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玉如是在民國后期帖派書法復興背景下，作為帖派書法代表性的書法家逐步走進人們的視野。現(xiàn)當代帖派書法的發(fā)展，需要發(fā)掘以二王為宗的帖派書法家作為帖派書法的代言人，以宣示傳統(tǒng)的審美價值再度成為時代的主流，從文化發(fā)展層面來說是書法正統(tǒng)觀念在現(xiàn)當代的回歸。

吳玉如對帖派書法和碑派書法有著獨特的思考，與傳統(tǒng)的帖派書法和碑派書法二元論不同，吳玉如主張以二王書法一元論來統(tǒng)攝碑派書法。吳玉如主張二王書法是中國書法史的主脈，碑派書法是余脈，碑派書法與帖派書法一脈相承，把碑派書法納入到二王書法系統(tǒng)，以二王書法的審美價值來衡量歷代書法。

宗王觀念

吳玉如論書以二王書法為“極則”，并以此作為評判歷代書法家的尺度。吳玉如以行書立論，他認為晉唐以后的行書都是由二王書法演變而來，可以說二王書法與后世書法之間是源與流的關(guān)系。他說：

有問行書若何始可入化境，告之日：行書當然以晉人擅場，而二王稱極則。從探究竟， 懷仁集《圣教序》洵為有功。至傳世右軍墨跡，非唐臨則鉤填。唐顏魯公行書出大令，磅礴之氣，古今稀有。北海以二王、六朝之筆為行楷，亦是獨創(chuàng)。褚、虞秀拔，時有小疵。宋以海岳天祟之高，仍時有齊氣。元鮮于樞與趙皆有可觀。明文微明與祝有紹述之姿，文少變化而祝問不醇。斯數(shù)人者，成不能限之朝代以稱也。習行書，融此諸家于腕底，亦可以號能行書矣。

行書是吳玉如討論書法的中心，他認為晉人行書為歷代書法之最，二王行書為歷代行書之極則，把二王行書放到了書法史上的制高點。吳玉如所論述的二王極則主要包含兩方面的內(nèi)容：第一，他認為“二王書貴在內(nèi)涵，最忌棱角分明，鋒芒畢露”。書法作品有內(nèi)涵就具備了含蓄蘊藉的性質(zhì)，含蓄蘊藉而風規(guī)自遠的書法作品自然就耐人品味。內(nèi)涵通向神韻，也是吳玉如對書法美內(nèi)涵理解的發(fā)揮。有內(nèi)涵、有神韻的書法作品反映出吳玉如的文人審美趣味。反之，棱角分明、鋒芒畢露的書法作品就是鼓努為力的表現(xiàn)，極易走向粗俗；第二，吳玉如說，“寫二王得陰陽開闔之理，則不落俗套”，“作字結(jié)構(gòu)，橫筆須平。如數(shù)橫同施，應(yīng)有疏密。見陰陽具變化，尤忌等距離”。吳玉如從結(jié)構(gòu)、形式的層面來論述二王書法的可貴之處，結(jié)構(gòu)形式“求變”，注重“黑”與“白”之間的關(guān)系處理。

吳玉如所說的“二王之極則”的“則”還包含有“規(guī)則、法度”的涵義。二王書法是中國書法的典范，二王書法的的性質(zhì)和風格特點就成了人們學習書法所必須學習的通則。唐代尚法，法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王羲之書法的規(guī)范化。口天玉如說：

二王之書若《蘭亭》，若《中秋帖》，姑不論其為后來臨摹抑雙鉤之作，皆宜細心玩索。又如《喪亂帖》、《侍中帖》皆是行草之至寶，《圣教序》雖為懷仁集字，佳刻在幾，臨玩不已，消息參透，妙用無窮。而后唐褚、李、顏、孫諸大家誓一宋米、元趙鮮于與明文、擬山、青主，以入牢籠，則論行書可無憾矣。

