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東，一位生活在珠江口的普通百姓，起初混跡在廣州十三行商管區(qū)，后來陰差陽錯前往英國討生活。程美寶從小人物命運窺見大世界幕布的轉換，重思18、19世紀之間的歷史缺口，以及中國在當時世界中的角色。她的寫作，既體現(xiàn)出歷史學家精湛的技藝和宏大的關懷，也有偵探小說家一般高超的敘事技巧。作者將自己追索黃東的經(jīng)歷交錯在敘事中，既示范研究過程，又推動思想深化，可謂引人入勝。”

以上是第二屆文景歷史寫作獎十強作品《遇見黃東：18—19世紀珠江口的小人物與大世界》所獲得的評委會推薦語。

1月27日第二屆文景歷史寫作獎頒獎典禮現(xiàn)場，《遇見黃東》作者、香港城市大學教授 程美寶 發(fā)表主題演講，分享了自己“遇見黃東”、“寫作黃東”的緣起和目的。演講原題為“有話想說”。

有話想說

程美寶 口述

程美寶教授發(fā)表主題演講

之所以把《遇見黃東》寫成這個樣子，是因為我“有話想說”。其實，在下筆寫作此書的時候，我曾猶豫過是否還要寫“黃東的故事”。猶豫，是因為我2003年已經(jīng)發(fā)表過一篇《Whang Tong的故事》的文章，后來黃東的故事也有學者寫過一點，我這次再寫，是否只是增補一些材料，寫成一個更完整的“故事”呢？我不愿意重復自己，也不愿意拾人牙慧。

直到有一天，我在BBC News網(wǎng)絡中文版上看到曾于2017年11月20日刊載過的一篇圖文并茂的文章，題為《中國留學英國“海歸”第一人——清朝書生黃亞東》。作者在文章末尾說：“一個飽讀詩書、通曉英文、學貫中西、與大英帝國有通天人脈關系的年輕‘海歸’，究竟在廣州做出了怎樣的事業(yè)？”看到這段話，我知道我“有話想說”了。

我知道， 我這本小書要對話甚至質(zhì)疑的，就是流行于大眾媒體甚或專業(yè)作者的這類根深蒂固的歷史知識、認識和概念 ——“海歸”“第一人”“飽讀詩書”“通曉英文”“學貫中西”“通天人脈”，等等。 我覺得，這些說法的背后，隱藏了許多一廂情愿的誤解、想象與二元對立，也意味著似乎非要達致某種“高度”的人物，才值得我們大書特書。

《遇見黃東》獲評第二屆文景歷史寫作獎十強

因為有話想說，我告訴自己，我絕對不能把黃東寫成一個傳奇人物，或所謂的“第一人”，而 必須把他置于日常，甚至“降”為平常。我提醒自己，我只是“遇見黃東”，而并非“尋覓黃東”，但我要把他的名字寫在封面上，不是因為他是英雄，而是要讓讀者念著、記著這樣一個名不見經(jīng)傳的陌生人。

因為要“低調(diào)處理”，所以我細讀布萊克船長父子與黃東共同形成的筆記，為的是回答最根本的 史料學 問題：某字某句有可能是誰寫的？為什么要寫？如何寫？當時誰在問什么？誰如何回答？零碎斷裂的資料性質(zhì)，使我對“偶然性”有更深刻的體會。

盡管很多讀者還是把黃東看成一個傳奇人物，但我對從材料看到的黃東故事的“結局”和“后續(xù)”，感到非常“合情合理”的“平平無奇”。 （例如，他回到廣州后，沒有答應瓊斯幫忙翻譯《詩經(jīng)》；對英國東印度公司某些職員的詢問不大搭理；還有，到了清末，張蔭桓說他“不知何許人”；等等。）這更堅定我把他低調(diào)處理的決心。黃東回到廣東省城，不過繼續(xù)“搵食” （賺取生計），這就是我認為最有可能的黃東的故事的結局了。

黃東肖像 喬舒亞·雷諾茲爵士繪

我把黃東如此低調(diào)處理，才能夠把接下來論述的“沙文”“做廚”“引水人”，以及這段期間奇怪但實用的學習和運用英語的方式，貫穿起來， 用史料旁敲側擊地理解一群在歷史上沒留下多少自己的文字和聲音的人。 我認為，這也是一種歷史人類學的實驗和實踐。

在我看過的有關拙著的評論中，我印象比較深刻的一句感言是：“我們都是黃東。”我想這句話的意思是，盡管我們不一定像黃東一樣有機會在外國某個宮室無端生活幾年，跟許多名人打過交道，但我們大多數(shù)人其實像黃東一樣，即便個人有許多經(jīng)歷，最終在歷史上都沒有留下什么痕跡，哪怕有點故事，結果還是草草收場。就好像我用手機草擬這篇講話時，是站在香港的東鐵列車里的， 我抬頭看看周圍的每一個人，他們所經(jīng)歷的，難道就沒有“故事”嗎？但又有多少人的故事，會被寫下來呢？

我對黃東“平凡性”的體會，可能也跟我一個“童年記憶”有關。我祖父曾告訴我，我的曾祖父 （清末民初人）去過美國耕田，但沒多久便回來，從此再沒有出國。我祖父說，曾祖父從美國帶回來的，只有幾塊巧克力，還煞有介事地藏在閣樓里，偶然才拿出來給兒孫分享。我小時候覺得這樣的故事不可思議，但當了歷史學徒后，便明白祖父沒有騙我，曾祖父也不是自吹自擂，他這段經(jīng)歷應該是真實的。只是曾祖父留給祖父的信息，或祖父記得的曾祖父的事跡，就只剩下幾塊巧克力了。我每看見鄉(xiāng)下祖居的那個閣樓，便仿佛看到曾祖父把巧克力取下來的那一幕。我想，那一幕的情景，應該是比較幽暗的。

程美寶

我們作為歷史學徒，也非常明白我們從事的是“非虛構性寫作”，每字每句都必須有所根據(jù)，發(fā)揮應該點到即止。在拙著里，我盡力把這個專業(yè)要求貫徹到底。因此，在全書最后一張附圖，即我拍攝的諾爾宮室的照片說明中，當我提到“在園中斜徑遇到一位老人家，他熱切地指著不遠處告訴我有鹿”時，我注明這老人家“并非圖中這位”。如此啰嗦，是因為我不想這種有點文學性的筆觸，會誤導正在讀一本史學著作的讀者。

《遇見黃東》內(nèi)文插圖

誠然，正如文景歷史寫作獎所提倡的一樣，我也認為， 人文學科的著作，在遵循學科規(guī)范的同時，對寫作應當有所要求和追求 ，但這個訓練不是在博士階段可以一蹴而就的，更不是這兩年興起的生成式AI （generative AI）可以輕易取代的。如果我這個母語是廣東話的香港人，寫作還算清通的話，我必須感謝小時候語文老師對我的教誨——我還記得這幾位老師的姓氏哩——但那已經(jīng)是發(fā)生在一個遠去的年代一個天主教小學和一個基督教中學里的事了。謝謝老師！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