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說，他理解的「通透」，是看清了事情的本質和全貌，但依然在浪潮中找到屬于自己的錨點，從「該做什么」的聲音中辨清「想做什么」，才是「更好」的自己。比如，當成功學、做人上人的浪潮席卷時，意識到過好日常也是一種幸福；在普遍迷惘的年代，不要陷入純粹的消極，盡量找到支撐自己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保持尊嚴而不被馴服。

文｜王唯

編輯｜楚明

歷史學家和他的日常

歷史學家王笛度過了一個忙碌的暑假。

幾個月前，他的兩本新書《走進中國城市內部（修訂本）》和《消失的古城（增訂本）》出版，之后的日子，他往返于各個城市的大學、書店進行分享、對談。期間，成都將王笛幾年前的著作《那間街角的茶鋪》里使用的檔案和報刊資料做成了文獻展覽，他又趕去參加了開幕式，同時又寫了幾篇長文章，包括報社的約稿，還有別人新書的序言。

這些年，外面的世界充滿動蕩和未知，作為學者，王笛對時代和社會的關切也愈發深重。王笛嘗試帶著歷史走出象牙塔，進行新的寫作實踐：歷史寫作大眾化。借鑒文學的敘事方法和語言風格，而不僅僅羅列歷史資料、進行枯燥的分析和討論，但同時，又保留研究價值和人文關懷。

走出象牙塔后，他不僅出現在各種公共活動現場，還做客俞敏洪和董宇輝的直播間，面對幾百萬觀眾進行表達。在不同場合，通過不同的傳播介質，王笛反復闡述自己的觀點：從宏大回歸日常，用記錄對抗遺忘。

拋開這些社會身份，王笛的本職是澳門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學校坐落在橫琴島，島上常年開花，還種著許多小葉榕。王笛住在學校提供的房子里，7樓，站在陽臺上可以看到海。他基本沒有節假日的概念，沒有社會活動時，每天的時間幾乎都用來閱讀和寫作。

每天清晨四五點，王笛就已經醒來了，沖一杯咖啡，便開始寫作。天慢慢變亮，太陽從海灣一點點升起來。一直寫到8點多，洗漱、吃飯，然后才外出開會、上課。倘若沒有任何工作安排，他就把整塊時間全部用來寫作。王笛說，大概近20年都沒有過不知道做什么的情況了，「每一天都是緊緊張張的，都在安排做什么事情，有個安排其實心里邊是安定的」。

他過著平靜、通透的生活。以前在美國工作的時候，他喜歡釣魚，一個人開車出去，能在湖邊坐上很久。到澳門后住在學校里，這個愛好只能擱置了，盡管校園就靠著海，不時有人在那里釣魚，但「我覺得還是不大好，教授在那里釣魚，哈哈哈」。

另一個愛好保留下來了，是種菜。王笛的陽臺像個小菜園，里面放著十來個泡沫盒，辣椒、木耳菜、韭菜們長得郁郁蔥蔥。因為他會把廚余用作肥料，里面有植物種子，有時還會意外地冒出冬瓜、南瓜藤來。四季輪回，植物盛衰，這是他住在樓里但依然「接地氣」的方式。

王笛今年68歲，還有兩年退休。過去幾十年，他的一部又一部學術著作，帶來了足夠多的國際聲譽。在國內，他也早就成為微觀史學研究的代表人物。但盡管如此，他依然在寫，這些年在推進大部頭著作袍哥的三卷本，如今第一本《開山令》已經完成寫作，交給了出版社。

有朋友不理解：又不需要評職稱了，也不需要尋求學界認可，這么辛苦何必呢？但王笛一如既往，教書、寫書，日復一日。

王笛說，寫作幾十年，它依然能帶給自己興奮感。「比如早上我4點多醒了之后，頭腦中間有很多想法，就感到一種興奮，不愿意待在床上，想趕快起來寫。」

跨出封閉的世界

8月19日，王笛應邀到北大參加為期兩日的學術研討會，并做了一場題為《1949年以后的中國城市：公眾、公共生活與政治文化》的主題演講，緊接著在21日參加《人物》的拍攝。

結束北京的行程后，他將要飛回澳門，一只箱子，輕裝簡行。任教的澳門大學已經開學了，王笛結束暑假，進入新的學期，也進入秋天。

白露，是反映自然界寒氣增長的重要節氣，冷空氣轉守為攻，白晝有陽光尚熱，但傍晚后氣溫很快下降，晝夜溫差逐漸拉大。白露到了，露水下降，寒生露凝。人們迎來一場火熱盛夏后的冷靜清醒，一場綿綿陰雨后的曠然天晴，驅走心靈上的陰霾，逐漸迎來通透、澄明的秋天。

