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民國，杜月笙的命運就如同那個時代......

1888年，杜月笙出生于江蘇川沙廳（現上海浦東新區）。長到4歲，命運就給了他重重一擊，父母相繼離世，讓他瞬間變成了孤兒。

年幼的杜月笙被親戚領回了家，之后的10年成長沒有人知道他過得怎么樣？但是從他14歲就離家謀生來看，似乎也知道了些許情況。

14歲的杜月笙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水果行當學徒，可是沒干多久，他又去了另一家水果行當店員。這大概就是初入社會的不穩定吧，然而就是這些不穩定讓杜月笙積累了經驗，給自己的人生重新定了位。

在第二家水果行，杜月笙干出了門道，不但得到了掌柜的認可，還練就是一手削水果的絕活。這股子機靈勁兒，被常來店里買水果的青幫老頭陳世昌夸贊，后將他引薦進了幫會。

當杜月笙走進黃金榮公館，他的人生從此改變了方向。

杜月笙將他的“才能”發揮到極致，一度贏得黃金榮的信任，遂將手中重要的“生意”（賭場）交與他經營。

靠著黃金榮這條大船，杜月笙在上海灘漸漸站穩了腳跟，并壯大了自己的實力。于是，上海灘的大亨除了黃金榮和張嘯林，又多了一個杜月笙。

1929年，杜月笙創辦了中匯銀行，開始正式涉足上海的金融業。隨著他私底下與金融大佬的接觸，一路讓自己的銀行業務興旺不已，也為后來的“聲望”打下了基礎。

新晉的上海灘大亨，自然少不了關系拉扯。

1930年，杜月笙大興土木的“杜氏家祠”修建完工。在落成典禮上，蔣介石親自為他送來了“孝思不匱”的匾額，而其他諸如淞滬警備司令、市長等的匾額就不計其數了。

有了家祠的杜月笙開始廣收門徒，隨后，他的勢力延伸到了社會各種層面。

1937年，杜月笙的恒社已發展到520多人，其中不乏新聞、電影界的人。

走到這一步，杜月笙耳朵能聽見的聲音，都是吹捧。

抗戰那年的8月，日軍攻到上海。面對強勁的外敵，張嘯林直接投敵，成了侵略者的走狗。黃金榮雖沒有投敵，卻是在“邊界線”上扭扭捏捏，模棱兩可。而杜月笙的表現卻不同于他們，他展現出了做人的底線和原則，對日軍的刻意“友好”表示了強烈地拒絕。

一轉身，杜月笙便加入了上海的抗敵救援會，大力籌集物資，進行各種勞軍活動，尤其給駐扎在上海的我軍贈送了1000副進口的防毒面具。

上海淪陷后，他再次拒絕了侵華日軍的“偽善友好”，拋棄了位于上海的產業，舉家悄悄去了香港。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杜月笙才又攜家眷重返上海，收割舊部，重啟爐灶。

一心想要重振旗鼓的杜月笙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在參加議會選舉時，竟遭到了曾多次出手幫助過的蔣介石的阻撓。杜月笙是聰明人，深知此一時彼一時的道理，最后哪怕當上了，他也主動辭了職。

1948年的那件事，更是讓他看清了對方的嘴臉。

老蔣為了統治合法，召開了“行憲”大會，同時開始“挽救”嚴重的財政危機，派兒子到上海監督金圓券的發行工作，并要求民間所有持其它貨幣和金銀細軟的都要換成他的金圓券。

如此做法，當然褒貶不一，不愿意的人比比皆是，杜維屏就沒有照辦。正因為他是杜月笙的孩子，正好讓蔣介石抓了“把柄”，蔣經國遂將杜維屏抓了，還妥妥地判了他6個月刑。

杜月笙兒子出獄后不久，老蔣的統治夢開始搖搖欲墜，他為自己選擇的退路便是臺灣。

1949年4月，與杜月笙很久不聯系的老蔣突然又以好友身份約見了他，邀他一同前往臺灣。

經過深思熟慮，杜月笙沒有去，但也沒有再留在上海，而是放棄了上海的產業，舉家去了香港。

在香港的日子，杜月笙一直都在病中，他有嚴重的哮喘病，出門都需要輪椅、拐杖、氧氣瓶。

1951年夏天，香港的天氣潮濕酷熱，躺在床上的杜月笙面容枯槁。幾聲咳嗽過后，他醒轉過來，隨手摘掉了氧氣罩，這可把守在旁邊的孟小冬嚇壞了。杜月笙向她擺擺手，示意沒什么大礙。孟小冬一看，也覺奇了，他竟然沒有喘，不禁喜極而泣。

