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百里的一生是一個悲劇。

他所希望的所憧憬的所追求的都沒有實現，所謂懷著希望而來，滿腹遺恨而去。

如果說他這一生有那么一件事情是有始有終的話，那只有東渡日本求學的那六年。在這六年里，先是在梁啟超的幫助下進入成城初級士官學校學習一年，實習一年。后又是在梁啟超的幫助下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一年，畢業后以少尉的資格進入部隊實習。

讀完了陶菊隱《蔣百里傳》，我有這么一個疑問，那就是蔣百里在日本究竟學的是什么專業？我注意到了這樣一個細節，那就是蔣百里在實習的這段時間內曾經進入經濟學校實習后方勤務。這個信息讓我很意外，一個步兵專科的優秀學生為什么要去實習后方勤務呢？這似乎不符合邏輯，不是應該到部隊當中去實習軍事指揮嗎？

另，還有一個信息，由于當時中國的留學生越來越多，為了幫助他們，蔣百里辦了一個臨時預備班，而蔣百里給他們講解的課程主要是日軍編制法、動員法、軍人教育、排連營團長的職守及其升調手續等等，與軍事指揮沒有什么太多直接的聯系，與上面所提到的實習后方勤務卻是有直接的關系。

再聯系到蔣百里的《國防論》，里面的內容也大多是介紹國外軍隊關于國防建設之類的內容，對于軍事上的戰略戰術之類少有涉及，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蔣百里在日本的六年他的專業是什么？他的主攻方向又是哪些呢？作為一個少尉級別的實習軍官，他對軍事戰略戰術的研究和掌握又達到了什么程度呢？這一切都不得而知。

1906年，蔣百里學成歸國——當時他在杭州求是書院求學時的監院（校長）陳仲恕此時正在盛京將軍趙爾巽處當幕僚，于是向趙爾巽推薦了他，被委任為督練新軍的最高機關督練公所的總參議（相當于總參謀長），地位不可謂不高。但由于舊軍害怕自己將來會被新軍所代替，所以對新軍特別排斥和抵制，作為新軍訓練的負責人，蔣百里自然排在被抵制的首位。而且蔣百里年少氣盛，對沒有學歷和耀眼背景的舊軍將領自然是不放在眼里，關系也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在舊軍代表張勛和張作霖等人的抵制和逼迫下，蔣百里到任僅三個月便離開了東北，在趙爾巽的安排下去了德國，成為德軍的一個實習連長——蔣百里的第一次入仕就這么半途而終草草了結。

此后，蔣百里又在德國以連長的身份實習了三年，在諸多撰寫蔣百里傳記的人們筆下，著重描寫的卻并非他在軍事領域的成就和學習過程，而津津樂道大寫特寫的卻是他的業余生活和他的一些傳聞。

在這些文字里，我們看不到一個所謂軍事奇才的誕生過程和努力學習的過程，倒是看到了一個交際家和文學家的影子。蔣百里在德國的日子，除了買書就是交際，趙爾巽給他寄的款項，他買了很多書，軍事類占一小部分，更多的是文學類的，愛好旅游愛好交際愛好跳舞，還拜了一個德國干娘，之前他就拜了一個拜門老師廕昌。什么是拜門老師？就是以拜老師的名義找個靠山或者向上攀爬的政治階梯而已，也就是電視劇里經常出現的所謂某某大人物的“門生”。廕昌是清末大臣，當時被任命為駐德國大使，所以蔣百里得以參與清朝與德國皇室的外交事宜，這就不得了了，直接跟大清上層建筑拉上了關系，這對蔣百里而言是殊榮，也是他名聲大噪的原因之一。

這就告訴我們一個事實:那就是蔣百里早年的聲名鵲起、為人所知大半靠的是并不他自身在專業學習方面的成就，而是因為結交了很多名人和權重人士，并且相交頗深，這些名人或者權重人士的青睞和當時社會環境對于留學人士的迷信及文人們的宣傳抬舉，使得他名聲大噪，這里最突出的就是他的交際能力和口才及人格品質，而我們今天所探究所注重的軍事能力在他的早年開掛的人生中只是作為一個富麗堂皇的標簽而存在。

蔣百里跟隨廕昌于1910年回國，曾經短暫的任過皇室重臣良弼掌握的禁衛軍管帶（營級）。幾個月后，又重新擔任此時已升任東三省總督的趙爾巽的督練公所總參議，不幸的是他依舊重復了昨日的故事，依舊為舊軍將領們所不容，工作依然無法開展，最終第二次被迫離開東北。回到浙江，他的士官同學蔣尊簋任浙江都督，聘蔣百里為參謀長，本來也是不錯的，但不久，蔣尊簋的浙江都督之位你搶我奪的軍閥混戰中也丟了，蔣百里的參謀長也就化為烏有了。

寫到這里，我突然想到了魯迅先生對一位大人物的評價里有這么一句話，叫作“足不履危地”，一到危險時刻拔腿就走，蔣百里也有這毛病。看來，知難而進還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下面我們來說說蔣百里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任校長的經歷。

保定軍官學校是由蔣百里的拜門老師廕昌創辦的，前身是北洋武備學校。當時的保定軍官學校一片混亂，校長趙理泰幾乎不理事，更別提什么有效管理和正常運行。總之，保定軍官學校除了在外面充充門面之外一無是處，荒廢至極。由此引起了學生的不滿和抗議，段祺瑞曾經一度想關閉它。但廕昌反對，他向袁世凱推薦了蔣百里，蔣百里也非常想實現自己的強國夢，因此推掉了蔡鍔的邀請，于1912年底走馬上任。

陶菊隱在他的《蔣百里傳》里很詳細地記述了蔣百里上任時的風采:“一個白面書生，身著黃尼軍服，外加紅緞里子的披風，腰掛長柄指揮刀，足蹬擦得發亮的長馬靴，騎著一頭高大的馬.....