王笛的成長也經歷了同樣的過程，最終在迷霧中確定方位，從浪潮中找到自己。

在王笛的作品中，他曾描寫過川西平原的風景，竹林里的茅屋，溝渠里的鴨子，還有水牛、稻田、油菜花。事實上，這些都來自他年輕時真實的生活經驗。

王笛出生于1956年，屬于在饑餓和動蕩中過完童年的一代人。1970年代，盡管周圍的人都不理解，但為了獲得工農兵上大學的推薦資格，他還是主動要求下鄉插隊。下了鄉才發現，其實被推薦讀書的機會很少。后來通過招工，王笛終于回了城，在鐵路局底下的磚瓦廠工作。

那段時間的勞動甚至比下鄉時更繁重。王笛每天和幾十個工人一起住在大工棚里，到時間就去燒磚。橢圓形的大型輪窯，里面永遠燒著火，幾十道門環在四周，是工人們進進出出的地方。他們在那里把新的坯放進去，再把燒完的磚取出來，循環往復。

王笛很瘦，但也要保持和其他人相同的節奏，拉磚、抬磚、取磚，即使是三伏天也要往火熱的窯里鉆，干凈地進去，黑黢黢地出來，汗和灰混著糊在臉上，只剩眼睛滴溜溜轉。

初秋，《人物》與特侖蘇合作推出的視頻在北京老舍茶館里拍攝。快收工時，王笛和大家一起乘電梯轉場。幾個年輕人斜著身子靠在墻上，全場年紀最大的王笛始終腰桿筆直地站著。

「王老師累不累？」有人問。

王笛挑起眉毛，藏著笑，故意擺出一個得意的表情：「我可是做過體力勞動的，開玩笑。」

當年，因為重體力勞動對身體消耗大，廠里規定每天只工作 4 個小時，剩下的時間，王笛幾乎全都用來畫畫讀書了。他不甘心思想也和肉體一起被困在田野或是磚廠，所以通過這些，保持對更廣闊世界的期待和想象。也正是因為有這些技能，可以刷大標語、畫宣傳畫，他后來被調到了工會。

苦盡甘來，那是個人人羨慕的「鐵飯碗」。鐵路局是國企，員工有免費的火車票，可以全國到處跑，有時還會發福利，常常是當時緊缺的商品，所以那里一度是年輕人心中最理想的工作之一。

但對王笛來說，這依然是「不夠」的。沒多久，他再次做出了周圍人不理解的決定：參加高考，去上大學。

后來的故事像很多媒體曾寫的那樣，1978年，王笛拿著幾乎接近滿分的歷史成績，考進了四川大學的歷史系。1985年，他拿到碩士學位，留校任教。兩年后，助教轉講師，緊接著，僅僅兩個月后，因為川大的一項改革措施，王笛被破格晉升為副教授。那年他31歲，是川大最年輕的副教授，學校里很多是他老師輩分的人，職稱還是講師。1989年，他完成了第一本學術專著《跨出封閉的世界》，考察了長江上游地區從相對封閉的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的演變過程，于1993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一帆風順，像夢一樣。」很多年后王笛在文章中寫：成功來得太快，也給我增加了無形的壓力，怎樣在這個高起點的狀態下，繼續保持科研的高水平和創造力？

很長一段時間里，王笛都處于迷茫和憂慮的狀態，不知道未來的學術道路如何走。向前探索，完全沒有方向；重復過去，又覺得沒有意思。但唯一明確的是，「我不希望等到晚年退休的時候，別人說《跨出封閉的世界》是王笛最好的著作，這是很可悲的事情。」

于是，不久之后，他便開啟了又一次「叛逆」——決定放棄擁有的一切，去美國讀博。

同樣不是一個容易的選擇，光是語言這一關，王笛就「死磕」了很多年。在中學階段，他學的是俄語，連最基本的英文字母都是進大學才開始學的。到美國之后，聽，聽不懂；說，說不出；更別說英語寫作，「到美國之前，我一封英文信都沒寫過，后來居然要用英語完成博士論文，相當于天方夜譚。」

但他的人生準則是，只要手里做一件事，就盡最大努力。之后，他整整6年沒有回國，每天學語言、讀書、上課、寫作，一路走了下來，不僅拿到了博士學位，還得到了得克薩斯A&M大學歷史系的助理教授的工作。

2015年到澳門大學任教之前，王笛一直生活在美國，一路從助理教授到副教授再到正教授。他出版了4本英語專著，3本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另一本由康奈爾大學出版社出版，都是美國最好的大學出版社，這在美國歷史學界，也都是屬于頂尖的業績了。

