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會短跑的牙買加人，集體跳槽土耳其

2025東京世界田徑錦標賽正如火如荼，但對于牙買加代表隊來說，這次比賽端的是喜憂參半。

喜的自然是在短跑之神博爾特退役多年之后，后生小輩塞維爾終于接過榮耀傳承，把百米飛人的世界大賽金牌再一次帶回了牙買加。

而憂的嘛……這次世錦賽牙買加田徑隊直接就少了三位重量級的明星選手：羅杰-斯托納、拉金德拉-坎貝爾與韋恩-平諾克。

要說這三位，可不是一般人，2024年巴黎奧運會上，他們直接貢獻了牙買加田徑獎牌總數的一半——其中，平諾克收獲跳遠銀牌，坎貝爾摘得鉛球銅牌，而斯托納則更為了不起，他在鐵餅項目里贏下了牙買加在該項目歷史上的第一塊金牌，同時也是牙買加代表隊在巴黎拿到的唯一一枚金牌。

然而，哥仨缺席本屆東京世錦賽的原因多少就有些尷尬了：他們三人都要轉籍土耳其，從今往后，在國際賽場上，就要代表土耳其出戰了！

更過分的是，除了這哥仨之外，20歲的杰登-希伯特——這位曾在2022年奪得世界U20錦標賽冠軍的三級跳運動員，也在土耳其的“打包帶走”名單里。

而且在同期時間里，土耳其還“順便”去歸化了尼日利亞的短跑女將法沃爾-歐菲里……

對“歸化”這種操作，相比大家都已不再陌生，尤其是最近這幾年里，國際體育歸化風勁吹，哪怕是一些在歸化問題上略顯保守的國家，歸化的優秀運動員都不少。

然而，土耳其的這次歸化操作，還是引發了巨大的異議。畢竟，你土耳其現在就逮著牙買加一只羊在死命地薅，四位正值巔峰的選手，一周內集體轉籍，直接給人家田徑隊薅禿了，觀感上確實是……有那么一點過分？

而另一方面，牙買加三位田徑明星和一位明日之星的集體“叛逃”，也引爆了如今田徑圈、甚至是整個體育圈里的一場關于情與法、義與利的大討論。

大家都知道，歸化一般有兩種常見方式：一種是憑借血緣或者出生地所獲得的國籍，另一種則是單純的走程序轉換國籍，而一般來說，前者在觀感上多少更能令人接受，后者則被認為是純粹的生意與利益交換。

是的，土耳其這次的“打包”行為，正是后者。

據《特立尼達和多巴哥衛報》報道，土耳其為斯托納、坎貝爾、平諾克、希伯特四人提供的條件包括：每個月不菲的運動津貼，以及每人50萬美元（約合363萬元人民幣）的簽約費。

盡管這一報道并未能得到土耳其方面的確認，但這也足以點燃不少牙買加人的愛國之情——為了區區50萬美元就把國籍給丟了，這不妥妥的“牙奸”嘛？

可這里面確實是存在“情有可原”的地方。

一則，牙買加可不講什么“數典忘祖”，這國家歷史上的原住民早就被殖民者給優化光了。如今的牙買加，說得好聽點是一個多文化多民族國家，歐洲、非洲和土著文化在這里大融合；說得難聽一點就是，文明傳承沒有根，缺乏民族向心力。

在這種大環境下，人往高處走，也算不得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

二則，這里面還真要給博爾特分一口黑鍋——正是在短跑之神的引領下，牙買加的短跑文化短時間內極速興盛，以至于投資無數、名將輩出。但問題在于，牙買加本身就是小國，還是窮國，對體育項目的扶助能力就那么多，短跑項目吃了肉，其他項目就只能喝兩口剩湯了。

比如斯托納，在前文中我們提到過，他巴黎奧運會里拿到了牙買加唯一一枚金牌，按說怎么也該過上吃喝不愁的好日子了吧？但現實是冰冷而殘酷的，至少斯托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是這樣控訴牙買加田徑協會的——“我們連最基本的保障都沒有”。

金牌的斯托納都這樣，銀牌的平諾克和銅牌的坎貝爾待遇如何，那自然是可想而知。

平諾克說，自己曾經無數次遭遇資金困難，但在申請幫助時，卻從來沒有得到過回應；而就在兩個月前，坎貝爾在接受當地電視媒體《Coach’s Desk TV》采訪時透露，整個2024年里，他僅僅從牙買加田協獲得了“極少量”的津貼，以至于他不得不一邊備戰奧運，一邊在披薩店里兼職。

沒錯，披薩我做的，還給差評不？

根據權威媒體報道，牙買加田協每年向這些精英運動員發放的補貼，只有大概2300美元。關鍵詞：每年。

對了，還有奧運獎金。巴黎奧運會后，牙買加政府與奧委會，破天荒歷史上首次向代表團所有成員（66名運動員與21名后勤人員）發放了總額為28萬美元的“感謝獎學金”（注：另有專項獎牌獎金），但具體分配方式不明。即使能做到平均分的話，大概每人只能獲得3000美元。

現在，請把你帶入坎貝爾的視角，當你正在披薩店里忙得不可開交，聽著同事和顧客的抱怨，突然來了個土耳其官員，把50萬美元拍你臉上，還告訴你，如果能為土耳其奪得奧運金牌，還能額外再獲得30-50萬美元的獎金——這個時候，你的選擇是？

雖然我不會短跑，但我會跳槽啊！

然后我們來說說事件的另外一方代表土耳其。

一般而言，在一個主體民族占據較大比例的國家里，對待歸化這件事都會采取相對保守的策略，因為這里面很容易牽扯到民族主義的敘事問題。

但土耳其偏偏是個例外，他們歸化外籍運動員的歷史相當早，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大約上個世紀的90年代末。

