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20世紀影響世界的10本書之一，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曾因為其中的創造性的見解得到了格外關注。

人性是善還是惡？文明是“災殃”還是“福祉”？歷史上西方崛起的秘密是什么？怎樣打破歷史周期律？決定人類不同發展水平的關鍵何在？民族主義古往今來一直就有嗎？為何文化與技術常常分道揚鑣……

這些問題以及對它們的解讀并未過時。從人類的起源到文明的嬗變，從帝國的更迭到宗教的擴散，翻開《全球通史》，人類的過去就如一幅由遠及近的畫卷，一幕幕展現在眼前。

《全球通史》全新譯本重磅來襲

它不僅在講述歷史，更在悄無聲息間讓我們的世界觀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重塑與洗禮。那些被誤解與忽視的歷史角落，那些束縛我們的觀念與偏見，《全球通史》揭示出一個充滿復雜性和多樣性的世界，迫使我們重新審視自己的時代和認知。

話不多說，一起打開《全球通史》，讓我們在震撼中覺醒，在覺醒中成長，走出自欺欺人的烏托邦幻想，也打破杞人憂天的悲觀茫然，直面歷史本身帶來的沖擊。

1

人人都在談論人性

然而人性既非本善亦非本惡

人性本善還是本惡，不僅是古老而深刻的哲學議題，更是個生死攸關的大問題。歷史上的塔薩代人與芬圖族這兩個截然不同的部落案例，為我們提供了極具洞察力的視角。

塔薩代人是一個只有27人的食物采集部落，與世隔絕地生活在菲律賓的棉蘭老島上，他們沒有任何攻擊性，沒有表示武器、敵意、憤怒和戰爭的詞匯，平均分配食物，人性中合作與分享的本能占據主導地位。

公元前3000一前2500年的蘇美爾雕像，出土于今巴格達附近阿斯瑪爾丘一座寺廟的圣壇旁。這組雕像有神、祭司和信眾，最高的那座雕像是“植物之神”阿布神。

與此同時，新幾內亞又發現了一個只有30人的芬圖族，這些部落民是勇猛的戰士，性喜用弓箭作戰。歷史上的美洲印第安人中也有類似的矛盾現象，科曼奇人和阿帕奇人將孩子培養成戰士，霍皮人和祖尼人卻想讓后代過和平的生活，

歷史記錄表明，人類的天性既非愛好和平，也非熱衷戰爭，既沒有合作精神，也沒有攻擊性。決定人類行為的不是基因，而是社會如何教導人們行事。

亞述弓箭手浮雕，一人張弓搭箭，另一人用盾牌掩護。

毋庸置疑，我們生來就具備基于基因的多種行為潛能，而這些潛能如何轉化為實際能力，則取決于它們所受到的訓練和學習。我們生來便擁有創造和塑造自我的能力，我們不是命運的造物，而是命運的創造者。

2

不必對文明過度迷信

文明既是福祉又是災殃

斯塔夫里阿諾斯通過對不同文明的興衰、文化沖突和技術進步的梳理，揭示了文明在發展的同時往往伴隨著不容忽視的負面影響。

文明誕生以前，部落成員可以自由而平等地獲取生活所需的自然資源，經濟平等和社會同質性乃是新石器時代村社的標志。

而農業革命引發了城市化、階級分化和社會分裂的連鎖反應，從此，原始社會令人向往的平等一去不返，部落傳統的束縛性紐帶也被打破了。

經濟上，文明的到來意味著私有制的興起與階級的形成。農民失去了對土地的自由使用權，勞動成果被層層剝削，他們掙扎在溫飽線上，成為文明進步的犧牲品。政治上，國王、官僚機構及教會統治集團的出現，構建了龐大的權力網絡，個體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

古代貴族的長指甲，指甲蓄得這樣長，只是為了證明自己不必從事體力勞動。

在新幾內亞，巴布亞人認為自己是自由人，不愿意向荷蘭人鞠躬。而在古印度，文明社會將人劃分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表面上是侵略者被占主導地位的種姓制度所同化，實際上倒不如說是外來者適應了印度的文明。

此外，高級文化與低級文化的分化，不僅加劇了社會階層的鴻溝，也導致了文化認同的危機。與此同時，我們不能否認文明所帶來的巨大福祉，生產力的提升、知識的積累、藝術的繁榮，文明的成果惠及了無數人。

那么，文明究竟是災殃還是福祉？斯塔夫里阿諾斯這樣回答：過去，文明既是福祉又是災殃。至于將來如何，則取決于人類將過去文明積累的知識用于破壞還是建設。

9-10世紀蠻族持續入侵西方。

3

西方崛起不是因為‘天賦異稟’

而是因為它曾經‘一敗涂地’？

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即西方的崛起并非僅僅源于其自詡的文化或技術優勢，而在很大程度上與其過去的失敗和外部挑戰有關。

他認為，正是因為西方在歷史上經歷了一系列的挫折、失敗和危機，才促使其在應對這些挑戰的過程中逐漸獲得了復興的動力。

古典時代西歐的生產力比不上中國等其他地區，西方也沒有中國那樣的文字系統和考試制度，為其提供持久的文化同質性和高效穩定的行政管理，并且羅馬帝國邊境的敵人更難對付。

由于羅馬帝國的崩潰，為了生產和自保，西歐逐漸形成了封建制度和莊園經濟。

然而，正是這種落后和失敗促使歐洲不斷向外擴展、吸收其他文明的先進成果，并在經濟、軍事和思想上作出反應。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及隨后而來的工業革命，都是歐洲在長期失敗后重新塑造自身并最終崛起的關鍵階段。