王笛說，在后來的許多年里，他的第一本書就像是一種人生的隱喻：該怎樣跨出我的封閉的世界？這是他提給自己的問題，也成了推動自己的動力。

這些逆潮流的決定背后，是王笛對「更好」的追求，也是對自我的了解和認知，找到自我的熱愛和價值所在，才能抵御潮流的裹挾，真正地成為想成為的自己。這同樣也是特侖蘇的追求，十余年來，一瓶牛奶的邊界不斷開闊，特侖蘇從物質世界走向精神世界，也從日常生活走向公共生活。

2015年起，特侖蘇在不斷探索「更好」的含義。有人說腳步快些更好，有人說慢下來才是更好；有人說曠野的開闊是更好，有人說軌道的安穩是更好。但事實上，每個人都做好自己就是更好，就像棱鏡的光譜，找到屬于自己的顏色，就是最珍貴的「更好」。

浪潮來來回回，這份「更好」永遠是錨點所在，不盲從，不設限，不被馴服，便能為明天保留更多可能性。

「日常的史詩」與「碌碌有為」

在專業研究上，王笛同樣走了一條「另類」的路。中國的歷史傳統是強調帝王史觀、英雄史觀，但王笛把視線轉向了微觀史學，關注普通人。

他在《歷史的微聲》中想象過一個畫面：帝王或者英雄站在高高的山巔上，俯瞰整個大地，為自己馬上要創造歷史，而心潮澎湃，豪情萬丈。極目望去，在他的眼中，是烏泱泱的人海，蕓蕓眾生，小如螻蟻。對他來說，面對這樣的人海，多一個不多，少一個也不少，個體在這里已經失去了意義；個體的命運，在這里是無關大局的；蕓蕓眾生之間，是沒有區別的，甚至看不清他們的面孔。他們沒有自己的故事，也沒有自己的歷史，當然也就沒有自己的未來。如果這些蕓蕓眾生為了帝王或者英雄所謂的「宏大事業」而死去，就無聲無息地化為了塵土。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中，個體是整體完全可以忽視的東西，這就是整體史的本質。

王笛說，他從來不反對大敘事，研究大事件，「但是那完全不是歷史的全部」。在歷史上，普通人占了 99% 甚至99% 以上的比例，但在很長時間里，他們被歷史研究、歷史寫作忽略、遺忘了，王笛選擇把視線聚焦了過去。

他對「人」有著天然的關切和關注。視頻拍攝間隙，王笛沒有回休息室，而是閑散地在茶館里溜達。

在茶寮，他和茶藝師聊起從業的經歷：從事這個領域多少年了，成為茶藝師要通過怎樣的考試和培訓，最受客人歡迎的是什么茶，茶藝技術最關鍵的是什么……在皮影戲后臺，他又和皮影師聊起了關于皮影的種種。演出的皮影是什么材質的，這一場講的是什么劇情，他的手藝傳了幾代，每天表演多少場，演好皮影戲的奧義在于什么……

王笛性格爽朗、自在，說到盡興時，他就站在人群里，仰著頭哈哈笑起來。拍攝尚未就緒，鏡頭尚未打開，王笛呈現的完全是非工作狀態，關心他人處境，享受交談的快樂。

這天，王笛講起自己偶遇甘大爺的故事。

2020年，疫情爆發，很長時間里他都沒辦法回到成都。被困在澳門的日子，閑來無事，他把自己2019年在觀音閣茶館拍攝的照片翻出來看。看著看著，突然發現其中一位老人非常面熟，于是又翻出2015年拍的照片，細細一看，果然在里面發現了同一張面孔。一定有什么故事或者緣分，他想。那個瞬間，他恨不得馬上飛回去找他。迫于出行限制，王笛和川大聯系，找到一個研究生，托對方幫忙，去觀音閣茶館找到了這位老人，得知他叫甘大爺。

2021年夏天，王笛得以回到內地。一到成都，他立刻去了觀音閣，老人果然又在；次年秋天，王笛再次到觀音閣茶館，幾乎毫不意外地，又看到甘大爺坐在那里打牌。直至2023年，王笛已經去過那間老茶館七八次了，每次都能看到甘大爺在那里打牌。

時間仿佛凝固住了。王笛和茶館的老板閑聊，老板說，很多老人在他這里喝了一輩子茶，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一直喝到去世。家人送葬的時候，會專門繞一圈，走到茶館的面前，買一碗茶敬獻給逝者，然后才去下葬。

