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本案例由浙江工商大學2022級刑法學研究生俞茗楨撰寫，特此說明。

一、指控事實

1999年12月，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門楚（Rigoberta Menchú Tum）等人在西班牙國家高等刑事法院對危地馬拉總統蒙特（José Efraín Ríos Montt）提出指控，包括危地馬拉軍隊和軍事資助團體造成的恐怖主義和酷刑，其中提到約20萬受害者（83%是瑪雅土著）。申訴人門楚作為危地馬拉原住民，指控中提出蒙特等被告人將瑪雅人作為一個種族群體目標，并且由于意識形態而有意消除危地馬拉“民族”群體的一部分，指控事實主要包括蒙特為了鏟除叛軍，派兵屠殺奎其省（Quiche）內可能協助叛軍的伊西爾（Ixil）瑪雅原住民，放任軍方犯下強奸、凌虐、酷刑、縱火等惡行。申訴中提到的事件還包括了1980年西班牙駐危地馬拉大使館遭到襲擊事件，以及幾名西班牙國籍的牧師、其他國籍的牧師以及申訴人的親屬的死亡。

• 爭議焦點及經過

關于西班牙是否有權對本案行使管轄權，本案經申訴人申訴，西班牙公共事務部門上訴，歷經了國家高等法院中央調查庭、國家高等法院刑事庭、西班牙最高法院和西班牙憲法法院，相關判決基于西班牙《司法部門組織法》第23.4條和《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第6條，圍繞著輔助性原則和關聯性原則提出了不同的觀點。

（一）申訴人

由于申訴事項中涉及到西班牙駐危地馬拉大使館遭到襲擊事件以及西班牙國籍的牧師死亡，申訴人認為依據西班牙《司法部門組織法》第23.4條，西班牙法院具有該案件的管轄權?！端痉ú块T組織法》第23.4條于1985年頒布，允許對非西班牙人在西班牙境外犯下的某些罪行進行起訴，包括種族滅絕、恐怖主義以及西班牙政府批準的國際條約所承認的其他罪行。

（二）國家高等法院中央調查庭

公共事務部（ministerio publico）認為西班牙法院不具有管轄權，但是這一意見被西班牙國家高等法院中央調查庭駁回。中央調查庭在裁定中提出目前沒有記錄危地馬拉因同樣的事實展開其他的訴訟，而普遍管轄權作為一種基于維護人類文明共同利益行使的管轄權，實施此類行為的國家（指危地馬拉）不能聲稱干涉其主權。為了說明這種管轄權的合理性，中央調查庭特意介紹了輔助性原則（the principal of subsidiarity），并指出這種輔助性原則的依據是《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第6條。因此危地馬拉的領土管轄權不是排他性的，當地法院本身未能處理特定事項的時候，普遍管轄權的域外性質是必需的也是合理的。

（三）國家高等法院刑事庭

公共事務部對國家高等法院中央調查庭的這項決定進行了兩次上訴。2002年12月13日，國家高等法院刑事庭裁定西班牙對該案沒有管轄權。

刑事庭認為《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第6條雖然肯定了普遍管轄權的合理性，但同時給予了領土國優先權。換言之，刑事庭認為輔助性原則的含義是只有當領土國（指危地馬拉）的起訴有明顯的法律障礙或者法官受到來自官方或事實上的權力壓力，使其無法執行司法職能的情況下，西班牙法院才能采取行動。因此，目前沒有充分的記錄證明危地馬拉法院無法或者不愿意進行審判起訴，危地馬拉的《民族和解法》也明確允許進行種族滅絕的訴訟，西班牙法院應當置身事外。

（四）西班牙最高法院

2003年2月25日，西班牙最高法院以8-7的投票推翻了國家高等法院的決定。以8票勝出的多數方主張與西班牙有明顯聯系的案件可以繼續進行調查，因此該案被重新審理并發回重審，但是只調查1980年大使館屠殺中對西班牙公民可能施加的酷刑，以及1980年至1982年軍方殺害的四名西班牙牧師遭受的酷刑。其他所有種族滅絕和恐怖主義的指控，以及針對非西班牙人的酷刑指控均被駁回。

