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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和浙江，是公認的發達省份。2024年，江蘇的人均GDP達到16.07萬元，僅次于北京和上海，在全國所有省份中排名第三。而浙江的人均居民收入達到6.7萬元，也僅次于上海和北京，在全國所有省份中排第三。

熟悉中國經濟的人都會注意到一個問題，江蘇的人均GDP高于浙江，2024年江蘇人均GDP是浙江的1.18倍，而江蘇的人均居民收入卻低于浙江，2024年江蘇只相當于浙江的82.7%。不僅如此，2024年江蘇的人均納稅額是8963元，而浙江是10485元；江蘇的人均住戶存款是13.89萬元，而浙江是16.16萬元。

江蘇的人均納稅、人均存款、人均收入都比浙江低，這符合大眾對于浙江民間更富裕的直觀感受，由于浙江人更富，浙江整體的房價水平明顯高于江蘇，也是對這一現象的佐證。但就有人要問了，為什么浙江比江蘇富，但江蘇的人均GDP卻比浙江高呢？

在討論這一問題時，有人會提到不同省份GDP的統計標準不同，更通俗地說，就是有人認為有些省份GDP數字有更大的“水分”，這不在本文的討論范疇之列。拋開這個層面，人們在總結上述問題的時候常用的一句概括性的話，就是“江蘇和浙江發展模式不一樣，浙江更加藏富于民”，但對于研究者來說，這句話還是太籠統了。

我們來看一下全國各省份2024年人均GDP和人均居民收入的比較。

可以看出，像江蘇和浙江這樣，一省人均GDP高于另一省但人均收入低于另一省的例子，還有不少。有一部分省份，其人均GDP全國排名比其人均收入的全國排名高3位甚至更多，如湖北、新疆、陜西、西藏、云南、青海，但也有一些省份人均收入排名比其人均GDP排名高3位甚至更多，如山東、遼寧、江西、河北、河南、吉林、黑龍江。

從上面兩組人均GDP排名和人均收入排名相差較大的省份，可以總結出很明顯的規律。

人均GDP全國排名顯著高于其收入全國排名的省份，其經濟中資源產業（湖北水電，新疆、陜西化石能源，西藏、云南、青海有色金屬），尤其是礦業和能源都占據較高比例。資源型產業對GDP有很顯著的拉動，而在上述省份中，除湖北和陜西以外，其他省份人口都不足3000萬，因而資源型產業可以更顯著地拉高人均GDP。

而人均收入全國排名顯著高于人均GDP全國排名的省份，絕大多數都是北方省份。個中邏輯也很簡單，一些GDP不高就業機會不多的省份，反而體制內就業占比會更高，而全國不同地區之間體制內收入差距遠遠小于體制外崗位的收入差距，所以在人均GDP相對較低的省份，較高的就業占比反而會拉高其人均收入。

上面還只是兩點小結論，接下來，我要進一步分析不同省份的人均GDP邏輯。

2024年，全國農業GDP占比只有6.8%，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是構成GDP的主要因子。所以，在算術上影響各地人均GDP兩個最主要的指標，其一是非農就業人口的人均財富創造能力（即二產、三產GDP之和除以非農就業人數）；其二是非農就業人口占全體人口的比例。

下面是全國各省人均GDP、非農產業從業者人均增加值和非農就業占比一覽圖。

這張表是很有意思的。北京的人均GDP是甘肅的4.32倍，但非農就業人口的人均增加值只是甘肅的2.1倍。上海非農就業人口的人均增加值只是河南的2.62倍，但上海的人均GDP卻是河南的3.35倍。其實，各個省份勞動生產率之間的差距，并沒有各個省份人均GDP差距那么懸殊。

如果我們排除京津滬三個直轄市和礦業高度發達的內蒙古，非農從業人口人均增加值最高的江蘇，也只相當于河南的1.69倍。而在人均GDP維度上可比的是江蘇和甘肅，江蘇是甘肅的3.04倍。

所以，排除北京上海這種高度發達的城市型“省份”，省與省之間的經濟差距，很大程度上并不源于不同省份生產效率的差別——因為在統一大市場的環境下，這種差別很容易通過跨地區資源流動拉平。

