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師長，他很謙虛，視我為朋友。 承馮先生不棄，他提攜我，使我們之間即成為人們常說的“亦師亦友”的關系，在許多問題上，心靈相通。
馮先生是歷史學家，中國文化史的大家。他是以文史研究見長的學問家，同時又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做的是有思想的學術研究，在明清史、中華元典精神、中國思想范疇史及湖北地方史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有扛鼎之作，又對中國傳統的制度史，特別是制度思想史有精湛的研究。
例如，關于“封建”史論的深入研究，我以為當今之世，無出其右者。馮先生的精專大著《“封建”考論》，循名責實，撥亂反正，為“封建”正名。他指出，我國秦漢至明清社會的主流離開所謂“封建”漸遠，實行的其實是地主經濟基礎之上的君主集權官僚政治。他深入比較了中國與歐洲、日本的異同，檢討了近現代思想史上的相關論戰，楷定了概念，批評了概念誤植的弊病。
與馮天瑜先生在中國文化高峰論壇（2015年9月武大）的合影
馮先生的研究首先是學理的、學術的，這是他的立身之本。與現代其他的學術大家一樣，馮先生的研究又不僅僅停留在學術層面，他有現實關懷，愈到晚年愈顯強烈。近日在網上拜讀了他有關“史劇與史觀”、“周制與秦制”的宏論，頓覺卓然經綸，耳目一新。他堅持人類文明史上的普遍之道，并為此而奮斗，雖遭致明槍暗箭也毫無懼色。王船山云：“寵不驚而辱不屈者，君子之貞也。”信如斯言。馮先生正是保存著君子之貞的大君子！
馮先生善于學習，博采眾長，又有自己卓特的見解，獨樹一幟，正所謂“器識高爽，風骨魁奇”。他是通人，打通了文史哲，打通了中西馬。他揭示中國前近代社會文化的本真面目，為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提供比較準確的前史研究基礎。
馮先生特別勤奮，不論在什么樣的時空環境中，他都能靜思與撰著。他晚年的大著都是在病房里、病榻上寫成的。他特別堅強，數次手術，癌病轉移，放化療過程中，有時甚至每分鐘嘔吐一次，痛苦異常，一般人是難以忍受的，很多人精神上垮了……。可是馮先生置之度外，他仍在沉思構想，奮筆寫作。由是可見他的定力。
馮天瑜先生為本人畫像
馮先生是一位奇人，豁達開朗，積極樂觀。醫生多次宣判他生命的期限，可他就是不予理睬，似乎無暇消沉悲戚，抓緊分分秒秒，專心專意思考理論、歷史的問題，一門心思寫書。隨著一部部深具“問題意識”的高品質專著問世，他的精神與肉體生命得以升華，得以延展。醫生說他創造了生命的奇跡，他本身就是奇跡！他用生命實踐了他的哲學，他的生命就是他的哲學的載體。
馮先生碩德堪宏，耄齡添美。他平易近人，為人低調，廣結善緣，教書育人，深受師生們的愛戴。謹此恭祝他壽越期頤，后福無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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