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為陳垣作《重刻〈元西域人華化考〉序》白話簡譯

文/陳寅恪

意譯/梅明（紀錄片《陳垣》導演）

清朝經學號稱極盛，但史學卻不能望宋朝之項背。有論清朝文字獄著實極盛，刑罰慘烈，且株連親友，學者們因此不得不避禍，不敢致力于史學研究。

然而，清朝皇室最忌諱的，只是關于東北以及明末清初那幾十年間的歷史記載罷了。研究其他歷代數千年的史事，不會有特別大的風險。何以清近三百年，史學如此萎靡不振？其間必定另有原因，不全是當時文字之禍的禍患。

清代的經學和史學，都屬于考據之學，研究這兩門學問的人被共稱為“樸學”高士。

二者的區別在于：史學的材料大多比較完整齊全，對它的解釋也受到史實本身的約束限制，妄言不多；經學則不然，它的材料往往殘缺不全而且稀少，對它的解釋沒有標準答案。

如果是嚴謹踏實的人研究經學，就只能依據字句做孤立的解釋，不能融會貫通以形成一套有系統的論述；如果是好大喜功、虛浮不實的人研究經學，則不甘心只做片段的論述，反而利用一兩條細微可疑的單一證據，去附會其廣泛而難以證實的宏大結論。

這種論點提出后，雖無人心悅誠服，但也不容易找出明確的反證來正本清源。這就好比畫鬼怪，只要形態大致畫出來，就算成型了，反正也無從考證。

清代經學盛行時，研究它的人可以不讀唐代以后的書，專攻先秦諸子經典（同時也是科舉考試內容），以求速成見效，早日獲取功名利祿。于是，整個時代的才學者都舍棄了史學，紛紛涌向經學。嚴謹踏實之士，就停留在解釋字句的層面，不能深入探討問題；好大喜功之人，則流于荒誕不經的奇談怪論，經不起深究和詰問。

即使有研究史學的人，也多是在退休賦閑之后，才開始用剩余的精力去涉獵，幾乎是把史學當作文人儒者年老多病時消愁解悶、打發時間的工具。當時史學卑賤如此，真是令人心痛不已！

這就是清代經學過度發展，所以相對導致史學不振的原因。

近二十年來（1915-1935年間），國內學者對內痛楚于民族文化的衰亡頹廢，對外震驚于世界新思潮的沖擊蕩滌，他們所寫的史學著作，漸漸能夠擺脫清代經學家的舊習氣，開始符合現代史學的真諦。其中，廣東江門籍陳垣先生的著作，尤其被中外學者佩服，廣為流傳。這是因為陳垣先生的深邃思考和廣博學識，是我國學者自錢大昕以來未曾有過的。

陳垣先生1923年所著的《元西域人華化考》，經多次修改補充后，于今年重新刻版印刷發行，邀請我作序。我不敢妄談上古（夏商周兩漢）的經典，卻喜歡討論中古（魏晉南北朝隋唐）以來民族文化的歷史，所以暢然接受兄命，同時借機淺談清代史學不振的原因，以求教于陳垣先生和當今的學者。

陳垣先生這部書材料豐富翔實，條理清晰分明，深入剖析與融匯綜合兩種方法都運用得極為精到，其格局規模幾乎比肩于宋賢宏著。這些讀者自然能夠體會到，就無須我多言了。晉代摯虞曾評論杜預的《春秋釋例》，說它本是《左傳》的注疏準繩，但其研究方法和學術思想，又豈止局限于《左傳》本身呢？

如今我國研究學問的人爭相談論古代歷史，考察他們的論點，其中有些類似于清朝末期那些虛浮不實的經學家的做法。陳垣先生這部書所揭示的道理，必定可以為大家提供標準，匡正研究的方向。由此看來，這部書的重新刊印和廣泛流傳，對于營造我國良好的學術風氣關系重大，它的意義難道僅僅局限在元代西域人華化這一件事本身嗎？

