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算不算白嫖”？北京昌平，30歲美女副教授與50歲正教授認識后，為對方懷上孩子，并稱其丈夫已知道此事，后女子應男子要求流產，并在流產后不久離婚，女子以自己是被脅迫導致為由，訴至法院索賠100萬，男子卻說：我們是情人關系，并沒有脅迫行為！法院會如何判決？

（案例來源：北京市昌平區人民法院）

郝莉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年輕漂亮、知性優雅，與丈夫結婚5年，家庭一直幸福美滿，自己也憑借努力，當上四川一所大學的副教授。

30歲那年，郝莉去內蒙古參加學術會議，期間認識50歲的戴勇，對方是國內一所知名電力大學的教授，談吐不凡、頗有魅力。

之后，雙方很快發展為情人關系，并一直保持兩性關系，事發當晚，時值戴勇52歲生日之際，郝莉前往戴勇入住的酒店與之相會，并發生性行為。

次日，郝莉將兩人前一日的聊天記錄截屏保存，1個月后，郝莉發現經期推遲，經去醫院檢查發現已確診懷孕，可那段時間她和丈夫一直不在一起。

郝莉非常驚慌，告知戴勇她已經懷孕的事情，并稱她丈夫已經得知此事，要起訴戴勇，戴勇得知此事后，勸郝莉墮胎以向其丈夫繼續隱瞞二人關系。

2月28日，郝莉自行就醫于成都市錦江區婦幼保健院急診科，主訴為：停經7+4周，陰道流血12天，腹痛伴腹瀉50分鐘。該院急診診斷：先兆流產；腹痛原因待查。

3月8日，郝莉在成都市錦江區婦幼保健院手術終止妊娠，胎兒未保留，事后郝莉的婚姻即將破裂，稱自己因此遭受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打擊，罹患抑郁。

郝莉向法院起訴，要求戴勇支付人工流產手術費用1萬元、營養費2萬元、誤工費5萬元、交通費1000元和醫藥費，支付精神損害賠償金200萬元，并提出如下理由：

郝莉在內蒙古大學參加中國光伏學術大會時，通過課題組張教授介紹認識戴勇，認識當天，戴勇即在內蒙古飯店房間內意圖強奸郝莉，郝莉掙脫逃跑。

后戴勇多次騷擾郝莉，向郝莉強調他強大的人脈資源和關系網，表示與其交好，將對郝莉未來學術和職業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反之將會有重大不利影響。

郝莉迫于戴勇可能對自己學術和職業發展產生的不利影響，與其保持不正當關系，后雙方發生高危性行為，導致郝莉懷孕。

戴勇得知后，催促郝莉實施人工流產，卻不愿意承擔任何責任，4月26日，郝莉變更訴訟請求為：手術費4394元、營養費2000元、誤工費27332元、交通費160元、精神損害賠償金100萬元。

戴勇辯稱：

1.戴勇與郝莉發生婚外性關系有悖于道德，由此引發的負面輿情，更是造成極為惡劣的社會影響，但該行為基于雙方自愿，并不能構成對郝莉的侵權。

2.雙方發生性關系時是否采取避孕措施、采取何種避孕措施，都是由郝莉根據其“生理周期”決定的，戴莉對懷孕后果具有較大過錯。

3.戴勇與郝莉發生婚外性行為，給雙方家庭均釀成苦果，戴勇對此極為自責，也為此付出極為慘痛的代價。

但郝莉將當初自愿、主動、積極發生的行為，說成戴勇對其的強奸（未遂）、騷擾、脅迫，與事實嚴重不符，戴勇對郝莉不構成權利侵害，不能由此產生損害賠償責任。

庭審中，戴勇不認可郝莉懷孕系其所致，并稱雙方在1月15日發生性行為時，采取了避孕措施；雙方于1月26日在日本也發生過性關系，但當時郝莉正處在生理安全期。

郝莉對此不予認可，其認可二人在1月25至29日期間發生過數次性行為；也稱末次月經時間系其向醫院自述，并非醫院診斷。

但郝莉堅持認為，其是因1月15日的性行為而懷孕，并認為戴勇在得知她懷孕后要求她打胎，據此即可認定孩子是戴勇的。

戴勇同時提出，在此次事件之前，郝莉曾向他出示過離婚證，使他誤認為郝莉已離婚，郝莉對此稱，是因為戴勇一直騷擾她，為杜絕戴勇的此種行為，她在網上下載離婚證封面發送給戴勇。

戴勇同時提交雙方微信聊天記錄數頁，以證明其與郝莉在相識后即相互曖昧，2周后即發展為婚外情，郝莉習慣記錄生理期，并以此確定是否采取避孕措施。

郝莉認可她曾向戴勇發送過1月生理期的記錄，但對此聊天記錄的真實性均不予認可，認為聊天記錄存在后期編輯的可能性。

那么，法院會如何判決？

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佐證，沒有相關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需承擔不利后果。

本案中，戴勇雖與郝莉發生性行為，但是出于雙方自愿，郝莉作為成年人，有權自由處置自己的性權利，因此，戴勇與郝莉發生性行為本身，并不構成對郝莉身體權益的侵害。

對于郝莉懷孕的事實，雖然戴勇認可雙方發生過無安全措施的性行為，但戴勇的陳述與郝莉主張的時間并不一致。

郝莉與戴勇均是婚外出軌，郝莉懷孕時仍處于婚姻存續期，且由郝莉提供的聊天記錄可知，郝莉在此期間仍與配偶同居，而郝莉流產后未保留胎兒，對于懷孕是因戴勇所致舉證不足。

綜上，因缺乏相應因果關系的認定，判決駁回郝莉訴求，案件受理費14106元由郝莉負擔。對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