王笛意識到，對研究者或是游客來說，這些老茶館提供的是一種新鮮感，一個打卡點。但對身處其中的人來說，就是他們的日常，他們的生活，他們生命的一部分。

「當我們考慮宏大問題、國家敘事、民族敘事的時候，很難考慮到個體的命運，一個人的經歷、思考，以及日常生活對他的重要性。但是當我們把焦點放在一個普通人身上，才發現這種公共空間、這樣日常的行為對他們來說是多么重要。」王笛說。

所以，在歷史學界把視線主要聚焦于帝王將相時，王笛的關注點永遠在普通人身上。他和形形色色職業的人交談，他們中，有雜耍藝人也有算命先生，有拾荒者也有小偷。

他透過他們，看著大千世界。

王笛還曾在茶館中遇到過一位掏耳朵的人。那是個大約四五十歲的中年人，來自成都郊區。他告訴王笛，自己每天和妻子騎摩托車進城，然后把車放進二環路的親戚家，再走路到大慈寺文博大茶園，他給人掏耳朵，妻子給人擦鞋，加上老家的田地，每年能賺2萬余元。

那些年，很多四川人到沿海城市打工，為外向型經濟提供了大量勞動力，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同時也背井離鄉，付出了很多的代價。和他們比起來，留在故鄉掏耳朵，算是千萬農民工中的幸運者，但盡管如此，同樣背負著很大的生活壓力。

王笛和他聊天的那天，發現夫妻倆的兩個孩子也在，一個讀初中，一個讀小學。暑期，很多城里孩子吹著空調、上著補習班的時候，他們只能在鬧哄哄的茶館里寫作業。

臨別前，這名以掏耳朵為業的父親告訴王笛，他想多存些錢，將來在老家開一家修車鋪，這樣就能給孩子們一個比自己更好的生存和謀生環境。

面對著他們，王笛總是想到很多，從農民工及其子女的社會保障到戶口制度，他記錄下了他們的處境、挑戰和喜怒哀樂，同時也記錄下了大時代背景下鮮活的個體。

「對普通人的觀察和記錄，反映的是背后共同的處境。雖然個人的故事各不相同，但面臨的問題可能是相同的。」他說。

這樣的微觀史學視角不僅有確鑿的歷史意義，同時，對個體也有很大的價值。

過去，人們聽了太多「帝王和英雄創造了一切歷史」。在這樣的理念灌輸下，普通人容易看輕自己：如果沒有出人頭地就是虛度了一生，如果沒有成為人上人就是碌碌無為，于是，既然沒有任何貢獻，既然人微言輕，也便消沉下去，喪失了尊嚴、勇氣，甚至獨立思考的能力。

但王笛反復強調的是，「過去我們的歷史寫作總是從王朝開始，寫英明的皇帝開創了多大的事業。但如果仔細去看歷史會發現，中華文明、社會發展，是千千萬萬個被遺忘的普通人創造的。改朝換代，文明被毀滅，城市被毀滅，文化政治倒退，但經過無數普通人的努力，文化開始回歸，市場開始繁榮，人口開始發展。所以是普通人創造了歷史。」王笛在各個場合說，普通人每天上班下班、養育兒女、贍養老人，就是對社會的貢獻。或許沒有那么波瀾壯闊，但同樣是史詩。

就像2022年他出版的作品，名叫《碌碌有為》，英文名是Amazing Everyday Successes——「日常的勝利」。

白露到了。過去做城市研究時，王笛發現過很多民間的竹枝詞，其中一首便關于白露：「玉麥掰從白露始，晝間運輸夜間撕，莫嫌粗粒荒涼飯，家事艱難總要知。」

簡單幾句，描寫了人們掰玉米的場景。另一首關于秋天的竹枝詞則是講述「摸瓜」的習俗，說孕婦摸到南瓜，可能生男孩，摸到扁豆，可能生女兒。人們可以把它們帶回去，也可以折瓜送給別人，寓意明年生個胖娃娃。

如今，人們越來越多地進入城市，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更加原子化，很多社群的傳統已經漸漸消失了。「但事實上，我們是這樣走來的。」王笛說，「我們研究經濟，研究政治，它們為社會提供大的框架，但就像建筑一樣，光有框架是不夠的，要有房間才是一棟樓，日常生活便是其中的血肉。而我們能做的，便是從宏大回歸日常，用記錄對抗遺忘。」