吳玉如二十一歲臨《蘭亭序》

吳玉如認為二王的《蘭亭序》、《喪亂帖》、《侍中帖》、《懷仁集王圣教序》、《中秋帖》等傳世作品是“行草之至寶”。列出了從唐代至明代二王書法系統(tǒng)內(nèi)的書法家作為人們學習書法的取法對象。上述這些書法家為能“合”二王之則的代表，而蘇軾、黃庭堅在吳玉如的評價中卻成了“離”二王之則的典型，這里的一“離”主要是指摻己意過多的離，并非完全的背離。吳玉如說：“宋代米襄陽書承先啟后，吾謂實出蘇、黃之上。天稟之高，直人晉唐。蘇、黃非不晉唐是知，特己病多耳”“宋之書法，蘇天分高，得大令長處，誠深有得。雖有時偏濫，不免嗤之者，謂石壓蛤蟆，然變化處，終不平凡。次則米之臨古，實高出有宋一代，《方圓庵記》之作，惜不得見其墨跡矣。”吳玉如對通常所說的宋四家的順序重新排位，認為米芾能夠，直入晉唐，臨古的能力突出，繼承了傳統(tǒng)書法的衣缽，當屬宋代第一。蘇軾和黃庭堅雖然能夠?qū)W習晉唐書法傳統(tǒng)，但是由于自己的個性太突出，反而形成了很多弊病。吳玉如傾向于在繼承二王書法的基礎(chǔ)上融會貫通的創(chuàng)新，他說，“李北海析右軍草書之點畫使轉(zhuǎn)，融入北碑，故其書樸厚有味，自成一體。玩其《麓山寺碑》自然得之。”

吳玉如的書論中充滿著強烈的崇尚二王的傾向，他以二王書法為中心展開對書法審美價值的理解，并以二王書法為標準評價歷代的書法發(fā)展。吳玉如的宗王觀念旗幟鮮明，從歷史發(fā)展來看是近現(xiàn)代書法對清代以來的北陴與南帖之爭的一種回應(yīng)，這種回應(yīng)表現(xiàn)出了全面的壓倒性和理論上的徹底性。

對碑派書法的批評

吳玉如從書法風格角度來批評碑派書法，因為這種風格特征是二王書法妍美流變風格的對立面，可以說二王書法是正宗，北碑書法是異端。他說：

作字首重結(jié)構(gòu)，一入俗樣，便無意味。結(jié)構(gòu)猶有跡尋，用筆則不究古今變化接替之原，尤不足以言書法妙詣。有乾嘉后，往往重碑版，由碑版而尚拙、尚重、尚怪，于是群驅(qū)即魔道矣。人目之悅美，斯進化之不得逆施者，必欲丑而外妍，吾不知視官之云何然所謂妍。若金某之篆、寧某之行，則走亦不敢贊一語也。

吳玉如指出北碑拙、重、怪的缺點，他對北碑的批評甚為激烈，把北碑作口明比喻為“魔道”。他認為妍美的書法風格才是人們審美的正常需求，崇尚北碑風格是歷史的倒退，他的這種觀點反映了對碑派書法的否定。吳玉如不僅對碑派書法予以否定，而且也不認同包世臣和康有為的碑派書法理論，他說：

騖高遠者，又大唱碑版，甚至謂無漢魏以下腕底之筆。直謂反雕墻俊宇而為木處士居，是非夢囈又誰信耶!包安吳標榜于前，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于后，試案之包書、康書佳處究何在，如言古拙，實是欺人。目“古”云者，舊而已，舊衣何如新衣邪！目“拙”云者，笨而已。趙松雪之媚，不如傅青主之骨氣，又當別論也。

吳玉如對包世臣和康有為的碑派書法理論相當不滿，尤其是對碑派書法理論家所推崇的審美風格予以否定。吳玉如認為包世臣和康有為的書法實無可取之處，他認為碑派書法所推崇的“古”就是“舊”，“拙”就是一“笨”，否定二人書法的古拙之氣。吳玉如對與北碑美學風格的理解與包世臣和康有為的理解不同，吳玉如欣賞的是北碑中神秀典雅的書法風格，這種風格通向二王書法。

吳玉如對人們把碑派書法作為一個流派與二王為中心的帖派書法并駕齊驅(qū)不表示認同，這也不符合他的二王書法一元論的觀念。吳玉如對魏碑書法的價值并沒有采取全盤否定的態(tài)度，他的理想是試圖把魏碑中與二王書法風格相契合的作品納入到二王書法系統(tǒng)，來擴大二王書法的領(lǐng)域，鞏固二王書法的正宗地位。