醒來后的杜月笙第一件事就是讓人找來了陸京士（畢業于上海法學院），又叫來了所有的妻兒，他要與他們商量自己的后事問題。

杜月笙嘆了一口氣，他自知都是些算不清的賬，但也得處理，區分開來便是三類：人情賬、恩仇賬、親情賬。

人情賬最是沉甸甸。

它是杜月笙從一文不名到叱咤上海灘的見證，也被他視為最寶貴的東西。他示意孟小冬打開保險柜，拿出了厚厚一摞記錄著貸款的賬本。

杜月笙翻看著上面的名字，那都是曾經上海灘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們從他這里借走了幾百大洋到數萬大洋不等。

簡略地看了一遍，杜月笙便叫家仆當著陸京士和妻兒的面全部燒毀。看著最后一點燃盡，他用低沉的聲音說道：“全靠朋友，才有我杜月笙的上海風云，萬不能讓這些東西壞了大家的交情。”

恩仇賬剪不斷，理還亂。

大上海的過往就像放電影一樣在杜月笙的腦海回放了一遍。他追悔自己手染過鮮血，又感嘆自己救人于危難，還有曾經提攜自己的“大哥”黃金榮，從知遇之恩到利益齟齬，他都從未忘記。

恩怨情仇，在自己即將灰飛煙滅的時候，杜月笙打算放下了。他叮囑家人，日后要常去看望黃金榮，替自己盡一份心意。

親情賬都是滿心的牽掛。

杜月笙轉過頭，望著病床前的妻妾兒女們，眼里浸滿了不舍。他一個一個叮囑妻子們要照顧好自己，照顧好孩子，然后又教導孩子們要做好人，多行善事，不要去染指江湖那些事，一定要過安穩的生活。

最后，他將自己尚存的10余萬現金財產做了分配。幾個妻子每人得1萬，長子得1萬，未婚的女兒得6000，已婚的女兒得4000。

安排完這些事，杜月笙略感疲憊，稍稍緩了一陣，他才將目光鎖定在了陸京士身上。他對這個即是學生又是摯友的人，充滿信任地交待道：“身處香港，只能算客，喪事從簡，切忌鋪張，給我換身干凈的長袍馬褂，那是我穿了大半輩子的樣式......”

杜月笙大口出氣，顯然體力不支，陸京士眼中裹著淚，幾度哽咽，原來老爺子叫自己來是臨終托付。

頓了很久，杜月笙才緩過勁兒來，他接著說：“有一件事需要多花錢，花在我躺的那口棺材板兒上......這不是要出風頭，是我不要埋葬在香港，所以一定要用好的棺材板！”

落葉歸根，魂歸故里，是杜月笙心頭的大事，他要移棺，所以棺木的材質一定要好。

一抷黃土，是非恩怨隨風去。

在生命的盡頭，杜月笙只在乎故鄉的那抷土了，所以他臨終提出了“棺木要用好材質”，唯獨這一項可以多花錢，而且是硬性要求。

杜月笙走了，時年63歲。

他的一生，同其他幫會頭目一樣，曾經為了資本而投機，為了地位而玩弄權術。但是有一點，他又和那些幫會頭目不一樣，那就是底線和原則。

在杜月笙的世界里，他是中國人，他自始至終只熱心支持中國人的斗爭。抗戰中，他救助傷兵，輸送物資，更是籌集救國捐款150多萬元。

不得不說，在那個變數最多的時代，在機遇、危機、幸運、厄運跌宕交替的時代，杜月笙守住了自己的底線和原則。

他，沒有“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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