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內(nèi)部派系林立，除了CC系、政學系、黃埔系這三大派系之外，還有以孔祥熙、宋子文、何應欽、陳誠、朱家驊等人各自為核心分別形成的勢力集團。

作為亂世梟雄，野心使然，軍統(tǒng)戴笠既善經(jīng)營圈層人脈，又極具攻擊性。在這些派系之中，黃埔系算是戴笠本家，宋子文、何應欽與之關系密切，除此之外，其他派系均與戴笠處于對立狀態(tài)，并且都遭到過戴笠的狠辣攻擊。

但有一個宿敵例外，此人就是土木系的首領陳誠。

陳誠出身保定軍校，1922年隨鄧演達到廣東參加革命，1924年進入黃埔軍校，從此開啟一生追隨老蔣的政治生涯。

陳誠崛起，前期靠北伐軍功，而后靠政治操守以及對老蔣的絕對忠誠。自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以來，老蔣不但讓陳誠一身兼有黨政軍數(shù)要職，而且始終把他擺在各個時期重大事件的中心加以培植運用，其恩寵有加，在國民黨高層中找不到第二人選。當時，國內(nèi)外都在盛傳，“小委員長”陳誠將成為老蔣身后最有優(yōu)勢的接班人。

大概是英年得志，長期處于權力中心的緣故，加之性格剛直，高傲冷峻，又有其妻譚祥的干娘宋美齡作為后援，在國民黨圈層，陳誠一向獨樹一幟，眼高于頂，大有眾人皆庸唯他卓絕的架勢。

他曾大罵何應欽是“爛好人”，始終不給予合作；他痛恨白崇禧，譏諷他處處耍小聰明，沒有大局觀念；他一向看不起胡宗南，認為胡沒有真才實學，只不過靠機緣時機，將軍隊擺在西北要害位置而見重于老頭子；至于一度稱霸中原的湯恩伯，他更是認為“湯恩伯專門和奸商勾結(jié)，以搶運物資為名，設卡走私，上行下效，軍紀廢弛，民怨沸騰。以致日寇來攻時，官兵無斗志，稍一接觸，即潰不成軍。此人真該殺一儆百，以維士氣。”

朝中大員、封疆大吏、一方主將，陳誠都是如此不屑，看待戴笠，他就更不可能有絲毫認同、好感了。

陳誠一向清高地認為，戴笠靠用盯梢竊聽、攻訐誣陷等手段邀功請賞于老頭子，根本就是不入流的齷齪角色，完全不值一提。

因為對戴笠的厭惡與排斥，為防范軍統(tǒng)的滲透與打入，陳誠甚至在軍中建起了自己的特務系統(tǒng)。在國民黨軍隊中，建立獨立于軍統(tǒng)之外的特務系統(tǒng)，除了張學良、胡宗南，只有陳誠一人。但張學良、胡宗南與陳誠不同，他們與戴笠的私交甚好，在軍中搞特務系統(tǒng)不僅得到了戴笠的默許，而且與戴笠及軍統(tǒng)始終保持了良好的合作關系。

在世人的印象中，戴笠作為軍統(tǒng)特務頭子，似乎專干惡事，永遠見不得光。其實，戴笠登堂入室的野心非常之大，勢盛之時甚至有做老蔣接班人的欲念。

在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下，戴笠不能不想，萬一陳誠在老蔣之后真的取而代之了，以他對軍統(tǒng)的成見與厭惡，外加政治爭斗的殘酷，等待他戴某人的恐怕只有死無葬身之地了。

弱肉強食。

贏家通吃。

與陳誠必做你死我活的爭斗，如果以動物來作比喻的話，戴笠很像一匹老狼。

老狼獵殺大型目標，總是充滿耐心，陰狠異常。

長期以來，戴笠深知不是陳誠的對手，因而他埋伏起來，用以靜制動的辦法，不與陳誠作正面交鋒，始終躲在暗處窺測時機，待抓住時機會，一躍而起，一擊而中要害，非置對方于死地不可。

戴笠的這個策略可以說是完全成功的。

1943年冬天，一個幾乎能置陳誠于死地的難得機會，終于讓戴笠等來了。

1939年10月，陳誠由第九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改兼第六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第六戰(zhàn)區(qū)長官部設在湖北鄂西重鎮(zhèn)恩施，任務是阻止日軍在占領武漢三鎮(zhèn)后，進一步進攻湘西，逼近川東。從戰(zhàn)略態(tài)勢上看，陳誠此任負有拱衛(wèi)戰(zhàn)時陪都重慶的重任。

1939年，中國的抗戰(zhàn)形勢異常嚴峻。悲觀、失敗主義情緒肆意彌漫，汪精衛(wèi)、陳公博、周佛海等親日派頭子公然叛逃投敵。出于對抗戰(zhàn)前途的憂慮，第六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部里的一批青年愛國軍官認為抗戰(zhàn)一敗如斯，主要原因是國民黨上層統(tǒng)治集團中有一批貪官污吏、腐朽昏庸的官僚以及親日降日的軍政大員將委員長包圍，致使委員長的英明主張不能貫徹始終。倘若要扭轉(zhuǎn)局面，必行進行一次軍事行動，將這批昏庸腐朽的可恥人物清除出去，使真正抗日愛國、廉潔苦干的棟梁精英進入高層領導，輔佐委員長領導抗戰(zhàn)、治理國家。