1.多數派的立場

（1）關于輔助性原則

輔助性原則需要對領土國法院“無法或不愿意審判起訴”進行判斷，這意味著一個主權國家的法院需要對另一個主權國家的司法能力進行判斷，最高法院認為這種判斷或許適合國際刑事法院，但是國內的法院無權做出這種判斷。

（2）關于《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第6條、第8條

最高法院認為《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第6條并不局限于領土管轄權和國際刑事管轄權，但《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明確列出這兩種管轄權就意味著其他任何管轄權都是附屬的。而且依據《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第8條，各國對發生在境外的種族滅絕事件應當訴諸聯合國而不是行使普遍管轄權。在本案中，聯合國曾對危地馬拉派出過一個特派團，并在報告中提到了相關人權保護的情況，但是卻沒有設立一個類似于盧旺達和前南斯拉夫問題的特設法庭。因此最高法院認為西班牙也無權對這項種族滅絕的指控行使管轄權。

（3）關于關聯性原則

最高法院認為，雖然《司法部門組織法》第23.4條表面上規定得很明確，但是不能不論犯罪地點、犯罪人和受害人的國籍，對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犯罪罪行提起刑事訴訟。管轄權作為國家主權的表現，普遍管轄權應當考慮普遍正義原則和其他國際公法原則之間的兼容性問題，這里的國際公法原則主要包括尊重他國主權原則和不干涉他國內政原則。如果不是聯合國授權或者是有其他具體條約的規定，普遍管轄權需要與國家利益有所關聯。

因此，最高法院認為目前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西班牙領土上存在相關的犯罪人，同時也沒有證據證明這些種族滅絕的指控與西班牙國家利益存在聯系，因此宣布本國法院僅對1980年西班牙大使館屠殺和被軍方殺害的四名西班牙牧師兩個上訴事實有權行使管轄權。

2.少數派的立場

七個投了反對票的法官并不贊成上述標準。

（1）關于輔助性原則

少數派認為輔助性原則在當時的西班牙成文法中并未得到體現，基于普遍管轄權的目的是避免有罪不罰，普遍管轄權不應當受到輔助性原則的約束，而是應當受到競爭原則的約束。這就不要求充分證明領土國法院不作為，只要提供合理的證據證明申訴人所指控的罪行當前并未得到有效起訴即可。

（2）關于關聯性原則

少數派主張與西班牙的利益聯系只是適用普遍管轄權的一個要素，而不是先決條件。他們認為西班牙法院對危地馬拉蒙特案件的管轄權是合理的。因為本案中西班牙人雖然不是種族滅絕的目標群體，但是他們是作為危地馬拉瑪雅人這一滅絕目標的受害者。如果這個案件被認定為與西班牙利益沒有關聯，那么關聯性原則就會成為所有種族滅絕案件中排除或壓制普遍管轄權的借口。

（五）西班牙憲法法院

申訴人最終向憲法法院尋求憲法保護。

1.關于《司法部門組織法》第23.4條

憲法法院認為《司法部門組織法》第23.4條實際上給予普遍管轄權非常廣泛的范圍，它的唯一限制就是罪犯沒有在國外被定罪、被判無罪或者被赦免。這意味著該條款只側重于犯罪的性質，而不涉及與法院地的任何聯系。考慮到滅種罪行的嚴重性和國際性質，普遍管轄權應當主張一種并行的狀態（concurrent jurisdiction），而非輔助狀態。由于輔助性原則缺乏文本支持，這種限制實質上會過于嚴苛，它要求申訴人證明在領土地法院無法提起任何訴訟。

2.關于《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第6條

憲法法院同時反對了下級法院對《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第6條的解讀。下級法院認為《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第6條隱含了一種輔助性要素，但憲法法院認為雖然《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第6條沒有列出其他管轄權，但是這種“沉默”不能視為對其他司法管轄權的隱含限制。恰恰相反，《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第6條規定的是各國的最低義務。如果對這一條款作出限制性的解讀，那么將會違反國際法中規定的避免有罪不罰義務。而且這種限制性解讀將會導致公約締約國的行動被施加更嚴格的限制，而非締約國則完全可以依靠國際習慣法來行使普遍管轄權。

