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曾杰律師，金融犯罪辯護律師，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暨非法集資案件辯護與研究中心主任

林安琪，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金融辯護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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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集資詐騙罪中的“利誘性”是 許諾還本付息或者給予其他投資回報，此種利誘是建立在承諾的基礎上，沒有承諾就沒有“利誘性”。

正文：

《刑法》第192條規定集資詐騙是指“ 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 ”

因此，集資詐騙在客觀行為上有兩個行為特征——詐騙方法、非法集資。

《防范和處置非法集資條例》（以下簡稱《條例》） 第二條規定“ 本條例所稱非法集資，是指未經國務院金融管理部門依法許可或者違反國家金融管理規定，以許諾還本付息或者給予其他投資回報等方式，向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的行為。 ”

從《條例》中對非法集資的定性，可以看出非法集資的主要3個要素，非法性——未經國務院金融管理部門依法許可或者違反國家金融管理規定；利誘性——許諾還本付息或者給予其他投資回報；社會性——向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

因此，集資詐騙罪以非法集資為基本行為模式，要具備非法集資的要素——非法性、利誘性、社會性。

筆者將對指導案例進行分析，并闡述“利誘性”為何是建立在承諾的基礎上。

一、最高檢指導案例：

在最高檢發布的所有以集資詐騙罪起訴的指導案例中，行為人都承諾保本付息：

1.周輝集資詐騙案（檢例第40號）

被告人周輝的公司上線運營“中寶投資”網絡平臺，借款人（發標人）在網絡平臺注冊、繳納會費后，可發布各種招標信息，吸引投資人投資。投資人在網絡平臺注冊成為會員后可參與投標，通過銀行匯款、支付寶、財付通等方式將投資款匯至周輝公布在網站上的8個其個人賬戶或第三方支付平臺賬戶。借款人可直接從周輝處取得所融資金。 項目完成后，借款人返還資金，周輝將收益給予投標人。

在此案件中，公訴人在法庭辯論中表示：周輝少量投資賺取的收益不足以支付 許諾的高額回報 。

2.張業強等人非法集資案（檢例第175號）

2014年10月至2018年8月間，張業強、白中杰將其投資并實際控制的公司的經營項目作為發行私募基金的投資標的， 承諾給予年化收益率7.5%至14%不等的回報。

在指導意義中，最高檢認為： 打著發行銷售私募基金的幌子，進行公開宣傳，向社會公眾吸收資金，并承諾還本付息的，屬于變相非法集資 。 通過簽訂回購協議等方式向投資者承諾投資本金不受損失或者承諾最低收益，屬于變相承諾還本付息。

二、廣東省高院發布的《廣東法院打擊非法集資犯罪典型案例》（以下簡稱《典型案例》）：

在《典型案例》中全部共3個案例中的行為人都承諾保本付息：

1.2016年起，楊某在沒有取得相關金融許可證的情況下，通過其設立、經營的互聯網金融服務平臺發布大量虛假融資標的， 以承諾還本付息等為誘餌向社會公開宣傳， 吸引社會公眾投資。楊某集資后大量揮霍資金，用于個人消費、投資、賭博等。經審計，該平臺共非法吸收1萬余名投資人資金合計7億余元，未兌付金額1.7億余元。

法院經審理認為，楊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以集資詐騙罪判處楊某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2.2013年1月至2019年6月，周某虛構“無紡布出口退稅”投資項目，以保本并支付高息為誘餌，通過在微信群內發布虛假訂單和購銷合同、發布公司廣告宣傳資料、帶投資人參觀公司等方式，引誘投資人通過貸款和吸收他人資金的方式進行投資。至案發時，周某以上述方式非法集資共計2.6億余元，未歸還金額7400萬余元。

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周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數額巨大，以集資詐騙罪判處周某有期徒刑十五年。

廣東高院認為：本案被告人虛構“無紡布出口退稅”項目， 以承諾高收益保本付息等為誘餌向社會不特定人群募集資金

3.2019年7月，劉某等人承租某養老生活館，引誘老年人在館內或者外出旅游時進行集中上課。 劉某等人在課上謊稱其公司實力雄厚，對外有大額投資可得豐厚回報，并以返本付息為誘餌吸引老年人投資辦理會員。 經審計，劉某等人以上述方式吸收資金120萬余元，未退回資金116萬余元。

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劉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數額巨大，以集資詐騙罪判處劉某等人有期徒刑七年六個月至三年不等。

廣東省高院認為：人民法院借此案提醒廣大老年人和家屬要自覺遠離非法集資，不被小禮品小恩惠打動， 警惕“保本付息”之類的誘餌 ，不斷增強風險防范意識和識別能力。

筆者認為，在最高檢發布的指導案例和廣東省高院發布的指導案例中，行為人的利誘性行為均指向保本付息承諾。這種認定也符合《條例》中關于利誘性的規定。因此，無論從法律規定和司法實務來看，集資詐騙中的利誘性都是指行為人對投資收益的承諾，可以是保本付息，也可以是投資收益。

但是在實踐中，對于集資詐騙罪中的利誘性存在不同理解。有觀點認為，集資詐騙罪中的利誘性不需要以嚴格的承諾為基礎，只需要達到足以引誘集資參與人投資的程度即可，例如高利誘惑。

筆者認為，如前所述，集資詐騙罪是指以詐騙方法非法集資，而此種觀點的錯誤在于混同了詐騙方法中的誘騙和非法集資中的利誘性。

在詐騙方法中，行為人可以通過虛假宣傳等方式使投資者陷入錯誤認為，誤以為可以賺取高利而投資，但行為人依然沒有作出一定會有高利的承諾，也沒有做出還本的承諾，投資者的虧損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利誘性的要求更為嚴格，其要求的是行為人對于集資參與人有實在的承諾，是百分之百的不虧。

兩種差別產生的原因在于保護客體的不同，如前所述，集資詐騙罪在構成上包括詐騙方法和非法集資兩個客觀行為，詐騙方法侵犯的客體是被害人的財產權利，非法集資侵犯的客體在于金融管理秩序，這兩個客體共同組成了集資詐騙罪的客體要件。之所以禁止利誘性地吸收公眾資金的行為，關鍵在于此種行為與銀行吸收公眾存款無異——承諾保本付息，但非法集資案件中的集資主體并非具有公信力的銀行，因此侵害了我國的金融管理秩序。而侵害財產權的詐騙手段可以多種多樣，只要足以引誘投資人投錢（對占有作出處分）即可。

綜上所述，集資詐騙利誘是建立在承諾的基礎上，沒有承諾就沒有“利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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