為啥土耳其人不太在意這個呢？因為人家歷史上就是這么干的……

土耳其歷史上最為輝煌的奧斯曼帝國時期，土耳其人為了管理自己幅員遼闊的帝國，采取了非常獨特的行省總督制度，簡單的說就是，你阿拉伯人管阿拉伯人的地盤，只要宣誓向我效忠、每年給我納稅就行，我們不搞民族主義這一套！

所以，土耳其使用起歸化運動員，那是完全沒有任何心理負擔——我給你錢，你做好KPI，大家合作愉快屬實是。

 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2013年土耳其田徑隊鬧出禁藥風波，導致多人被禁賽之后，土耳其的田協是怎么做的？

大手一揮，買！ 

這也導致2016年的里約奧運會上，土耳其田徑代表隊出現了31名選手中有15名歸化選手的奇觀——而在那一屆奧運會上，正是原籍古巴的女子400米欄運動員科佩洛幫助土耳其贏下了唯一一枚田徑獎牌。

土耳其這么個搞法，自然啟發了中東的一眾土豪，一時間，大家滿世界揮舞著鈔票挖人，尤其是肯尼亞和尼日利亞的長跑運動員，又便宜，實力又強，經常被哄搶，場面確實一度有些難看了。

2016年世界U20田徑錦標賽，巴林隊的尼日利亞軍團

所以，世界田徑聯合會不得不在2018年修改了轉國籍的規則，引入了“至少等待三年才能參加國際賽事” 的規定，要求運動員在等待期結束前，必須證明自己與新國家存在 “真實、密切、可信且穩定的關聯”…… 

與此同時，還成立了一個專門小組，負責 “審核轉籍申請的可信度”，包括確保運動員能獲得完整公民身份和相應權利，并規定每位運動員只能轉籍一次。

這才讓瘋狂的歸化潮得到了一定的規范。

然而，嘗到過甜頭的土耳其就此將吸納優秀的外籍運動員入籍變成了一項長期政策，而且說實話，這一招也確實好用。

比如巴黎奧運會上，幾乎以一己之力打崩中國女排的瓦爾加斯，就是土耳其排協從古巴歸化而來；而前不久剛剛結束的籃球歐錦賽上，表現極為出色的土耳其后衛拉金，則是從美國歸化而來……

對于土耳其來說，規劃運動員本質上絕對是一筆低風險高回報的商業投資。以此次“打包”為例，5名正在巔峰期的精英運動員，只需要250萬美元的投入。

這個價錢對普通人當然是天價，但在運動商業領域，也只是毛毛雨而已，更別說土耳其多少也是一個區域性的大國，背靠國家政策，能調動的資源簡直不可想象。 

更何況，這筆投資，完全可以通過商業運作賺回來——比如土耳其女排當年歸化瓦爾加斯，傳聞說是一次性掏了800萬美元，然后換來了一個奧運會亞軍、世錦賽亞軍和世界女排聯賽冠軍，以及各種品牌贊助……單從金錢計算早就回本，甚至還有得賺！

這次“打包”的五名田徑選手亦然，想要培養出這樣頂尖水準的選手，250萬美元砸向青訓，恐怕連個水花響都聽不到，但現在，土耳其有了五個——只要其中任意一人能夠獲得奧運獎牌，這筆投入就是大賺特賺。

我們當然可以指責土耳其急功近利，不愿意培養本土田徑人才，也可以對這種用金錢換取國籍忠誠的方式加以鄙視，但你不得不承認的一點在于——田徑運動（尤其是非短跑項目）在全球范圍內的商業化程度有限，導致其人才的市場價值難以充分兌現。

所以，在體育、商業與愛國主義三者的角力中，商業當然幾乎每次都能勝出。

說到底，排除國家和民族主義的敘事不論，“給頂級的運動員最好的訓練環境和最好的成績回報”這一想法，難道不是一種合情合理？

因此，在這件事情上，我們很難去怪罪運動員。畢竟，牙買加和土耳其所能開出的價碼，對比實在太過于直觀而強烈……

但由此衍生出的另外一個問題在于，WHY？為什么頂級運動員無法獲得與他們競技水平相匹配的收入呢？

眾所周知，全世界最吸金的商業體育盛會，就是奧運會——根據國際奧委會的報告，他們在巴黎周期總共收入達到了124億美元，盡管他們表示，其中收入的90%已經反饋回到了體育運動當中，但有趣的是，作為奧運會最重要資產的精英運動員們，能夠從中分潤的利益，卻只有幾乎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作為對比，國際奧委會的委員每次出行參加會議，享受頭等艙和五星級住宿，每日津貼為450-900美元——與奧運冠軍斯托納三個月到半年里獲得的補助大概相當。

WHAT CAN I SAY？

歡迎來到現實世界。

最后，關于被“打包”的五名運動員——他們并不是沒有付出任何代價。

根據國際田聯在2018年推出的新規定，這五位運動員想要在國際大賽中代表土耳其效力，就必須等待至少三年——而且是從向國際田聯遞交材料的那一天開始算起。

這也意味著，五名運動員將會在接下來的三年里無法代表土耳其參加任何國際大賽，甚至還有可能錯過2028年的洛杉磯奧運會——這其中的損失，是否能用金錢來衡量，只能說見仁見智，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把尺。

不過斯托納對記者說的另一番話，似乎也證明了其中并不完全只有金錢因素：“金錢和榮譽絕對不是我生命里的全部，我需要的是，尊重和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