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歷史學家唐德剛1996年9月在臺北《傳記文學》發表的《中國國家轉型論提綱》中提出的歷史 “三峽”說：
“中國歷史從古代一路走到清朝末年，就到了三峽，這里驚濤駭浪，過了三峽就風平浪靜了……中國歷史有幾個階段，走到鴉片戰爭的時候，就動亂了，過了這一段，就風平浪靜……所以叫做歷史三峽。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之日，從此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太平之洋?！?br/>

“歷史三峽論”是唐德剛關于中國社會政治制度轉型的理論，是唐德剛對近代政治生態轉型的一種歷史判斷。唐德剛把中國歷史發展好比船行三峽，在前后兩個社會形態的轉換間必有一轉型期，而此轉型期即為歷史的“三峽”。

唐德剛把先秦以來的中國政治社會制度變遷分為“封建、帝制與民治”三個大的階段，共出現兩次轉型。
第一次是公元前4世紀開始的由封建轉向帝制，第二次轉型則開端于1840年以后的鴉片戰爭后香港被割讓。唐德剛指出:“我們要通過這個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歷時兩百年，自1840年開始，我們能在2040年通過三峽，享受點風平浪靜的清福，就算是很幸運的了?！?/p>

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論”的史觀為 “定型-轉型-定型”三個時期。唐德剛認為中國歷史二百年定會出三峽，最終在2040年實現“國有定型，民有共識，以我國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潛力，走入人類歷史上民治主義的新時代，開我民族史今后五百年之新運?！?br/>唐德剛生于安徽省合肥市，1939年入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1959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博士，后留校任教，并兼任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館長；1972年，受聘為紐約市立大學教授、亞洲研究系主任。
唐德剛生于亂世顛沛流離，見證了軍閥混戰、國民革命、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等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故國興亡與個人經歷融入了唐德剛的歷史觀中。

走出歷史三峽，實現民族復興，這不僅僅是唐德剛的中國夢，也是幾代中國人的夢想。
從鴉片戰爭開始，中華民族進入苦難行程，內憂外患戰亂紛飛，割地賠款民族危亡，李鴻章哀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病危之中，仍念念不忘拯救中國、拯救民眾，“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新中國一窮二白，毛澤東認為弄不好可能有“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的問題，同時宣告“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即通過國民經濟翻番地增長，第一步，到1990年，解決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實現小康；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論”居然與政治家的戰略規劃不謀而合。
2013、2014年和2015年人民日報的評論文章里曾三次提及過“歷史三峽”。
2015年人民日報七一社論中說：“一個十幾億人的國家要穿越歷史的三峽，走向復興的彼岸，跨越之難、阻力之大，很多方面會超出人們的想象?！?br/>唐德剛的歷史預言二百年出三峽，注定歷史進程充滿兇險和曲折，“也是死人如麻，極其痛苦的。這次驚濤駭浪的大轉型”，“從帝王專制，要轉變成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就。二者要從政治經濟轉型開始，而一轉百轉，要全部轉完，實非數百年不為功也?！?/p>

唐德剛堅信:“吾人要知道，過去五千年的一部中華通史，實是一部‘帝王專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華通史，將是一部‘民主政治史’。”
唐德剛雖然指出中國政治生態轉型的必然性，但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模式:“變它200年，變出一個新的‘定型’來。然后它又可以千年不變了。或問:這新的定型是個什么模式呢？曰:吾不能確知也?！?br/>有人批評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論”并沒有找出通過所謂“歷史三峽”的發展道路。因為唐德剛將中國近現代政治轉型的目標視為“現代西方式的社會形態”。
其實這是苛求于人，唐德剛不是政治家而是歷史學家。唐德剛是從歷史上中尋找答案預言中國的未來，二百年出三峽，民族復興指日可待。至于模式問題，是摸著石頭過河，只有通過實踐才能得出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