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火·重案》：暴力美學下的制度崩潰

整體來說《怒火·重案》感官效果不錯，值得影院一觀，除開這點相信吐槽劇本粗糙的人大有所在，這里我就不詳細展開討論，今天就想聊聊《怒火·重案》背后所隱含的一些角力。

《怒火·重案》這個電影名字是由三部分組成，“怒火”、“·”（間隔號）和“重案”，從電影簡介或觀看過程中，都能十分直觀理解“怒火與重案”的含義，但鏈接“怒火、重案”這里的間隔號看似只是一個非主流的標點符號，實則這個標點符號起著靈魂點睛的作用。

一般來說我們都習慣性把“怒火重案”這四個字做一個連貫性理解，實際上這四個字兩個詞語也能對應電影劇情，但為什么會在中間加上一個間隔號呢？僅僅是為了符合潮流命名趨勢的非主流耍帥？個人以為不是，首先我們得知道間隔號有4種意思，在這里很明顯就是當成分界作用使用（百度百科：間隔號還可以用來表示書名與篇（章、卷）名之間的分界。例如：《論語·里仁》《孟子·梁惠王》《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因此“怒火”和“重案”它們是一個從屬關系，如果有續集，應該叫“怒火系列”而不是“怒火重案系列”。

“怒火”所帶出來的格局不僅僅停留在“重案”表層上，正如電影劇情一樣，所有劇情僅僅停留在“重案”表面，并沒有深度挖掘“重案”所帶來的任何思考，全片就在緊張刺激的視覺感官中匆忙完結；當然這也可以解析為這是作為電影遺留的想象空間與營銷熱點討論；也有人解析為這是延續了香港動作片一貫的粗糙（拜讀：老周新視野——《怒火重案》的怒火究竟從何而來，堪稱港產動作片的謝幕之作）。

僅僅是一貫的粗糙嗎？

近些年，“香港動作片一貫的粗糙”幾乎與“暴力美學”畫上等號，而這些發源于美國成熟于香港的“暴力美學”電影，基本上都存在一個共同的問題：弱化（弱智化）暴力執法機關。

這里不得不引出一個傳說中的計劃——東亞去雄計劃，簡單來說就是通過軟文化入侵，慢慢抹去直至消除該地區男性的血性等。而近些年港片的“暴力執法機關弱智化”，與其計劃核心高度相似，都是通過軟文化潛移默化改變某些決定因素。

以《怒火·重案》劇情來說，在明知道謝霆鋒團伙可能持有殺傷性武器，在無任何人群安全疏散計劃就匆忙攔路，把普通民眾與持槍歹徒一股腦堵在一起，就為了所謂的抓捕兇手，枉顧普通民眾的安危。

雖然這樣在視覺效果上能很炸很燃，但是用腦一想，合理嗎？又不是段子里的戰斗民族，人質和歹徒一同消滅。

這就是“怒火”，一個無視警隊規則無視人民財產安全的怒火沖天暴力執法者。

在甄子丹被內部聆訊請去喝茶時候，門外空無一人守衛，任由所有講“義氣”講“團隊”的同事隊友，全部沖出來撐他們的老大，強調了他們是“一隊人”，有事一起扛這也是“怒火”。

但往深處一想，一個辦公室是“一隊人”，隔壁辦公室別的行動組的同事難道就是陌路人？一個暴力執法機關是以個人為領導核心，且可以任意有組織違背反抗早已制定下的“游戲規則”，是否在暗喻中國和香港的關系，意在“喚醒”某些群體的所謂“獨立”？

放眼未來，在這樣“喚醒獨立”潛移默化的影響下，香港新生一代如何看待這個“間隔號”——2047年的中國香港和中國·香港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

軟文化的入侵比硬實力進攻更可怕，后者只是折斷了你的膝蓋，前者卻讓你失去了昂首挺胸的勇氣。

如果弱智化風氣久而久之，會讓不明真相的吃瓜群眾對所謂的香港法治社會產生一系列擔憂，可能是10年可能是50年100年后，一個無能、崇尚暴力、毫無紀律被嚴重誤解的香港政府會因此喪失它目前在世界的金融地位，其嚴重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會蔓延到全國，到時候受影響的不僅僅是金融界這么簡單。

或許相關方面已經注意到這種意識形態的入侵，因此近些年的高質量紅色題材影視作品也頻頻獲得喝彩，越來越振奮人心越來越能給我們提供心靈支撐的力量。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在規則框架之下的暗地涌流，是我們與各種敵對勢力的角力。

在大是大非立場問題上，導演、演員等工作人員，也許并不能揣測到資本的惡意，對于它們來說這僅僅是一部好的或者不好的作品而已，因此不能一意孤行把所有問題牽連到導演、演員等個人身上，要實事求是明辨事理，讓問題停留在問題上解決。

資本只有利益，沒有立場；作品分好壞，也分善惡。

回到剛開始的話題，如果有續集，可能是“怒火”系列。

從劇中甄子丹反對暴力到擁護暴力，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改變，續集便是甄子丹黑化重走謝霆鋒之路，對應了他在內部聆訊時候說“很清楚游戲規則怎么玩”的伏筆，規則之下的黑暗，他要把它重新放到臺面上來講，不然錯了；誰錯了；怎么就錯了；錯在哪里了，沒任何意義。

“怒火”不可怕，可恨的是過后依舊是“怒火”，并沒有人意識到需要進行源頭“滅火”。

不吐不快——

上一次停車場跳車的是成龍；

上一次指揮失敗被一鍋端的也是成龍；

上一次甄子丹手持甩棍對刀子的還是吳京；

上一次被錘子錘在身上沒事的人叫滅霸；

好多致敬好有深意好像不錯。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