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末路，從“學新聞學的”說起

古代，新聞事業基本上與老百姓無關。

宋朝出現了一種傳播工具——邸報，是皇帝向地方官吏發布朝廷動態的方式之一。同時，宋朝也出現了最早的可以向民間公開發售的“朝報”（大概率是我國最早的“新聞紙”），以帝王動態和官員升遷免職等消息為主，內容來自邸報。

由于邸報內容生產制度的嚴密性，皇帝放心讓這些消息在民間傳播。

為什么要特別強調宋朝的傳播現象？因為從歷史上來看，宋朝出現信息傳播的動作，與宋太祖趙匡胤的“重文輕武”不無關系。

“重文”和“輕武”看似兩個概念，實則為一個本質，加強皇帝的中央專制統治。以“兵變”奪權的宋太祖為了防止歷史重演，杯酒釋兵權，明太祖在朝廷穩定之際消滅開國功臣，都是為了抑制皇權之外的狼子野心。

安內不僅要削弱外部勢力，還要集中內部勢力。

集中勢力就避免不了“重文”，俗話說“百無一用是書生”，歷朝歷代，在利用武力推翻前朝政權的開國皇帝看來，比起驍勇善戰的武將，文官這群人不具備篡奪政權的條件。

但是在古代，讀書人的最高廟堂是當“天子的門生”，所以皇帝要給這些讀書人一個通道，同時為自己公開選拔親信。通過科舉制，讀書人走向皇帝，真心實意的擁護皇帝，皇帝只有不斷地培養自己人，才能進一步的鞏固集權統治。

尤其在宋朝還有“不可殺士大夫”的規定，文官的地位可以說萬人之上。

宋朝有為人們所熟知的趙普、范質、王安石、司馬光、范仲淹、朱熹等等歷史上有名的文官，不知道百姓們是否“積貧積弱”，宋朝官員應該是見識到了一個文化繁榮甚至鼎盛的朝代。

士大夫被重視了，對政治參與的熱情自然高漲，滿足了士人“心系天下”的文化傳統。再加上宋朝對邸報的制度化規范，只有皇帝想告知天下的內容才會通過邸報傳遞，確保地方與中央步調上保持一致。

“重文輕武”、“文人問政”在后世看來有不少弊端，比如削弱軍事力量，讓預防外敵入侵系統變得脆弱，文官內部的政治派系斗爭消耗大量的朝政精力，從而遮蔽民生問題。

但是需要明確的一點是，在古代封建社會，朝代都有家姓。“文人問政”的局限性在于，這種政治參與方式只存在于皇權專制統治的系統中，即便再有風骨的“文人”，也會對君王做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忠誠。

我們再回到正題，為什么說古代報紙與百姓無關。

農耕社會的百姓們，關心的是種苗插秧的節氣，蟲害洪災等自然災害的侵襲，今年能不能正常收成。朝政議事中與百姓相關的比如賦稅、兵役，這些消息的來源也必然不是以報紙的形式，買賣消息的市場更多集中在地方官吏或者京城的達官貴人之間，這些人有錢有需求。

直到清朝末年外國人來到中國，才出現了真正商業化的“新聞紙”，此時，王韜及其《循環日報》的發行，正式開辟了民間“文人問政”的先河。

國人打破言論枷鎖的辦報背景是國家性質的交替之際，中國新聞史稱之為國人的兩次辦報高潮。第一次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首的維新派宣傳變法主張，第二次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對“三民主義“的宣傳。

其實，中華民國成立之前，掌握辦報活動的主體還是文人，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出過國，了解西方文化和自然科學，也帶來了關于新聞的實操性成果。

直到新文化運動之后，無產階級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以改組后的《新青年》為代表的報刊開始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理論，組織工人運動。

這個時期，自由新聞體制確立不久，辦報不再是少數人的特權，大革命時期出現了面向工人、農民、學生、軍人和婦女等不同群體的報刊，報刊開始走向“大眾化“，涌現出史量才、成舍我、邵飄萍和鄒韜奮等著名報人。

新聞業的發展進入到一段黃金時期，各種新思潮的涌現讓報刊成為思想交鋒的自由市場，各類報社用不同的方式傳播解放全人類的意義。

報刊成為知識分子的精神高地是近代辦報的一大特色，中國新聞學會在成立宣言中也指出：

“我國報業之有與各國不同者，蓋大抵為文人發表政見而設??此種風氣，今猶遺存所以�！�

近代辦報主體的身份被簡單概括為“文人”，但是伴隨著革命進程，在報刊上刊登文章的知識分子中，出現了學者、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甚至資本家等多種身份。

可以說，從古代到近代，新聞事業是特殊群體為了或是穩固現狀、或引導革命、或宣貫主張的特殊工具。

抗日戰爭爆發后，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前，“戰爭“和”黨派“一度成為該時期新聞事業的主題，新聞活動跟隨戰事遷移，伴隨黨爭起伏。

