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北京日報客戶端發布“朝陽區與民生保障無關的服務業全部暫停”。

三里屯太古里暫停營業，早晚高峰水泄不通的朝陽路空空蕩蕩，地鐵六號線零散坐著幾個乘客。

城市以低電量模式運轉，生怕喧囂驚醒了病毒。

以武漢封城計算，疫情已蔓延兩年有余，以前的生活，好像永遠地遠去了。

在人們只尋求基本生活的時候，哀嘆電影院的再次停業似乎矯情又膚淺，但我還是想要回首，在這兩年里，在數不清的那些時刻，我在看什么。

我也想知道，那些事情發生的時候，你在看什么。

據國家電影局2019年12月31日發布的數據，2019年全國電影總票房642.66億元，同比增長5.4%。

我如每個新年一樣，走進雍和宮祈禱世界和平。

接著，2020年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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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8日零時，《唐人街探案3》《緊急救援》《奪冠》《囧媽》《姜子牙》《急先鋒》《熊出沒·狂野大陸》開啟預售，春節檔與往年一樣吹響了號角。

1月22日，我獨自在百老匯moma影城（萬國城店）看《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這家影院常做影展，緊鄰庫布里克書店，于是畢業后我把房子租在了步行十分鐘的地方，充值會員卡，無事的時候就在這里看電影讀書。這是畢業一年后普通的一天。

1月23日凌晨，武漢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1號通告，10時起機場、火車站離漢通道暫時關閉。全國各地啟動重大公共衛生一級響應，影院宣布關門歇業。

自此開始，電影院經歷了6個月的沉默，寫下這篇文章的時候，發現我的會員卡已經過期很久了。

我在除夕夜看了鳳凰大視野在2013年播出的《非典十年祭》，畫面上的彈幕被“武漢加油”鋪滿了。

“所有的事情重播又重播，病毒比人類更早地成為這顆星球上的王，現代文明迅速發展，高速的交通系統加快了病毒的傳播，城市化吞沒的森林土地把沒有見過的病原體推向人類，17年什么都沒有變。 ”

那天我寫下短評后，等待春節假期后去上班。

2月7日凌晨，武漢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在抗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中不幸感染，經全力搶救無效去世。

整個2月我在家中翻看老片，這一天看到1975年斯坦利·庫布里克的《巴里·林登》。片尾說：

“上述人物的悲歡發生在喬治三世時期，無論好壞、美丑或貧富，現已平等歸土。”

3月9日，我回到公司，用酒精擦拭工位。行政提醒辦公時戴好口罩，不再聚集開會。我開始喝Luckin的咖啡，為了不同的咖啡穿不同顏色的衣服。和朋友們打麻將，去三里屯吃火鍋。如果不是翻出那時候的微博，我回憶不起經歷了什么。

“澳洲大火、武漢封城、李文亮先生和他的同事們去世、科比去世、泉州酒店倒塌、列車側翻、N號房曝光、大涼山大火，“好痛苦啊”在細碎的信息里沖刷掉了具體的事件，見證的“歷史”是一件事情疊加一件事情的。

《二手時間》里說俄羅斯的民族是在苦難中走出來的，而我們每一個都是此刻的幸存者啊。”

電影，在這些事情面前不值一提。

4月8日，我對羅曼·波蘭斯基《天師捉妖》的俗套情節翻過白眼，一個消息鋪天蓋地：武漢解封了。視頻里，車隊咆哮著沖出武漢，分不清是悲鳴、是憤怒，還是欣喜。

6月10日0時許，朝陽區朝外地區一男子黃某（52歲）墜樓死亡。

博納影業集團副總裁黃巍去世，讓人驟然想起，電影院已關閉近五個月，看似恢復秩序的生活里，電影被遺忘了。

2

2020年7月19日，我從武漢返京，被邀請去朝陽區文化館看一場內部放映，我徑直跑進電影院，手在抖。那天放的是挪威的一部《兄弟》，我已忘記了片子的內容，但還記得坐在銀幕前時候的心跳聲。

7月21日，北京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158場新聞發布會發布，全市低風險地區在電影院各項防控措施有效落實到位的前提下，可于7月24日有序恢復開放營業。

次日，我走進中國電影資料館，這是我從高中開始看電影的地方，這里曾教給我什么是電影。那天大幕拉開，全場爆發了持久的掌聲和歡呼聲。

電影院經過半年的靜默，回來了。

8月2日，《八佰》定檔8月21日。那天我正在華誼辦公樓工作，同事扭頭和我說，工資能發了吧？

14日，在青島隔空參加了首映，主創哽咽，電影院里座無虛席。

一個月后，《八佰》破30億。我從來都不愛戰爭片，這次在電影院里看了三遍。

電影市場好像也要回來了。

9月4日凌晨，《信條》，朋友大喊電影院可不能死，我不要在電腦上看飛機撞大樓。看完后打不到車，在馬路邊拎著啤酒和朋友聊了三個小時。我們堅信疫情已經過去了，生活會一天好過一天。

9月13日，去資料館看415分鐘的《戰爭與和平》，一場報復性觀影。

周五宿醉，我在周六的早晨爬起來，男朋友和我打賭說我沒睡就打錢給我。那天出了放映事故，放映員蹲在門口抽煙，我笑著和他說，一定得放啊，放不了是要出人命的事。

中場休息時，觀眾因為觀影禮儀打了起來，眼鏡飛到過道里，后來一起被請出了電影院。而我在看完片后得到了一千塊的轉賬。

那天好像過年啊。

災難好像過去了，北京的秋天里，我在萬達CBD看了《我和我的家鄉》、《金剛川》、《風平浪靜》首映。在英皇影城看了《一秒鐘》首映，帶著侄子在昌平看了《姜子牙》。

10月底，我搶來的票，在資料館看了12場費里尼。

坐在資料館座位上，我數度落淚。年初被封在家，在被壞消息充斥的日子里，費里尼治愈了我，在我無法再忍受新聞里的哭聲的時候，一個意大利人留在這個世界上的影像把我拽出來，走進他的夢里。