一聲號令，兩排站開，百里向學生做了第一次訓話:

方震到校，有兩件事向同學一談，一點關于精神方面，一點關于教育方面。......方震如不稱職，當自殺以明責任”。

應該說，蔣百里確實是抱著一腔愛國的熱情和作一番大事業的抱負來到保定軍官學校的，決心是堅定的，信心也是有的，也做了很多工作，保定軍官學校在他的努力下也確實面目一新。但他低估了世事的艱難和派系斗爭勾心斗角的復雜，雖然他做了很多努力，但仍然在經費無法到位、派系爭斗、各方互相推脫的情況下由失望到絕望——大話說下，退無可退，他只有兌現諾言開槍自殺（當然他并沒有死）。至此，他的校長生涯僅僅半年時間。

這個事件影響很大，震動朝野。向世人展示了一個愛國軍人的剛直不阿、言出必行、忠直愛國的高大形象，讓很多人尤其是他的學生們引為榜樣和以他為師的自豪，達到了名士的巔峰。但，回過頭來，我們又從他的身上看到了一個清高孤傲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懦弱與迂腐。如果按照他的辦學邏輯，我黨在延安及各根據地創辦的抗大等大大小小的學校在那種歷史形勢下和艱苦條件下是無法辦成功的——辦學的最終目的是培養人才，有條件固然好，沒有條件那就應該創造條件盡一切可能去克服，而不是去逃避和自戕。所以依我看，蔣百里的保定軍官學校校長的生涯只是展示了他個人的個性、潔身自好的品質和收獲了極大的名聲，除此之外，留給學生和社會的還有什么呢？

而且，蔣百里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一切操作都是照搬日本士官學校，教官也都必須是士官學校的畢業生，當時中國和日本的國情相差甚大，原方不動的在中國的鍋里炒日本的菜，未必合適吧？所以，教育家這個稱號其實很勉強，因為，短短的半年時間也不可能會有實際、實用甚至影響深遠的教育成果。

自從保定軍官學校風波之后，蔣百里的軍事生涯就基本結束。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南北輾轉，任職頗多，但總如浮萍一般，一事無成。做過袁世凱的海陸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的參議，做過蔡鍔的總參議，陪伴蔡鍔到日本治病，任黎元洪的總統府顧問，參加梁啟超的歐洲考察團，任過吳佩孚的總參謀長，也輔佐過孫傳芳，都以失敗而告終，后又投奔蔣介石。

1929年唐生智倒蔣，蔣百里被懷疑參與其中，于1930年被蔣介石軟禁，后與蔣介石達成和解，被釋放。被釋放后的蔣百里有了很大變化，政治態度與前大不相同，在他最后的幾年里，大肆吹捧蔣介石，文章寫了不少，抗日戰略一字不見。最后被任命為陸軍大學校長，一個多月后病逝。

所以，在蔣介石政府的生涯里，蔣介石也只是把蔣百里作為連結各方勢力的工具和招牌，表面上尊重客氣，實際上并不信任，蔣百里也從來沒有進入過蔣介石的權力中心，只是個陪襯和花瓶而已。

其實，蔣百里從心里是非常想證明自己的，也想獨自指揮一支部隊，但無奈他總是在做別人顧問或者總參議或者參謀長，沒有人放心把一支部隊的指揮權交給他，對此，蔣百里本人也是頗為不滿，曾經發牢騷:這里是參謀長，那里也是參謀長，繞來繞去都是參謀長，好像我生下來就是參謀長的材料——對于軍事方面，其實他從未參與過，在日本以排級實習，在德國以連級實習，在清朝禁衛軍以營級履職，時間都不超過一年，試想，這種經歷怎么可能會產生一個戰略家和軍事家呢？沒有實踐就只能是空談家空想家。

程思遠回憶

有人說蔣百里在1923年就已經預言中日早晚有一戰，來襯托他的富有遠見，這不稀奇，毛主席在1916年就預言二十年之內中日必有一戰，具體時間都提出來了，這不比蔣百里高明？

還有人把所謂蔣百里的對日戰略歸結為以空間換時間，這同樣很可笑，這分明是白崇禧提出來的嘛，什么時候成了蔣百里的了？再說了，這戰略也不高明吧？什么是以空間換時間？不就是以丟失土地為代價來換取一點緩沖的時間嗎？其主要思想就是被動挨打的姿態，一點也不高明。再看看毛主席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這篇文章，首先就挑明必須要主動靈活，要把握主動，把握了主動權才會有效的有力的打擊敵人消滅敵人，這才是戰略。

所以，歸結蔣百里的一生，總是寄人籬下替他人作嫁衣裳，富有愛國熱情空有一生抱負卻無法實現，這是他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