筆者不敢亂言這個階段的報刊、新聞事業的大發展與老百姓的關系，只是，毛主席1945年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提出：

“從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

而“文人”的基本盤是識字的秀才，人中龍鳳最次也是寒門，讀書是普通百姓唯一一條可能打破階級的道路。

古代，因為識字的成本超出普通農戶人家，而讀書參加考試的成本更高，所以讀書是奢侈品。讀書人的范圍一度縮小，直到參加科舉考試最終上到皇帝“殿試“的讀書人中，出自貧寒家庭的更少。

近代，清末民初出現“留學熱”，甲午戰爭后，許多貴族家庭安排孩子前往日本自費留學，實際上是為了孩子歸國后能在“衙門”尋件差事而安排的“鍍金”儀式，也有在清政府的安排下，從普通家庭的孩子中選拔最聰明的那一撥，前往美國等地的公派留學，比如詹天佑、唐紹儀等人。

從歷史中走來，發現從古代到近代，近千年來的努力，讓讀書這件事變得平權，但讀完書后接下去的每一件事，都有明碼標價。

回到“學新聞”的主題，“學新聞”和“做新聞”之間，隔著至少三重立場。

古代傳播工具代表皇帝的最高意志，近代報刊新聞思想有國統區辦報，解放區辦報，還有鼓吹“第三條道路”的資產階級辦報，這是“新聞學”的政治立場；

再有就是民國期間，以張季鸞提出的“四不”方針為代表的新聞學的社會立場（感興趣的讀者自行查閱相關史料）；

建國之后市場經濟體制下，介于自由新聞制和社會責任制之間，我國新聞事業保持政治立場不變的基礎上，進行市場化運作，這是“新聞學”的經濟立場。

現在，自媒體紅利期進入尾聲，“學新聞”成了貶義詞，文科生也不再選擇新聞系，開始轉向其他專業，尤其是高考報志愿熱門專業（會計、法學、漢語言）對應了考公熱門專業。

這是一種回歸“仕途“的選擇。

“經濟越差，體制越香“的邏輯只是外因，刻進中國人DNA的仕途”誘惑“，千百年來科舉制帶來的讀書平權思維還是很容易讓人陷入對”上岸“的憧憬和執念。

但是我要潑冷水的是，許多文科生沒有意識到，文科作為一個“奢侈品“學科，這個本質從古至今沒有發生太大變化。

還是以新聞業為例，新文化運動之后雖然出現很多商業化的報刊，但是記者的工資很低，戈公振回憶：

“一個月拿到20元的生活費，連車費在內，已經算是不錯，還有甚至僅拿到10塊錢一個月的�！�

不乏有個別名記者能夠拿到40元以上的月薪，但實在鳳毛麟角。

作為“奢侈品”，文科專業的糊口能力不強，需要有強勁的后方力量支撐；

而且，純文專業門檻低，上限卻高，如果不走仕途，只是以出書寫字等精神追求為目標，讀與不讀就沒有太大干系了。

認清現實之后就會迎來契機，當下文科生轉型是內外交困的結果。

從地域看，文科可以提供較多就業機會的地域大多在一線城市，但文科生就業薪水不高，一線城市生存壓力更大；

從行業看，文科可以選擇的崗位有限，對口的更少，如果不是媒體、廣告、出版社等以純文作為核心業務的單位，文科生擇業泛化，在其他行業，可選的崗位大多數是企事業單位里的邊緣業務崗，所以要么考公考編，要么接受低薪和初入社會的落差，很多人選擇了前者；

從手段看，一些文職類的基礎工作，AI的替代性更高，過去需要專人專職負責，現在可以低成本內部消化，導致文科生在市場上的競爭壓力更大。

文科生的轉型勢在必行，也可以對齊以上的三個因素：

選擇對自己家庭而言生存壓力適中的地域，不要跳入某個城市“沒有太多就業選項”的誤區，除了自己的家鄉，其他地方都不是一朝一日的了解就可以下此定論；

選擇最容易跨領域的行業，可以是興趣所在，可以是實習經歷，也可以是盲選，工作中要伴隨不斷思考，在工作中調研市場，尋找突破；

利用手段和工具，前文花了很多筆墨描述新聞事業在古代和近代的發展，實際上就是為了說明前者是一種手段，對國家、對組織、對個人，手段的選擇都是多樣化的。

今后文科生會越來越少，換句話說，市場上流通的文科人才會越來越少，這也未必不是好事，時代會讓文科生自己變成社會的“奢侈品”。

愿大家都不要做“落魄文人”。

以不斷暫停為喘息的邁進是思辨最恰當的存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