的卻又不是。漸漸地，大概也是寫作十年之后，我開始把小說作為承載家鄉和家庭、個人議題的載體，小說在我心里越來越及物和切己。以后肯定還會變，也許會更注重精神性？我不確定。

寫作風格上的評論，我是身在廬山之中啊，真有些說不好。不強說它了。

南都：未來還有什么寫作計劃？

楊怡芬：我把自己定義為身處爬坡期的作家——在寫作二十多年之后，我終于認下了“作家”這個社會身份。從現在開始，我就是一個全職寫作的人了，除了處理必要的生活雜事，其余的時間就都交給讀寫。說來慚愧，說了很多年，我還沒把《離觴》的續篇寫完，目前正在寫。接著，長篇寫作上，我還是以舟山的歷史和舟山人的集體記憶入手去寫；中短篇方面，就比較自由，可以承接憑空而來的靈感。

采寫：南都N視頻記者 黃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