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行業都有亂象。各個行業的亂象，既有特性也有共性。記得前段時間上海車展上，造車新勢力一會兒展示新能源電車方便釣魚，一會兒展示新能源電車可以隨音樂跳舞，硬生生的把硬件比拼平臺搞成了蠱惑人心的傳銷現場。法律圈也是一樣。講家國、論情懷、拉同情的說法和文字頻繁出現，博了眼球，吸引了流量。但唯獨少了對依據的精準把握和對事實的客觀呈現，而失去了力量。這種做法，除了感動自己和誤導公眾外，毫無意義。不僅無益，而且有害。

河南畢祺祺，因其母親涉嫌黑社會犯罪，在審判過程中，不斷通過網絡曝光等方式，對法院的做法提出公開批評。有時指向分案，有時指向親屬辯護人的閱卷權。畢母涉黑案判后，公安機關又重新立案，以涉嫌洗錢罪對畢本人予以刑事拘留。而且據傳，指向了畢支付的律師費。也就是，目前公安機關認為，畢祺祺用其母親涉黑的收入支付了律師費，屬于刑法第191條規定的洗錢罪。

我對畢母涉黑案不了解，對畢祺祺支付律師費的情況不清楚，與承辦畢母案的律師也均沒有任何交集。但考慮到這個案子是講清楚洗錢犯罪辯護要點的典型案件，同時又因為看到網上出現空談情懷、講歪法律和誤導公眾的文字，寫這篇稿子，談幾點看法。

一、洗錢犯罪的立法演變：畢祺祺涉嫌洗錢犯罪的嫌疑在哪里？

我此前寫過一篇關于刑法罪名確定的文章，名為“刑法罪名確定的痛點：針尖大的窟窿，漏進斗大的風”。并提出“不能依罪名想當然的判斷是否構成犯罪。是否構成犯罪，還是要依照法條規定的犯罪構成要素予以認定”。對于這個常識，我想很難提出反對意見。

具體到洗錢犯罪，如果單從罪名看，會想當然認為“把錢洗白”、“變違法為合法”才構成洗錢犯罪。實際不是這樣。根據刑法規定，為洗錢提供資金賬戶、把贓款存入銀行等看似平淡無奇的舉動，都可以構成洗錢罪。

這既不是我的主觀臆想，更不是強詞奪理。立法的初衷是這樣，立法的表述是這樣，實踐中的掌握也是這樣。

對這一點，我想以刑法修正案（十一）對洗錢犯罪的修改為例，系統闡釋。

刑法修正案（十一）前，洗錢犯罪僅指幫別人洗錢，即：明知是毒品、黑社會、恐怖活動犯罪的違法所得，而為他人提供資金賬戶、協助資金轉移或者存儲方式的，即構成洗錢犯罪。刑法修正案（十一）根據中央反腐敗工作的需要，把“自洗錢”也納入打擊范圍，既除為別人洗錢外，為自己洗錢也構成犯罪。研究過程中，曾有意見提出：“根據刑法規定，將財產轉換為現金、金融票據即構成洗錢犯罪。是不是今后職務犯罪貪污受賄后，連銀行都不能存？”“存進銀行，就除了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外，另外增加了一條洗錢罪？”答案是肯定的：從制度上看，是；至于是否對職務犯罪再增加洗錢罪名，留給辦案機關具體掌握。

這么做，主要是想形成“不能拿、拿了不能存、存了不能用”高壓態勢，營造“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的廉潔氛圍。

所以，判斷是否構成洗錢犯罪，不能以“是不是洗”、“能不能洗白”等表述為標準。而應當以法條中確定的犯罪構成要素為依據。凡是黑社會、毒品、貪污賄賂等相關犯罪的違法所得，不能動更不能用，只能等待組織予以收繳。存入銀行即為洗錢犯罪。

以上述為基礎，畢祺祺如果用其母涉黑收入支付了律師費，從客觀上看，有構成洗錢犯罪的嫌疑。

二、洗錢犯罪的實踐掌握：畢祺祺不構成洗錢犯罪的理由是什么？

畢母涉嫌的是黑社會犯罪，根據反有組織犯罪法的規定，被指控涉嫌犯罪的時間區間內所有收入，均推定為違法所得。如要證明合法，需由當事人承擔證明責任。從這一點看，如果畢祺祺支付的律師費，源于涉黑收入，構成洗錢犯罪的嫌疑更大。

但這只是從實體法，脫離具體辦案程序的認定。如果結合辦案程序，事情就變了樣子。

對犯罪的認定，既要有客觀行為，也要有主觀惡性。用白話說，就是既干了壞事，還得出于壞心。客觀行為是顯性的，很好判斷。主觀惡性是內心想法，是隱性的，不好把握。對主觀惡性的判斷，主要靠客觀事實推斷。

此前我曾經提出：“思考問題的基礎是法律體系，決定行動的依據是生效文書。”在畢祺祺案中，推斷他是否有洗錢主觀惡意的最重要也是最客觀的事實基礎是：在此前的涉黑案中，辦案機關有沒有對支付律師費的款項，予以凍結？并就此出具法律文書。如果凍結了，支付不出去。如果沒凍結，那就是此前的執法程序沒有明確這一款項的性質。未明確，即為合法，既不具有涉黑收入的嫌疑，也不可能被最終認定為涉黑收入。

據此看，畢祺祺很難有洗錢犯罪的主觀惡意。

同時也由此可以看出，對于洗錢犯罪，客觀行為極易實施，也很好證明。主觀惡意也很容易被當事人和律師證否。

洗錢犯罪的辯護要點，僅在能否由查扣凍文書，推定出主觀惡意上。

三、對畢祺祺網開一面的其他理由

從洗錢犯罪的立法演變，可以清晰的看出，我們的法律體系覆蓋范圍已經達到“橫向到邊”的廣度，基本沒有盲區。同時，我們的執法力量也已經達到了“縱向到底”的深度，可以做到不留死角。如果再加上各個執法司法部門間的分工配合，執法司法網絡也已經達到“縱橫交錯”、“四通八達”的程度。

毋庸置疑，這是個好事。任何社會都是“帶病生存”，都是“小病不斷，大病不犯”。但防止小病變大病，靠的就是上面“三個度”。

即便如此，實踐中很少斬盡殺絕，多數留有余地。

比如：職務犯罪中，有些是“老公受賄、老婆幫忙收錢、孩子花”，除特殊情況外，一般只判一個。

再如：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的小作坊，不少是丈夫做飯妻子賣，但一般也只抓一個。

又如：對犯罪有多個管轄地，行為地和結果地不一致的情況，其中一個地方辦了，即便是辦輕了，另外一個地方也不會再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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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犯罪都是留了余地的，沒有斬盡殺絕。這么做，從社會矛盾化解的角度看，是有利的。能實施犯罪的，一般都是家里的“頂梁柱”，如果把“頂梁柱”全折進去，老人和孩子等其他一系列問題就都推向了社會。老矛盾解決的好不好，暫且不論，新矛盾鐵定是又滋生和蔓延了。

基于上述法律內和法律外的理由，建議對畢祺祺網開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