3.關于關聯性原則

之前最高法院的多數派認為依據國際習慣法（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案件管轄需要存在關聯性原則，包括被告人位于領土上、受害者的國籍或者與西班牙的國家利益相關，但是憲法法院對這些要素均一一反駁。

（1）關于國際習慣法

憲法法院認為國際習慣法上是否存在這種關聯性原則仍然是有待商榷的。

（2）關于被告人位于領土上

憲法法院認為雖然被告的出庭是審判所必需的（因為西班牙禁止缺席審判），但是這并非是立案調查所必需的條件，因此西班牙仍有權就本案行使普遍管轄權。

（3）關于受害者國籍

憲法法院認為這種限制實質上是在廢除《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因為在種族滅絕案件中，如果受害者國籍是一種限制性要素，那么就要求被告人將全體西班牙人作為滅絕對象，這實質上是一種不可能的解讀。

（4）關于國家利益

憲法法院認為普遍管轄權是完全基于犯罪的性質，在普遍管轄權下的跨國界起訴實質上代表的是所有國家的共同利益，這種合法性不應當取決于某個國家的特定利益，否則將會剝奪申訴人獲得有效司法補救的權利。

憲法法院的判決實質效果是將危地馬拉種族滅絕案發回調查法官，并且恢復了對被告人的大部分種族滅絕指控。

• 蒙特案后續

事實上，雖然西班牙憲法法院確認了對本案的管轄權，但審判里奧斯·蒙特仍需要一系列復雜的國際協作程序。

（一）西班牙法院請求引渡被拒

2006年，重新審理此案的西班牙法官圣地亞哥·佩德拉茲前往危地馬拉審訊蒙特等其他被告，但是辯方對此提出了至少15項上訴，佩德拉茲法官的審訊因此停止。盡管審訊進展困難，佩德拉茲仍然對包括里奧斯·蒙特在內的7名涉案人員發出了引渡逮捕令。根據這項指令，危地馬拉法院逮捕了部分涉案被告人，然而2007年12月17日危地馬拉憲法法院駁回了西班牙國家高等法院的請求，認為西班牙無權審判危地馬拉的公民，阻止了里奧斯·蒙特等被告人向西班牙法院的引渡。

（二）危地馬拉法院完成審判

2001年6月6日，正義與和解協會在危地馬拉國際人權聯合會成員組織人權法律行動中心的協助下，在危地馬拉對里奧斯·蒙特及其最高軍事指揮部提起刑事訴訟，指控他們犯有種族滅絕、危害人類罪和戰爭罪。該案被危地馬拉第二刑事初審法院受理，但里奧斯·蒙特作為危地馬拉國會當選議員，這使他獲得了議會豁免權，逃避了刑事訴訟和可能的定罪。

2012年1月14日，里奧斯·蒙特的議員任期結束，起訴豁免也因此終止。1月21日，卡羅爾·帕特里夏·弗洛雷斯法官傳喚里奧斯·蒙特作證，蒙特將對他17個月的總統任期內軍方對“伊西爾三角”瑪雅部落的72起犯罪行為負責。有記錄表明，有1771名伊西爾原住民被殺害，另有1400起侵犯人權案件和29000起強迫流離失所案件。在近一年的時間里，該案的審判程序幾乎陷入僵局。因為辯護律師提出了數十項憲法權利保護、質疑以及其他法律動議，試圖阻止審判。2013年1月28日，弗洛雷斯法官應辯方的要求回避后，米格爾·安杰爾·加爾維斯法官接管了此案。

審判于2013年3月19日正式開始，2013年5月10日危地馬拉法院判決里奧斯·蒙特犯有種族滅絕罪和反人類罪，這項長達718頁的判決書是根據證人、專家、軍事文件和27次聽證中提出的其他證據提供的證詞作出的。法官們裁定，在蒙特的指揮下，危地馬拉武裝部隊制定并實施了一系列計劃，旨在消滅伊西爾地區的瑪雅原住民。根據《危地馬拉刑法》第376條和第378條，里奧斯·蒙特被判處50年和30年監禁，合計共80年監禁且不得減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