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學大誥運動”，即朱元璋晚年為了整頓官僚隊伍清除腐敗現象，而在全國范圍內興起的一場官民大學習和群眾“大造反”運動。

在歷代帝王中，朱元璋是對貪污腐敗最深惡痛絕的一個。這種痛恨，既源于血液，又源于理智。

作為前貧民，疾惡如仇是因為自己底層生活的痛苦經歷。作為帝王，他的痛恨則來自對家業的愛惜，他生怕這些碩鼠咬壞自己辛苦建立起來的統治之網。

朱元璋采取了中國歷史上最嚴厲的措施來懲貪。他生性苛細，連多用一張信紙在他眼里都算貪污。

翻開“大誥三編”，在朱元璋親自懲辦的貪污案里，有這樣一些贓物：“收受衣服一件、靴二雙”，“圓領衣服一件”，“書四本，網巾一個，襪一雙”。

對貪污之官，朱元璋寧錯殺一千，不放過一個。

他規定，凡有貪污案件，都要層層追查，順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將貪污分子一網打盡為止。

這樣做固可使貪吏無所遁形，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卻也易生流弊，審理者務為嚴酷以邀上恩，株連蔓引，往往累及無辜。

從1371年到1385年，朱元璋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數次轟轟烈烈的反腐敗運動。如洪武四年甄別天下官吏，洪武八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聲勢都極浩大。

兩案連坐被冤殺的達七八萬人。

由于誅戮過甚，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的行政官吏，從1368年到1386年竟沒有一個做到任期滿的，往往未及終考便遭到貶黜或殺頭，用朱元璋自己的話說：“自開國以來，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設所有司官，未嘗任滿一人。”

雖然懲貪措施如此嚴厲，腐敗卻從來沒有絕跡。大的腐敗消失了，小的腐敗卻仍然層出不窮。

朱元璋沒有想到或者不愿想到的是，造成腐敗的根本原因不是他的懲貪措施不嚴厲，而是中國的貪瀆文化過于根深蒂固。

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因為政治權力籠罩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對權力的制約乏力，腐敗機乎遍地皆是。

想讓官員不貪，幾乎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一樣不現實。而朱元璋的低薪制又加劇了腐敗的蔓延。

史稱明代“官俸最薄”，一個縣令月收入不過五兩銀子，這五兩銀子不光要負擔縣令個人的生活，還要供養家庭，支付師爺們的工資。

因此，如果不貪污，大明王朝的官員們根本活不下去。

對于官員如此悍不畏死，甘蹈法網，朱元璋震驚之余，把原因歸結于舊朝不良思想的污染。他說，經過一百年的元朝統治，人心不古，導致“天下臣民不從教者多”，其中官員們尤其如此。

他決定在全國范圍內興起一次強制性的深人的全民思想教育活動。為此他親自制作了“大誥”這一千古奇文，作為這次運動的學習材料。

所謂《大誥》，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匯編。

朱元璋把他懲辦的大案要案，編成一冊，夾雜以大量的說教。由于是朱元璋親筆所作，所以這本書文辭鄙俗，體例雜亂，多語句不通之處。

因為以威脅恐嚇官吏百姓為目的，所以他選取的案例都是血腥殘忍令人發指者。

1385年，朱元璋下令說：這本大誥，“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終洪武一朝，《大誥》三編共印行數千萬本，成為近代史上全球發行量最大的出版物。

明王朝從城市到鄉村，每家每戶的正堂上，都供著一套《大誥》，令全國人民利用一切業余時間學習《大誥》。

為了徹底消滅腐敗現象，建設一支純而又純的官員隊伍，朱元璋想到了求助于廣大人民群眾。洪武中葉，大明帝國里發生了一件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皇帝號召底層民眾起來，造官僚階級的反。

朱元璋在《民拿害民該吏三十四》中發出了這樣的號召：

我設各級官員的本意，是為了治理人民。然而，過去我所任命的所有官員，幾乎都是不才無稽之徒。現在，我要靠你們這些年高有德的地方上的老人以及鄉村里見義勇為的豪杰們，來幫助我治理地方。

如果要靠當官的來給百姓做主，自我登基如今十九年，我還沒見到一個人！

一開始，皇帝賦予百姓的是監督權。

朱元璋告訴百姓，他們可以直接向他舉報官員們的違法行為。并且許諾，皇帝會根據普通民眾的意見來獎勵和懲罰官員。

1386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進了一步，他令人吃驚地宣稱，在他的帝國之內，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沖進官府，捉拿他所不滿意的官員。

另一章中又規定：百姓們捉拿吏員，當官的如果敢阻擋，全家族誅。

賦予農民以不經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糾拿官吏的權利，這在中國政治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對于這場全國范圍內疾風驟雨式的群眾運動，朱元障抱以極大的希望。在談到他的設想時，朱元璋甚至認為，百姓認認真真照這個命令辦，不出一年，貪官污吏都變成好官了。

在通往南京的路上，經常出現一群衣衫襤褸的百姓押解著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也有貪官逃回家里，被親戚捉住，送到京師。

于是，大明天下出現了這樣的情景：一直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官員們要對百姓下跪求饒了。

十余年間，皇帝與百姓密切配合，嚴厲打擊貪污腐化。那個時候，幾乎無日不殺人。不幸在洪武時代做官，真的是一件極為危險的勾當。

傳說當時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與妻子訣別，到晚上平安回家便舉家慶賀，慶幸又活過了一天。

原來是天底下最熱愛做官的讀書人，此時也視仕途為畏途。有的家里有好學之子，怕被郡縣所知，弄去當官，反而叫他們休學種地。

有的為了避免被強征出仕，以致自殘肢體。

連不少受過朱元璋多次表彰的清官，也因為牽連到空印案之類的大冤案中送了命。濟寧知府方克勤是有名的清官，一件布袍穿了十年也沒有換新的。因為牽連到了“空印案”里，被朱元璋毫不留情地殺死。

雖然懲貪力度如此之大，然而朱元璋期望的純而又純的狀況最終也沒有出現。

朱元璋晚年，對自己的暴力懲貪曾經有過困惑和動搖。

在臨死前一年，朱元璋特命有司，將《大誥》內的條目，揀其精要者，附在《大明律》內。他希望子孫后代世世代代依《律》與《大誥》擬罪。

然而，在朱元璋去世的第二個月，建文帝就宣布：今后官民有犯法者，執法機關一律只按《大明律》斷，不許深文周納。

這個“深文”顯然就是指《大誥》。

雖然沒有皇帝明確宣布廢除《大誥》，但直到明亡，《大誥》再也沒有發揮過實際作用。

更讓朱元璋沒有想到的是，雖然他在世時，通過他的努力，貪污腐化現象得到了一時的抑制，然而卻積蓄了巨大的反彈能量。

在他死后，腐敗又迅速發展起來，并且愈演愈烈。明代中后期，腐敗現象在各級官吏爭先恐后的瘋狂和無恥狀態中，向政治肌體的一切環節蔓延擴散，并最終積聚成為洶涌的巨濤，吞沒了整個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