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要深刻地認識到國際法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與價值，就有必要認識到國際法是一個互動的體系。
國際法的互動性，主要體現在如下四方面：
首先，國際法本質上“根源”于國家實踐。國家單方面行為與國際法的形成和發展之間存在著緊密的互動關系。國際法中的任何規則都不是從真空中產生的，相反，是根源于國家的國內實踐和國際關系中的實踐。國家單方面的實踐一旦具有開拓性和可復制性，必然會影響到其他國家的類似實踐。實踐積累的最終結果，便是條約的出現和習慣的形成。正是在此意義上，筆者才一直主張，國家單方面行為是國際法研究中最具有吸引力的部分，是國際法規則產生的主要淵源。
其次，規則形成之后，國家行為與規則之間依然存在著緊密的互動關系。以多邊條約為例。多邊條約締結之日，往往是該規則體系發展至“高潮”之時。中國古語云，“月盈則虧”，“盛極則衰”，此于規則之發展同樣適用。多邊條約自締結之日始，即意味著該規則體系發展到了“頂點”，此時也是新規則、新實踐孕育和出現的“基點”。新規則、新實踐如何孕育和出現？一方面，既有規則需要解釋，需要適用，國家通過對既有規則的解釋和適用來謀求“破舊立新”，對既有規則予以發展，予以顛覆。另一方面，國家還有權“罔顧”既有規則，在既有規則體系之外“創建”新實踐，通過新實踐謀求“孕育”新規則。
正是在上述意義上，筆者一直主張和呼吁，對于條約應有一大“視野”：既要看到國家的“前條約”行為（單方面實踐），也要看到國家的“條約中”行為（參與規則擬定與談判），還要看到條約本身的規定與國家的“條約后”行為，即對條約的解釋、適用甚至超越。這四個階段的行為具有整體性。對條約的研究既要具有文本性，也要具有超越性，要看到國家實踐之于條約的基礎和終極性意義。
再次，規則與規則之間，本身也存在著“互動”。國際法存在著不同的部門體系；多個不同部門體系，則分別對應相應的爭端解決機制。國際法在適用過程中存在著沖突，不同爭端解決機構有不同的解釋與適用，這既與國際法的“去中心化”特點有關，也與不同體系及爭端解決機構自身獨有的“管轄權”有關。國際法適用中的沖突或不成體系的問題既凸顯了國際法體系的重要性，也體現了國際法的協調適用的必要性和意義所在。規則之間的此種互動，無論是積極還是消極， 在促進國際法的整合、增強國際法的體系性上無疑作用頗大。
最后，即使從國際“立法”角度來看，國際法的互動性同樣非常明顯。以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為例。國際法委員會本質上并非一“立法”機構，在國際關系中，只有國家能為自身立法，而不存在超越于國家自身的單獨的立法機構。然而，由于國際法委員會的任何成果，不論其最終形式為何，均會對國家行為和行為模式產生重要影響，國際法委員會在事實上發揮著一定的“立法”職能。而在國際法委員會編纂規則的過程中，一方面，其編纂過程和編纂成果是建立在既有國家實踐的基礎之上的，另一方面，編纂完成之后，相關成果又不妨礙國家在實踐中對其的“援引”，而此種“援引”，一方面為相關規則提供國家實踐的“證據”，另一方面又會“引導”、“誘惑”其他國家跟進、效仿。規則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呈現出典型的動態性。
國際法的互動性表明國際法是一個動態的體系。國際法的動態性是國際法的一個重要特征，從而迥異于國內法。這也啟示我們，對國際法的學習也好，研究也罷，都不應僅僅停留或局限于靜態的國際法層面，不能僅僅只看到規則，而應同時要關注、研究和跟進規則的“前因后果”。而在規則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國家實踐始終是基礎，是引擎，是國際法發展的動力。同時，國家實踐也是國際法互動的基礎和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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