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對外經貿以來，中國對外經貿地位以及貿易量不斷攀升，國內企業與國外企業的商貿往來日益頻繁。在頻繁的商貿往來中，不免產生商貿摩擦，而一般情況下國內企業的相關權益很難得到維護。大多數企業會選擇妥協并接受對方的各種要求，比如價款打折、質量扣款等。這體現出我國企業在商貿往來中的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還是相對非常弱勢的。小的損失企業尚且能夠承受，但對于那些嚴重影響現金流對企業生死存亡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比如巨額欠款無法收款等情況，國內企業往往會有一種極度無力感，本案就是一個國內企業面臨貿易欠款的典型案例。

一

步步深陷

該案始于2017-2019年之間，香港H公司與韓國K公司簽訂訂單合同提供貨物。在剛開始貿易往來時，K公司提供信用證，H公司在信用證項下分批如約供貨后，每批訂單PO項下的貨款如期兌付。

在雙方建立基礎信任的同時，K公司分批下單其他訂單PO，只不過這些訂單K公司要求H公司以賒銷模式供貨。H公司基于信任，同意供貨。

在信用證與賒銷并行之下，H公司處于供貨、供貨、供貨的循環中。但在追收欠款上，H公司逐漸發覺K公司的付款大多數是基于信用證項下的訂單，而對于賒銷訂單則采取一再拖延或者僅付很小一部分的策略。H公司在不停追討K公司欠款的同時，K公司以各種理由搪塞，并且以大額訂單為由不停強調雙方信任的基礎和合作共贏的關系。

2019年，H公司逐漸發覺K公司的欠款越欠越多，已經高達千萬人民幣，而付款則一再拖延。在多次追討無果后，H公司決定停止供貨并到韓國與K公司商討欠款事宜。此時K公司又以貨物滯銷以及現金流困難等為由，希望H公司考慮雙方合作共贏的關系，給予K公司一定的時間來償還欠款。最終H公司不僅同意了債務打折，還給予了K公司5年的分批付款賬期。

二

真的是無力償還嗎？

K公司真的是如他所述的那樣無力償還貨款嗎？還是這是他的又一理由？或者，甚至整個都是他的設計呢？畢竟，在國際貿易中，以大額訂單為誘餌最終被騙的企業數不勝數。

2022年，在我們接手該案件后，對K企業進行了全方面背景調查。

1 原來他不是沒支付能力，

只是不想支付欠款。

我們調取了K公司近三年的財務數據，發現K公司并不是沒有錢。在2019年H公司仍在供貨的期間，其銷售收入相當可觀，而在2020年其銷售收入再次上漲23%。如果其能夠拿出哪怕十分之一銷售收入來付H公司欠款，該欠款早就清償了。

那會不會是K公司雖然銷售了產品但是還是應收賬款沒有收回呢？

我們調查到了K公司的主要客戶，發現其大客戶是做電視家庭購物頻道和互聯網購物中心，而其第二大客戶是做電商平臺的，就這兩種銷售模式的回款來說都是短賬期回款的。

進一步通過流動資產分析，我們發現其2019年期末應收賬款反而降低了，也就是說2019年其收回了將近一半的應收賬款。而且在現金流上，當期活動后的現金流（經營活動現金凈流量）表現也非常良好。也就是說，K公司在2019年的現金流是非常良好的，而其只是搪塞H公司不給錢。

2 狡兔三窟

我們調取了K公司的登記信息，對比其與H公司的訂單PO及提單等資料，發現其地址已經于2021年發生變更。對變更地址，我們進行了實地考察，并詢問了鄰居和房地產經紀人，發現K公司似乎并沒有在這里出現過。同時我們調取了K公司的工廠信息及其他信息，發現其至少有3個地址，而這些都非K公司持有，而僅是K公司租賃持有。

除了辦公地址的三窟外，我們還發現K公司還有另外兩家關聯公司，分別是其兄弟和妻子持有。而K公司的主要供應商信息中就有其關聯公司，也就是說K公司還通過關聯交易將交易結構人為設計復雜化。

而K公司代表人的房產，原本是其與妻子共同所有，但在2021年其將自己部分權益轉給妻子，該轉移行為遭到第三方債權人對此“給與財產”提起訴訟，并有法院禁令。

3 原來他還是愛惜名聲的

這些操作讓人不禁猜測K公司是否是個老賴？

但通過我們的調查發現，K公司不僅有外觀設計，注重知識產權保護，而且截至我們調查日，K公司并沒有不履約信息、無作為被告信息，CEO也無不履行信息。

也就是說他還是愛惜自己名聲的，只不過就是欺負H公司是非韓國本地公司。

三

要不要去國外訴訟？

自2019年達成一致H公司給了5年分期還款的期限后，K公司仍然沒有如約履行，H公司忍無可忍決定對K公司提起訴訟。在幾年的時間里，H公司先后問詢了很多國內律師，也找過韓國律師處理，但無法決定是否要去國外訴訟。因為從訴訟便利上來說，國內訴訟對于H公司更為有利、方便，裁判上也更具有傾向性和可預判性。

在我們介入本案后，在綜合梳理了韓國訴訟制度以及該欠款方的具體情況后，我們建議H公司這一仗一定要去國外打，而且一定要在韓國本土作戰。

國內訴訟固然便利，但是本案涉及涉外因素是涉外案件，在訴訟主體及證據材料上就要經過涉外的一套程序，而最關鍵的是拿到國內判決后，還會涉及判決的域外承認與執行。而在其本土進行訴訟比國內訴訟對其的聲譽和利益更具打擊力，使其回歸到正常的商務行為上來。

雖然韓國的法律制度是以憲法為基礎的大陸法系，但由于歷史原因其又吸收部分英美法系特點。而對于H公司而言最重要的是追回欠款，而韓國針對民事執行有專門立法，且K公司的主要資產在韓國本土，故而在韓國訴訟在執行效力、效率及法律體系保障上更有利于H公司。

韓國的審判制度是以“三審制”為原則，其程序如：民刑獨任庭審理事件，由地方法院(支院)獨任庭審判->地方法院本院合議庭(上訴庭)->大法院；合議庭審理案件由地方法院(支院)合議庭->高等法院->大法院。我們為H公司提供了三級可能發生的訴訟費用估算，以供H公司評估國外訴訟可能產生的費用總體情況。

目前該案件已經于2022年10月在韓國法院受理立案，案件尚在審理中。

四

是否適用CISG？

在法律適用上，本案是否適用CISG《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呢？

中國于1981年9月30日加入CISG時香港尚未回歸，而在1997年6月20日向聯合國秘書長遞交的聲明中未明確提及適用香港的公約清單中包含CISG，導致實踐中在涉港的國際貨物銷售合同中并不適用CISG。雖然2022年5月5日，中國向聯合國秘書長交存聲明自2022年12月1日起CISG適用于香港，但針對本案并不適用CISG。

五

中國律師

在國外訴訟中的重要作用

在我們介入前，H公司也直接找過韓國律師希望提起訴訟，但是關于程序流程、法律問題以及語言溝通上存在很大障礙。特別像本案中，案件并不適用CISG，而適用韓國法律體系，又會有適用香港法律的部分，各個法律體系又不盡相同。特別在英美法系中對于對價Consideration的認定跟大陸法系截然不同。

隨著我國一帶一路及對外經貿往來，有太多國內企業在對外經貿往來中遇到摩擦糾紛很難救濟。因此，中國律師除了熟知大陸法系還更應熟悉英美法系，以幫助國內企業更好的在國際舞臺上提高議價能力并獲得溢價空間，成為企業的保障和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