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AI讓世界經濟增長爆炸了會怎樣？

What if AI made the world’s economic growth explode?

這是最新一期的《經濟學人》關于AI的系列報道中，提出的最為犀利的一個問題。這也是近一段時間能夠看到的，對于人工智能技術最為樂觀的報道集合。

但今天的我們，其實正處在一個非常詭異、對于人類未來預判充滿了難以想象的巨大分歧的時刻。

在AI上動作慢了好幾拍、且以保守著稱的歐洲，其主流財經媒體卻給出了如此樂觀的判斷，而在AI動作上跑得最快的硅谷，其精神教父卻表現出了極大的保守和克制。

就在上周末舉行的WAIC上，如果你仔細聽了AI教父杰弗里·辛頓關于AI與人類未來的發言，你就會發現，和展館外史上最熱鬧的參會熱度相比，辛頓的觀點遠算不上是樂觀——

“威脅、欺騙、操控、養老虎”，這些組成了他關于AI未來趨勢的關鍵詞。

這其實也一直是他對外發言時的核心觀點，AI會威脅人類。在WAIC，他已經非常克制了。在此之前，他曾經說過，AI有10-20%的概率會導致人類滅絕。

AI到底是會導致一場無法控制的人類滅絕風險，還是帶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大爆炸？

相比一眾國內AI公司在本屆WAIC上展出的還處于Demo階段的產品，在此背后的經濟和產業趨勢的變化，可能才是我們更應該長期關注的焦點。

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所說——

“經濟增長對人類福祉的影響是如此深遠，以至于一旦你開始思考它，就很難再思考其他任何事情了。”

產業真相：說什么不重要，做什么更重要

其實這種爭議，從ChatGPT誕生時就一直在發生。

從2023年11月末，OpenAI那場震驚全球的政變案開始，AI技術風險就一直處于風口浪尖。

在主張“超級AI對齊”的OpenAI前首席科學家、Hinton的學生伊利亞出局之后，作為有效加速主義（e/acc）的代表，Sam Altman去年卻開始公開呼吁，要趕緊給“超級智能”的研發立規矩。

Anthropic這家公司，就是因為創始人覺得OpenAI在安全上“不夠小心”才出走創立的，他們標榜自己要把“安全置于前沿” (safety at the frontier)。

谷歌的AI實驗室DeepMind，也發表論文，探討如何防止災難發生。就連馬斯克（Elon Musk），也曾在2023年簽署聯名信，呼吁暫停更高級別AI的研發。

聽起來大家都十分謹慎。但現實呢？

馬斯克呼吁暫停沒幾個月，就推出了自己的AI模型Grok。Meta的老板扎克伯格，直接把AI部門改名叫“超級智能實驗室”，用九位數的年薪到處挖人，還在建一個曼哈頓那么大的數據中心，一年的耗電量跟新西蘭整個國家差不多。Sam Altman更是計劃僅在美國就投入5000億美元來加速OpenAI的研發。

大家嘴上都在談論風險，但實際上都在進行一場“軍備競賽”。邏輯很簡單：所有人都相信，就算我自己停下來，別人也絕不會停。

《經濟學人》指出了他們“說一套、做一套”背后的殘酷真相：這種“囚徒困境”式的競爭，讓整個行業陷入了一種“狂熱沖刺”(frantic rush) 的狀態。

誰先搞出通用人工智能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也就是能取代幾乎所有白領工作的AI，甚至是超級智能 (Super intelligence)——聰明到人類無法理解的AI，誰就可能擁有巨大的先發優勢。

在這種誘惑和恐懼面前，所謂的“安全考量”就顯得有點奢侈了。

全球博弈：華盛頓AI行動計劃 VS 上海共識

這種AI軍備競賽，其實早已經越出技術乃至產業的圈層，演進為一種國家戰略。

2025年7月，美國白宮發布《AI行動計劃》，而中國上海的世界人工智能大會同期推出“上海共識”，并倡議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Worl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WAICO）。

事實上，這應該是《無盡前沿法案》之后美國最為重要的一份科技政策文件。

美國對人工智能（AI）的戰略布局始終圍繞技術主導權展開。從2021年的《無盡前沿法案》的立法框架到Open AI的“星際之門”項目，再到白宮最近發布的《AI行動計劃》，美國的AI戰略經歷了從資本驅動到政策整合的演進，逐步構建起以技術封鎖、基礎設施投資和全球競爭為核心的體系。

在此之前，美國的策略重心更偏向于由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ARPA）等機構主導的、高風險、高保密性的前沿探索。其目標是尋找能夠顛覆戰局和科技格局的“奇點”技術。這種策略是精英化的、非對稱的，強調在無人區投下重注，以期獲得決定性突破。

然而，ChatGPT的橫空出世徹底改變了游戲規則。它證明通往AGI的道路更可能是一條通過海量數據、龐大算力和持續工程優化鋪就的“高速公路”。私營企業的“狂熱沖刺” 表明，創新的引擎已經從少數政府實驗室擴散至整個硅谷。面對這種“囚徒困境”式的競爭 ，華盛頓意識到，國家的力量必須從“直接研發”轉向“賦能產業”，確保在這場沒有終點的馬拉松中，領跑的是美國企業。

而在本屆WAIC中，最值得關注的，其實不是什么“超級有用”的AI，而是在上海共識之上建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