就這樣，這一批青年愛國軍官在第六戰(zhàn)區(qū)司令部密謀形成了“清君側(cè)”計劃。

當時，這些青年愛國軍官深知自己的力量有限，難成大事。于是，他們一方面利用部分青年軍官進入陸軍大學深造的機會，進一步在陸大尋求同道，擴充力量；另一方面他們積極與在華幫助中國軍隊訓練的美國軍官進行聯(lián)絡，尋求外力的支持。

那一時期，美國人對老蔣持悲觀失望態(tài)度。開羅會議期間，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就曾直截了當?shù)卦儐栺v華美軍司令、同盟國中國戰(zhàn)區(qū)參謀長史迪威：“你認為蔣能夠支持多久？”

史迪威回答，如果日軍再發(fā)動一次1942年那樣的夏季攻勢，蔣就會垮臺。

當時，美國人有一個看法，如果戰(zhàn)局進一步敗壞，他們或許可以建立一個由陳誠、薛岳等少壯派將領領導的政權，以取代蔣的腐朽統(tǒng)治。

在這個微妙的背景之下，倘若“清君側(cè)”計劃敗露，有人深挖其內(nèi)涵，陳誠的處境就危險了。

你究竟是想“清君側(cè)”，還是想發(fā)動叛亂？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檔口，正是軍統(tǒng)勢力大發(fā)展，無孔不入的階段，因此，戴笠很快截獲了“清君側(cè)”的計劃。

說戴笠像老狼，接下來又是一個典型時刻。

經(jīng)過一番縝密的考慮，戴笠沒有輕舉妄動，而是決定暫不打草驚蛇，只是由軍統(tǒng)組織和特檢處加強對六戰(zhàn)區(qū)長官部及陸大內(nèi)這批青年軍官的監(jiān)視，以搜集新的證據(jù)。

毫無疑問，戴笠這是在等一個殺機。

何為殺機呢？

在戴笠看來，需滿足三個條件，才是殺機——一、窺得計劃全貌；二、須待該計劃進一步黑化；三、最好能牽連到陳誠。

1943年，在戴笠陰森眼神的凝視下，情況有了轉(zhuǎn)機，殺機似乎出現(xiàn)了。

1943年2月，老蔣命令成立“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部”，調(diào)陳誠出任遠征軍司令長官。

陳誠就任遠征軍司令長官后，從第六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部帶走一大批人員到楚雄組建遠征軍司令長官部。這樣，一批策劃“清君側(cè)政變”的青年軍官開始滲透進遠征軍司令長官部，并在那里繼續(xù)進行計劃并組織實施，這就是戴笠想要的“該計劃進一步黑化”。

在楚雄，這一批青年軍官最終擬定了行動的組織章程、行動計劃，并決定將行動時間定在“西安事變”七周年紀念日——1943年12月12日舉行。

專門挑這個日子，這其中的意味就幽長了。

然而，這批青年軍官畢竟年輕，缺乏經(jīng)驗，他們非常致命地忽略了一點，云南是軍統(tǒng)特務窩子，他們的秘密根本藏不住。

戴笠拿到全套情報，特別是查清了這批青年軍官中有一人是與陳誠關系密切的親屬，他便認為絕殺的機會到了。

帶著這一案件的全部案卷，戴笠親自向老蔣面報，并在暗中透風給何應欽，要他注意提高警惕，以防有人對其有不利舉動。

老蔣聞報，震驚不已，立即批準戴笠的行動計劃，并給陳誠下令，立即將遠征軍司令部內(nèi)所有參加“政變”密謀活動的青年軍官交給軍統(tǒng)審訊。

到了這個階段，戴笠的獠牙便全部齜出來，并且如老狼一般向致命處死咬。

一口氣逮捕了600多人后，戴笠親自對首要分子進行審訊，目的只有一個，拿到陳誠牽扯其中的口供。

危機時刻，幸虧這幫青年軍官骨頭硬，有脊梁，始終沒有栽贓、陷害、出賣陳誠。

戴笠審完，只差一點。

老蔣雖然寵信陳誠，不相信他會介入這種事，但陳誠作為第六戰(zhàn)區(qū)及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不能推卸責任。面對壓力，老蔣最終決定解除陳誠的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職務，對外則以陳誠養(yǎng)病為由，主動請辭為借口，另調(diào)衛(wèi)立煌接任，以示對陳誠的懲戒。

這一番斗狠，戴笠雖然沒能徹底打倒陳誠，但確使陳誠銳氣大減。

從1943年11月到1944年6月，陳誠罕見地經(jīng)歷了他一生中政治上的一個空白時期。

更讓他不愿提及的是那16名被殺的青年軍官，從某種程度上講，那是戴笠的“殺雞儆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