不同省之間的經濟差異更重要的一重來源，是非農就業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區別。這個比例背后傳遞的信息主要又有兩點——其一，非農就業人口占比越低，證明該省的城鎮化率越低；其二，非農就業人口占比越低，證明該省的適齡勞動人口外流的比例越高。落后省份之所以落后，是因為沒有發展的比較優勢，從而無法讓足夠多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所以城鎮化率就低；同時，適齡勞動力要謀生活，找出路，在省內又找不到工作，就必然流向東部沿海發達地區。

接下來再往下梳理一層，把非農就業人口的人均增加值再分為二產從業人口人均增加值和三產從業人口人均增加值。

不管誰看到這張表的數據，都未免會感到有些意外。

人均三產產值這一列比較簡單。第三產業實際上主要包括高端服務業（以白領為主的服務業，如金融、互聯網、商務服務等）和生活服務業（以藍領為主的服務業，零售、餐飲等）。全國各地生活服務業從業者的人效比差距不大，收入差距也不大，所以影響人均三產增加值的主要變量，是不同省份白領在服務業從業人員中的占比，白領占比越高，人均三產增加值就越高，北京、上海的三產從業人員人均增加值明顯甩開其他省份，自然很容易理解。

而第二列的數據就非常有趣了，二產從業人員人均增加值最高的六個省份全部是欠發達省份，這六個省份二產從業人員的人均增加值比北京和上海還要高。而二產從業人員人均增加值墊底的兩個省，竟然是廣東和浙江。

怎樣理解這個現象？

第二產業包括工業和建筑業，工業又可以分為制造業，采礦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下稱“水電氣熱業”），我把后兩者合稱“能源礦業”。

來看2023年全國第二產業三個門類的GDP、從業人數和人均增加值數據。

建筑業的人均增加值是最低的，因為根據國民經濟核算的規則，在建筑業這個行業中產生的增加值，基本上主要是由建筑工人的勞動帶來的。所以建筑業的人均增加值，和零售業不會相差太多。所以，一個發達的、建筑業高度旺盛的地區，由于建筑工人在藍領工人中占比可能較高，反而其人均GDP有可能被拉低。一個建筑業需求很低的地區，建筑工人占比就低，反而不會拉低人均GDP。

在工業內部，制造業和非制造業（礦業和水電熱氣）的差距非常巨大。制造業的人均增加值只有27.32萬元，而能源礦業的人均增加值高達63.62萬元。為什么欠發達地區的人均二產產值反而高，因為這些地區沒有太多一般制造業，工業高度依賴能源礦業以及與之強相關的制造業如石化。內蒙、新疆、寧夏等地，都是如此。而海南二產從業者人均增加值高也是同一邏輯，海南基本沒有一般制造業，海南工業主要就是能源（發電）和石化產業，而這些都是資本密集型產業，人效比反而更高。

而在制造業內部，也分為資本密集型的制造業和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關于這兩類制造業的人均增加值水平，沒有特別精確的官方統計，但從經濟學常識即可知，鋼鐵、石化、造船這樣的重型產業，主要依靠資本投入，對人力需求較低，自然對應的人均GDP高，而紡織服裝、家居玩具甚至于電子，都需要非常密集的勞動力投入，其對應的人均GDP自然相對較低。

整體來看，全國所有省份中，二產從業人員人均增加值超過30萬的省份，除了京津滬，全部是中西部或欠發達省份。京津滬的確是因為產業結構高端，而其他省份更高的二產人均增加值，其實是因為它們第二產業的結構導致的。

分析至此，可以發現，二產從業人員的人均增加值不同省份之間差距巨大，但這種差距更多是產業結構不同導致的，而不是發展水平不同導致的。顯然，廣東和浙江不可能是中國工業最落后的兩個省，它們的工業從業人員人均增加值低，恰恰是因為這兩個省都是“世界工廠”，集中了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江蘇人均工業產值顯著高于廣東和浙江的原因，也由此清晰——江蘇的產業結構要比廣東和浙江重，資本密集型產業更多，勞動密集型產業相較廣東浙江比例低一些，所以拉高了二產從業者的人均增加值，進而拉高了江蘇的人均GDP。

我之前就說過，GDP并不能反映經濟的全部問題。而當我對GDP進行分行業的深度分解，更發現有的地方人均GDP更高，很可能只是因為當地經濟結構比較重而已。人均GDP指標，為什么常常和人均收入指標背離，根源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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