“上海共識”由辛頓、姚期智等20余名國際專家聯署，聚焦AI安全與全球協作，提出“行為紅線”與“設計即安全”的理念。

其核心是通過多邊合作填補技術安全與倫理的監管空白，主張成立“具備技術能力、國際包容性的協調機構”，推動評估規程標準化，共享風險信息。

由此，WAICO應運而生。

新華社的報道指出，這是中方堅持踐行多邊主義、推動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的重要舉措，也是中方響應全球南方呼聲、助力彌合數字和智能鴻溝、促進人工智能向善普惠發展的實際行動。

本質上，無論是上海共識還是WAICO，主要目標還是試圖通過開放合作來推動多邊治理機制，爭奪人工智能的國際標準制定權。

經濟范式：把AI作為經濟發展的“燃料”

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么AI會成為全球政治經濟博弈的最焦點？
這還是與“AI經濟學”的誕生有直接關系——誰掌握了AI，誰就掌握了未來。

《經濟學人》給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標尺來驗證這一次技術革命的真實性：“想象一下，向生活在2015 年的人展示DeepSeek。”

就像00后已經無法想象沒有互聯網的世界一樣，對于此刻的人類來說，已經無法想象一個沒有AI的世界了。

在《經濟學人》的這篇文章中，它事實上建立起了AI作為未來經濟增長范式的一個新視角。

他們的判斷是，通用人工智能（AGI）的潛在突破可能顛覆傳統經濟增長邏輯，將年均GDP增長率從當前的2.8%提升至20%-30%，甚至更高。

這一預測基于歷史經驗與技術演進模型的推演。經濟增長的歷史表明，技術革命是突破停滯的關鍵。

1700年前，全球經濟長期維持0.1%的年均增速，直到工業革命通過蒸汽機等技術將增速提升至0.5%。20世紀，人類通過電力、信息技術等創新將增速進一步提高至2.8%。

而AI的潛力在于，它不僅能夠替代勞動力，還能通過自動化生產、加速技術創新和優化資源配置，實現“信息由信息產生”的反饋循環。

但也并不是全都是好消息。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威廉·諾德豪斯的模型表明，當資本與勞動力的可替代性足夠高時，所有收入最終將流向資本所有者。

這種趨勢可能導致財富分配的極端化，使“擁有資本”成為應對AI時代的核心策略。

此外，投資與金融市場的邏輯也將被重構。從當前情況來看，債券收益率在AI模型發布時反而下降，表明投資者對“爆炸式增長”的信心仍存疑。

但按照經濟學人的預測，這種認知滯后可能在未來引發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尤其是當AI突破超出預期時，股票、房地產等傳統資產的估值邏輯將面臨根本性挑戰。

更精準地用一句話總結，那就是AI的崛起，標志著人類經濟活動從“人口驅動”向“信息驅動”的范式轉移。

硅谷的科技精英已開始儲蓄以應對未來勞動價值的貶值，而普通勞動者則可能面臨結構性失業和收入萎縮的雙重壓力。

勞動力市場的分化將更加顯著：高技能人才可能因AI輔助而獲得“超級明星”般的薪酬，而低技能崗位則被徹底淘汰——這一點，事實上已經正在發生了。

而這種“鮑莫爾效應”可能導致消費支出的結構性失衡，即經濟增長的收益集中在少數領域，而其他領域因資源錯配而陷入停滯。

關注科技政策研究的人，對于“鮑莫爾效應”應該都不會陌生。2021年，時任決策高層在世界互聯網大會上，提出要“克服‘鮑莫爾病’和‘數字鴻溝’，實現包容性增長”。

鮑莫爾效應是指由于各產業技術進步速度不同，如果一個產業技術進步速度較快，該產業生產率的提升將引起產品價格相對降低,將推動生產要素向其他產業轉移,進而引起產業間產出比重的變動。

不過，也恰恰是因為鮑莫爾效應，反而讓事情在后面可能將會變得樂觀起來。

到了AI時代，鮑莫爾效應可能意味著一種平衡。因為就算AI包攬了所有腦力活，但總有些事它干不了——比如通下水道、帶孩子、做一頓真正的飯。

這些依賴人力的行業，無法被AI提效，反而會變得奇貴無比。

因為那些靠AI和資本賺得盆滿缽滿的超級富豪，會把大把的錢花在這些人力服務上。為了吸引足夠多的人去做好服務，工資就得漲，而且要漲到讓那些曾經的白領愿意轉行才行。

于是，一個分裂的世界誕生了：物質極大豐富： AI工廠生產的商品幾乎免費；AI創作的電影、音樂精彩紛呈，還不要錢；AI優化農業，食物價格暴跌。服務極其昂貴： 請個保姆、出門吃個飯、找個教練，價格高到離譜。

對于普通人來說，這意味著一種“選擇性的富足” (selective abundance)。你可以輕松擁有頂級的物質享受，但想體驗人對人的服務，就得付出高昂的代價。

換句話說，真人反而是極為稀缺的，在更長期的未來反而會更加值錢。但基于此，就業的結構就要發生極為劇烈的變化了。

前段時間有一句話特別流行，“時代的一粒灰，掉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

技術的演進從來不是線性的，而創造性破壞必然意味著帶來陣痛和傷害。如果我們以二十年為周期來看，AI帶來經濟的大爆炸，其實基本上已經是共識了。

但真正的問題是，在此之前，作為個體的人類，到底要如何面對技術范式變遷所帶來的失業、停滯和鴻溝？

這一點，《經濟學人》沒有給出更好的答案，它只給了一句建議：

“當那場大爆炸發生時，你最好已經很有錢了。

You had better be rich when the explosion occu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