11月初，我跑去阿那亞參加UCCA的電影放映活動，順便在 DDC地下車庫過了萬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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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飛去夏天參加海南電影節，這一年，電影節失去了聲音，在海南，我對大海沙灘沒興趣，沒有把電影院里的甲醛當回事，坐在電影院里看昆汀·杜皮約、安德烈·祖拉斯基，在海邊看賈木許，我抱著椰子，和朋友說，生活是真的回來了，是不是？

12月11日，金基德因新冠肺炎去世，似乎在被提醒我，災難沒有結束。

12月31日，在萬達CBD看了《送你一朵小紅花》，我一向厭煩催淚電影，但那天在電影院里放聲大哭，走出電影院還是沒停下來。這就是后疫情時代嗎？給觀眾的情緒尋找出口才會贏嗎？

殊不知后疫情時代沒有來臨，這里還是疫情時代。

2021年1月22日，我離開了工作三年半的公司，開始做起了電影節的工作。

2021年迎來最擠春節檔，《唐人街探案3》《刺殺小說家》《你好，李煥英》《侍神令》《人潮洶涌》《新神榜：哪吒重生》《熊出沒·狂野大陸》，以令人落淚的李煥英54億票房，沖到中國電影票房第二名而告終。

大年初二，我帶爸媽去看，我泣不成聲，爸媽云淡風輕。我們這代人，真是不堪一擊啊，從沒經歷過巨大的時代變遷和災難，我們什么也承受不住，我們還特別給自己加一些悲傷的戲碼。

6月6日，《熱帶往事》首映，彭于晏帥氣的臉出現在了萬達CBD的屏幕上。

6月，上海國際電影節成為了這一年國內最先開啟的電影節。比起往年，這一年略顯冷清，但電影放映、活動、小龍蝦的夜晚還在，上海在初夏生機盎然。我借機看了《東北虎》《浪客劍心》，還有一些老片，并偶然看了一場電影海報展。

9月，北京電影節再次開始，我已經籌備長春電影節大半年，看了太多好片和爛片，電影節舉辦日期遲遲沒能下來，以為我不再會像以前一樣專注于搶票看片，但在開票的那一刻，我還是沒能忍住。

在半個月，我每天下班狂奔出辦公室，沖向電影院。熟悉的資料館、不適合人類看片的北京劇院、久別重逢的百老匯moma……每一年的北影節，就像是進行一場為期兩周的北京電影院旅行。

12月月末，籌辦了一整年、舉辦日期修改5次的長春電影節終于辦完，身心俱疲的我買了張機票跑掉，并發誓半年不看電影。

2021年的最后一天，我在大理看了《愛情神話》，和朋友趴在洱海邊的草地上，逃離城市，他已經在大理生活幾個月，陽光下，他瞇著眼說，你看，電影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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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春節檔依然搶眼，《長津湖之水門橋》《狙擊手》《四海》《這個殺手不太冷靜》《奇跡·笨小孩》《熊出沒·重返地球》開啟預售。

春節沒有去電影院，我決定上班后每天在中午晚上各看一部，把春節檔補好。看完兩部，公司緊急會議，領導告知，因一些原因，團隊解散。

大年初八下午三點半開完會，五點半所有人簽完離職協議，初九我去做收尾工作，初十和同事一起飛離北京。

在父母家休息一個月，按時起床、吃飯、運動、看書、睡覺，我的身心恢復了，在2月28日走進慈云寺耀萊國際影城看《奇跡·笨小孩》，場內只有我自己，沒人檢票，龍標出來的時候，顏色有些不對勁，正片開始，顏色泛綠。我懶得再去找工作人員，看完全片走出電影院，眼前全是綠色。

3月18日，確定新的工作后，我遲遲不愿入職，自己去萬達CBD看了《新蝙蝠俠》，被涅槃的音樂喚醒，這部片和2021年的《沙丘》和2020年的《信條》一樣，在證明電影院的意義。

看完電影走出來，北京飄起了大雪，恍惚間以為末世又要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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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30日，浦東封閉，據說封閉4天，我沒有問在上海朋友的情況，也沒有感到太多的恐慌。

當天閑逛到UCCA看了《劉小東：你的朋友》展覽，看到劉小東畫里的阿城、張元、王小帥，看到了同名紀錄片，看到第六代的糾結矛盾和超然，看了上一代電影人的狀態，依然不知道這一代人該往哪里走。

接著我經歷了兩次恐慌的囤貨，恐懼透過屏幕蔓延開，我不停地刷各個平臺，平生第一次關注生存問題，一時間不知道，我在沒有外賣時會需要什么。

4月18日，蘇寧影城慈云寺店發布閉店公告。

4月20日，工人開始拆掉這家票價很便宜的電影院。我和朋友走進去，破敗得觸目驚心，電影票和爆米花散落，屏幕被撕扯，座椅堆積如山。

4月28日，北京市電影院再次關閉。

不知道電影院什么時候回來，在基本生活需求受到威脅的時候，我們真的有資格再去期待電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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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我不知道此刻的你在哪座城市，在過著什么樣的生活，你的生活里有沒有電影，我也不知道這兩年你是如何度過的，是否有一些時刻，電影和你發生了聯系？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故事，我們或許可以聊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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