1935年2月 陳寅恪謹序

譯者手記（梅明）：

“史學二陳”的故事很傳奇，也很難懂。我之所以選擇意譯，就是希望翻譯自由度大一些，盡量能讓中小學生都能看懂，以便于傳播勵耘精神和二陳的學術思想。

陳垣先生的價值有待發掘，不是每天在北師大溜達16000步就能領悟的。《元西域人華化考》作為1923年發表的著作，當時就引起了廣泛的國際關注。1966年，英譯本在洛杉磯出版，褒貶不一，影響深遠。

陳垣先生是民族危難時期煉成的中華文化最強健的種子之一。僅就史學而論，當時最有陳寅恪能與之齊肩。寅恪先生1935年寫的這篇序，最能幫我們讀懂陳垣先生。

有幸學習和研讀先師的文章。雖然水平有限，我的使命，不是爭文、史、哲之短長，而是拋磚引玉，期待群賢畢至，接力播撒這些強健的種子。

這些強健的基因多了，無論順逆，中華文明都會基業長青。

附：陳寅恪先生原文

有清一代經學號稱極盛，而史學則遠不逮宋人，論者輒謂愛新覺羅氏以外族人主中國，屢起文字之獄，株連慘酷，學者有所畏避，因而不敢致力于史，是固然矣。然清室所最忌諱者，不過東北一隅之地、晚明初清數十年間之載記耳，其他歷代數千歲之史事，即有所忌諱，亦非甚違礙者，何以三百年間史學之不振如是，是必別有其故，未可以為悉由當世人主摧毀壓抑之所致也。

夫義理詞章之學及八股之文與史學本不同物，而治其業者又別為一路之入，可不取與共論。獨清代之經學與史學俱為考據之學，故治其學者亦并號為樸學之徒，所差異者，史學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較備具，其解釋亦有所限制，非可人執一說，無從判決其當否也；經學則不然，其材料往往殘闕而又寡少，其解釋尤不確定。

以謹愿之人而治經學，則但能依據文句，各別解釋，而不能綜合貫通，成一有系統之論述；以夸誕之人而治經學，則不甘以片段之論述為滿足，因其材料殘閱寡少及解釋無定之故，轉可利用一二細微疑似之單證，以附會其廣泛難征之結論，其論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當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標舉反證，以相話難。譬諸圖畫鬼物，茍形態略具，則能事已畢，其真狀之果肖似與否，畫者與觀者兩皆不知也。

往昔經學盛時，為其學者可不讀唐以后書，以求速效，聲譽既易致，而利祿亦隨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為考據之學者，群舍史學而趨于經學之一途。其謹愿者既止于解釋文句，而不能討論問題；其夸誕者又流于奇詭悠謬，而不可究詰。

雖有研治史學之人，大抵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時，始以余力肄及，殆視為文儒老病銷愁送日之具，當時史學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誠可哀矣。此清代經學發展過甚，所以轉致史學之不振也。

近二十年來，國人內感民族文化之衰頹，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蕩，其論史之作漸能脫除清代經師之舊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學之真諦，而新會陳援庵先生之書，尤為中外學人所推服，蓋先生之精思博識，吾國學者自錢曉征以來未之有也。

今復取前所著《元西域人華化考》刻木印行，命寅恪序之。寅恪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而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故承命不辭，欲藉是略言清代史學所以不振之由，以質正于先生及當世之學者。

至于先生是書之材料豐實，條理明辨，分析與綜合二者俱極其工力，庶幾宋賢著述之規模，則讀者自能知之，更無待于寅恪之贅言者也。摯仲洽謂杜元凱《春秋釋例》本為位傳準，而所發明，何但《左傳》。

今日吾國治學之士競言古史，察其持論，間有類乎清季夸誕經學家之所為者。先生是書之所發明，必可示以準繩，匡其趨向，然則是書之重刊流布，關系吾國學術風氣之轉移者至大，豈僅局于元代西域人華化一事而已哉。

一千九百三十五年二月陳寅恪謹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