納碑入帖

碑派書法與帖派書法的二元論是清代中期興起的一種理論學說，這種理論的出現(xiàn)使得書法史形成了非帖即碑的局面，兩種派別相互對立，相互攻訐。在民國后期這種局面逐漸得到改觀，碑派與帖派的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兩種書法開始借鑒融合。吳玉如則從二王為宗的觀念出發(fā)，把碑派書法納入到二王的書法系統(tǒng)，并且在實踐中予以實現(xiàn)。他認為：

欲習行草，能將《元略》入門，庶可得三昧。驟聞之似不能解，實則非故欲駭言，因六朝無間南北，精書者皆能化二王行草之法入楷則。吾嘗謂晉人行草使轉(zhuǎn)化作真書，便是北碑面目，一脈相延，豈可強為割裂。能得其理，則從之可尋行草之原。雖《蘭亭》多本，甚至懷仁集《圣教》，如不得洽心之導，而於是翻可得金針也。

吳玉如認為所謂的北碑書法其實也是遞承二王筆法，不能以地域的差異來強行割裂筆法之間的聯(lián)系，魏碑筆法是化用二王行草之法，“用筆結(jié)構(gòu)深能體會二王脈息”，這是他對魏碑書法演變所持的主要觀點。學習行草書可以從《元略墓志》人手，原因是六朝無間南北，那些善書者可以將二王的行草之法化為北碑的楷法，將行草書的使轉(zhuǎn)化作成楷書就是魏碑，后人可以由魏碑書法上溯二王行書的學習。吳玉如對書法分為南帖和北碑的劃分方法提出了質(zhì)疑，他認為這是一種人為的割裂，應(yīng)該只有二王書法一派，因為魏碑面目源自二王書法。

吳玉如節(jié)臨《元略墓志》

吳玉如認為《元略墓志》與二王書法雖然結(jié)構(gòu)似是不同，但“《元略志》用筆與二王息息相通。結(jié)構(gòu)似不同，實則由質(zhì)而妍，亦自然趨勢”》。《元略墓志》的妍媚風格源自二王書法，是書法發(fā)展中的變通現(xiàn)象。由此他認為書分南北之誤是由于不能悟古今之變的原因，人們欣賞北碑樸拙的風格結(jié)果使書法變得更為丑怪。有學者稱吳玉如行書主要取法王殉的《伯遠帖》，根據(jù)吳玉如的書論和作品叩來看，筆者更傾向于吳玉如的行書體勢來自于《元略墓志》，這也是吳玉如納碑人帖的實踐表現(xiàn)。

吳玉如認為尚碑薄帖是一種不可取的傾向，帖派書法與碑派書法各有長短，并不是不可通融，是可以相互參考借鑒。他說：

自書法尚碑薄帖，而雍容中和之度，神秀凝重之器，近百年中微獨鮮見其跡、而且少聞其論也。毛錐非刀劍，剛很異于柔和。無論古今，此理不變。北碑非不可學，弩張劍拔切齒裂眥，無真力于中，惟貌肖于外，于求筆法翰墨乖矣。然模習晉人，真跡罕覯，木刻輾轉(zhuǎn)，神索形滯。上僅軟熟，下甚癭腫，為世詬病，亦其宜也。能挺不失潤，韻而神超，則學魏學晉，通條共貫，亦何軒輊云哉。

他認為看來，“尚碑薄帖”這種思想是錯誤的，而且直接導致了書法雍容中和與神秀凝重之美的消失，也可以說導致了二王傳統(tǒng)在清代的衰落。

吳玉如沒有采用折衷的調(diào)和方法來處理碑派書法和帖派書法二者的地位關(guān)系，吳玉如否定碑帖二元論，把北碑歸為二王書法的演變結(jié)果，旨在消除碑派與帖派的對立的界限。吳玉如把北碑、隋碑和南碑全部納入到二王書法的系統(tǒng)之內(nèi)，把它們歸結(jié)為二王書法的一支流派，這樣做將會擴大二王書法的勢力范圍，增加二王書法的內(nèi)容。吳玉如力圖取消碑派書法的獨立性，這樣書法就不存在截然對立的帖派書法和碑派書法，碑派書法是由帖派書法發(fā)展的一個分支，就只存在以二王為正宗的帖派書法。吳玉如的二王書法一元論從理論上加強了二王書法在書法史上的正統(tǒng)地位，在現(xiàn)當代書法史論中也是一種值得人們思考和關(guān)注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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