一個普通人，如何「更好」過一生

王笛身形清瘦，個子很高，常年留著短發，顯得清爽而干練。拍攝這天，他穿了一件白襯衫、黑褲子，聲音溫和地出現在鏡頭前。

在王笛身上，總是有股與生俱來的松弛，無論是嚴肅的學術會議，還是嘈雜的市井生活，或者行程緊湊的公共活動，身處各種場合，他的感官總是敞開的，他會在意攝像師的線與錄音師的電池，會張望胡同里的小雜貨鋪，會關注黃昏的云彩和叫著的鳥，也會談及互聯網上正在熱議的文章：死在出租屋的外地女孩、重新找工作的作家。總之，王笛對日常生活中正在發生的一切充滿好奇，同時保持著對時代和社會的關心。

幾個月前，在一場對談活動中，萬圣書園的創始人劉蘇里評價王笛說，首先是一個溫良的人文主義知識人，然后才是領域內的研究專家，不僅把自己的專業做好，同時還關心社會，關心民眾，為他們所處的命運鼓與呼，為他們生存環境的改善鼓與呼。

那天，王笛自己也分享了觀點和感受，他說，他理解的「一個溫良的人文主義知識人」，是對普通人溫和，對權力嚴苛。

這也是很多人對王笛的共同印象，一個溫和但有風骨的學者。在與我們的訪談中，王笛沒有任何禁忌，話題常常延展到更廣闊的地方，無論是教育還是醫療，或是社會現象，歷史學家保持著他的憂思。

這些年，無論在學校還是外出參加社會活動，王笛都能接觸到很多年輕人，他能感覺到他們身上普遍的困境與焦慮，以及想要在歷史中尋找答案的迫切。

王笛清楚，大家正面臨許多挑戰，但這些并非年輕人本身的錯。「大家在說『躺平』，這當然不是簡單的調侃，我想很多年輕人說不戀愛、不結婚、不生子，內心可能是在用這種態度來批評他們的環境，是振聾發聵的，是一種鐵屋里的吶喊。」

同時，在客觀環境之下，年輕人又可以如何「更好」過一生呢？

王笛說，他理解的「通透」，是看清了事情的本質和全貌，但依然在浪潮中找到屬于自己的錨點，從「該做什么」的聲音中辨清「想做什么」，才是「更好」的自己。比如，當成功學、做人上人的浪潮席卷時，意識到過好日常也是一種幸福；在普遍迷惘的年代，不要陷入純粹的消極，盡量找到支撐自己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保持尊嚴而不被馴服。

這些年，一個讓王笛憂心忡忡的事實是，他注意到很多年輕人缺乏思想上的活力。有時，他在課堂上提問，但凡稍微尖銳一些，底下基本就是一片寂靜。

「我知道他們是有想法的，但是沒有勇氣講出來。這是最讓我擔心的。」王笛說，「一個年輕人連表達觀點的勇氣都沒有，以后怎么能夠真的擔當社會的責任？當然，從造成這一切的原因來看，責任不在他們。」

他不希望將結構性的傷害歸咎于個體，但同時也在想，個體可以做些什么，能在規訓中撐起一寸空間，讓獨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生長。

在學校的日子里，王笛也經常和學生說，不要太「聽話」。他注意到，如今的年輕人從小到大不斷地被規訓、被教育要「聽話」：聽父母的話，聽老師的話，聽單位的話，聽所有「權威」的話。「我倒是希望我們的年輕人有一點叛逆，做自己想做的事，有自己獨立的思考，甚至對社會應該有批判的精神。」

「不聽話」練習曾在日常中非常瑣碎的小事上開展，比如過馬路。

平日在澳門大學里走，王笛發現，過人行橫道要繞一大截路。可是，有時明明沒有車，也沒什么人，可以直接通過，但同行的朋友還是習慣性地繞過去走人行道。

王笛手機里存著一本電子書，是詹姆斯·C.斯科特的《六論自發性：自主、尊嚴，以及有意義的工作和游戲》，作者在開篇第一個小節就提到了小城一個十字路口的交通信號燈：夜幕降臨之后，路上的車基本絕跡了，原本可以順暢通行，但大家還是習慣性地等紅燈，反而讓密集的人流堵在那里。

以往，人們往往從「文明」和「秩序」的角度來解讀紅綠燈，但詹姆斯·C.斯科特提供了另一重視角，從規訓的角度說明「這是一條和理性背道而馳的小規定」，并因此講述了「不服從的重要性」和「日常形式的抵抗」。

王笛覺得很有意思，便把斯科特的故事講給同行的朋友聽，還一邊率領他們一起直接抄近路，一個「不聽話」的教授，帶著大家一起「不聽話」。

講起這段校園生活的小插曲，王笛爽朗地笑了起來。這是一位歷史學家微小的行動，也是對一代年輕人的寄語：在浪潮之中找到自我，從「我該如何」到「我想如何」，穿越時代迷霧，最終抵達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