在斯塔夫里阿諾斯的敘述中，西方的崛起是一種應對危機和失敗的產物，這種過程不僅改變了西方自身，也塑造了全球歷史的走向。

4

歷史周期律何以產生？

只有技術進步才能夠突破惡性循環

斯塔夫里阿諾斯對文明興衰的深刻洞察與歷史周期律的邏輯是相契合的。許多人習慣于將歷史周期律歸因于人事制度的更迭、戰爭的頻繁等，斯塔夫里阿諾斯則揭示了另一層真相。

那就是在古代的生產力情況下，增加財富的途徑變得極為有限，要么開墾新土地來從事耕作，要么通過征服和剝削。一方面，土地資源的有限性使得農業生產的增長逐漸放緩；另一方面，軍事技術的限制也制約了帝國的擴張步伐。

當帝國的軍事和官僚機構日益龐大，對資源的消耗超出生產力的承受范圍時，便會出現收益遞減的現象，進而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賦稅加重、貧困加劇、社會動蕩，最終導致帝國的崩潰。這便是前現代時期帝國歷史周期性循環的根源所在。

要打破這一惡性循環，唯有依靠技術進步這一強大的驅動力。令人遺憾的是，古典文明的統治集團往往只知榨取財富，而忽視了技術創新的重要性。他們熱衷于建造宏偉的建筑、舉辦盛大的儀式，卻未能將資源投入到真正能夠推動社會進步的技術研發之中。

金字塔是用坡道、滾柱和杠桿等最簡單的工具建造而成，就連滑輪和鐵器都沒有！據說，埃及農民在建造金字塔時充滿熱情，認為自己是在為一位能賜予福祉的神祇建造居所。

然而，技術創新需要的不只是高效的組織管理和高壓政治，還需要另外的某種條件，而所有的農業文明都不具備這樣的條件，這正是它們始終未能超越農耕階段的原因所在。

5

人類社會發展水平高下

關鍵在于環境的開放程度

斯塔夫里阿諾斯認為，決定人類不同發展水平的關鍵在于環境的開放程度，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交往的機會越多，取得進步的可能性就越大。

事實上，這也是環境使然，因為開放的環境不僅帶來機遇，也意味著淘汰壓力。這種開放性環境意味著，如果不抓住機會發展，就隨時有可能被同化乃至被淘汰。

相反，那些閉塞的民族既沒有受到激勵，也不會面臨威脅，從而毫無淘汰壓力可言，即便在幾千年時間里保持相對不變，也不會危及生存。

斯塔夫里阿諾斯還特別強調文明的交流互鑒，即不同文明在彼此碰撞和交流中不斷學習、適應、改進自身。通過文明之間的對話與借鑒，歷史得以向前推進。文明的進步往往不是單一內生的，而是通過吸收其他文明的成果來實現的。

因而，一個民族要想實現真正的繁榮與強大，就必須保持開放的心態和姿態，積極擁抱外部世界的變化與挑戰。

6

民族主義是歷史的產物

原初的民族主義和后來的不太一樣

斯塔夫里阿諾斯指出，早期的民族主義與現代民族主義有著顯著的差異，尤其在其形成背景和作用上與我們今天的理解不盡相同。

他提醒我們，民族主義并非自古以來就有的概念，而是隨著歐洲社會的變遷而逐漸形成的。中世紀的歐洲民眾仍籠罩在羅馬帝國普世主義的陰影下，人們的身份認同首先基于宗教信仰，其次是地域歸屬，最后才是模糊的國別意識。

民族主義起初是一種人道和寬容的信條，這種信條的基礎是手足情誼的觀念而不是彼此勢不兩立的民族主義運動。到19世紀下半葉，由于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民族主義日益蛻變為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

這種區別讓我們更加深刻理解民族主義在歷史進程中的不同面貌以及它對當今世界的持續影響。

[法]雅克-路易·大衛：《拿破侖一世加冕大典》（1805-1807年），現藏巴黎盧浮宮。拿破侖的對外戰爭激發起鄰國的民族主義，最終導致拿破侖垮臺。

7

文化和技術為何不斷脫節？

這是貫穿整個人類歷史的二元對立

斯塔夫里阿諾斯指出了人類歷史上最為深刻的一對矛盾，這就是技術革新與社會變革的脫節，他認為這乃是人類歷史上許多長期暴力和流血事件的罪魁禍首，而且這種脫節一直持續至今。

為什么致力于技術進步的科學家們展望的烏托邦會與現實中的反烏托邦背道而馳？答案就在于人類文化的剛性與保守性。

1950年的愛因斯坦和奧本海默。愛因斯坦認為“我們心靈的創造物應該給人類帶來幸福，而不是災難”。

文化作為社會成員共同遵循的行為準則和價值觀體系，具有極強的凝聚力，幫助人類維持物種、經濟和民族的生存。因此，文化價值觀往往具有延續傳統和維護穩定的傾向。

菲律賓的陶巴圖人沒有技術手段來影響自然界，而是與自然和諧相處，他們的社會小而簡單。

盡管技術革新通常被歡迎，因為它帶來生活水平的提升，但文化變革卻容易引發抵制。只有通過文化，人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人們害怕文化價值觀的改變，因為這相當于對生存根基的威脅。

正是由于這種文化上的保守性和對變化的抵觸，科學家們理想中的烏托邦社會難以實現，而現實中的社會常常朝著反烏托邦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