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10月日本明治天皇頒布《教育敕語》，日本政府把《教育敕語》作為教育的總綱領，把“忠君愛國”作為教育的最高宗旨，標榜天皇是道德的化身，并且對教育體制進行改革。

他們把小學的教育目標從過去的以知識教育為主，改為以“道德教育”和“國民教育”為主。

日本政府除了系統地向學生灌輸軍國主義思想外，還經常舉行一些宣誓效忠天皇的活動，如向天皇、皇后的“御像”禮拜等。

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宣傳自己是“神的國家”的同時，一直宣傳“外夷野蠻”，稱中國人是“豬仔”，稱朝鮮是“野蠻國家”。

例如福澤諭吉就宣傳“日本為東方魁首盟主”應“爭雄東亞”。

極右勢力頭目頭山滿鼓吹：“日本應該是稱霸亞洲的盟主。”

還有的稱日本應是“指導亞洲的盟主”，甚至猖狂稱“日本民族解放世界”。

為了實現充當“盟主”的野心，日本軍國主義者又鼓吹“建立大東亞新秩序”、“東亞協同體”、“東亞共榮圈”、“從白人手中解放亞洲”等等，并稱“這是大和民族的歷史使命”。

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確立后, 極力鼓吹侵略“合理”, 反侵略“有罪”, 竭力宣揚“忠君愛國” 、“天皇至上”, 大肆掀起侵略戰爭狂潮 。

日本軍國主義者還不斷加強“憂患意識”的形勢教育，激發部隊出兵“保護日本的利益”。

例如日本在侵略朝鮮和東北的過程中，就一直稱阻止蘇聯的“赤色威脅”宣傳“日中戰爭必然論”、中國“威脅日本駐軍安全”日本“海上生命線受到威脅”等等。

日本著名“戰爭文學作家”大岡升平就曾指出，當時的軍國主義者的愛國主義教育實際是鼓吹“愛國就到別國去進行掠奪，屠殺別國人”。

軍國主義教育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和迷惑性。

這種欺騙性使民眾不分是非，只要是天皇和軍隊推行的戰爭和軍事行動，就是愛國的，就可輕易地隨時為之去死。

在長期的軍國主義泛濫過程中，日本人都認為自己的軍國主義行為是忠于天皇，是愛國的表現，更不懷疑像天皇會有什么錯誤。

直到1945年日本裕仁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時，許多日本人還不相信這是天皇的旨意。

20世紀20年代，日本國內經濟蕭條，失業問題嚴重。

日本借機宣傳，侵略和控制滿蒙地區可以為日本國內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緩解經濟壓力。

日本陸軍宣傳稱：“戰爭可以拯救農山漁村的蕭條。”

因為滿蒙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如煤炭、鐵礦、森林等，他們聲稱，滿蒙地區的資源開發可帶動日本發展，促進經濟復蘇。

事實上，在侵華戰爭爆發之前，日本國內經濟也確實一幅欣欣向榮的狀態，東京的街頭到處都是新開的咖啡館、西餐館、歌舞廳和電影院，上班族下班后會在繁華的東京街頭肆意揮舞著鈔票。

但是全面抗戰后，日本國民的生活水準卻開始急劇下降。

侵華戰爭第一年，日本人還滿懷信心，當時日本群眾幾乎“全民皆兵”，在政府和媒體的鼓勵下，瘋狂的捐物、捐款，就連婦女也走上街頭支持戰爭。

但隨著侵華戰爭的深入，日本國民的生活可就沒那么舒坦了，大量的青壯年應征入伍，國內的只剩下老弱婦孺，物資供應遠遠趕不上消耗，日本開始實行配給制度。

1941日本實行平民食品配給制度，普通民眾一天的糧食只有6兩。

隨著一系列政府發布的禁令，白米、魚、肉等逐漸在日本國民的餐桌上消失，沒有了白米，他們就只能去吃紅薯，紅薯挖完了就只能去吃野菜。

1944 年以后，日本在戰場上的形勢急劇惡化，如馬里亞納海戰的慘敗等，使得日本的敗局逐漸明朗。

日本大量士兵在戰爭后期陣亡，然而前線士兵與故鄉的通信受到嚴格審查，日本報紙只報道有利于戰爭宣傳的內容。大量士兵死于海外，且許多家庭無法得知親人的確切陣亡地點和時間。

1944年，日本政府鼓勵小學生去山上挖野菜，不少小學生不小心挖到毒蘑菇而喪命。

居民每天都會等著美軍來轟炸，這樣就可以撿一些彈片給政府，來換取食物，這就是當時大部分日本國民的生活常態。

悲觀情緒開始在日本民眾中蔓延，如果有人想要舉行反戰游行和集會就會被抓起來，然后從此消失。

廣島長崎事件是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終于將日本人從狂熱的軍國主義中拉回現實，國內壓抑許久的反戰情緒爆發，當失去了決斗狂熱的日本人睜開眼，發現的只有漆黑的焦土，滿地的殘骸，餓的面黃肌瘦的女人和小孩。

明治以后，日本人開始接受絕對服從主義教育，培養出許多“軍國少年”、“帝國軍人”，進而使整個社會都是絕對服從的思想意識。

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天皇，個人服從國家。

因此，當時的日本國民在言論和行為上沒有自主和獨立性，對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認知只有盲目的服從和歡呼。

在參與軍國主義侵略行為時，由被動轉為主動，由膽怯到不在乎。

日軍在訓練士兵屠殺中國人時，上級的命令下，無論對方是什么狀況，只要上級下令，沒有思考的余地，堅決執行命令。

不僅僅是軍人，地方上也出現類似狀況。在中國東北的開拓團中，曾不斷出現日本丈夫殺死妻子兒女全家“玉碎”的情況。

也就是說，在這種軍國主義思想教育灌輸下，這些人在某種程度上已經不算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人”了。

這種制度性壓制剝奪了個體的同理心和道德判斷，將他們變得冷酷、麻木，在戰爭環境中對暴行習以為常。

在“國家至上主義”下，他們失去了個人的人格和自我精神屬性，失去了親情，泯滅了人性，成為軍國教育體制下的流水線“棋子”和“炮灰”。

我們今天對日本的批判，是為了銘記這段歷史，不是為了延續仇恨。

批判極端言論不代表否定歷史記憶，而是強調：銘記戰爭罪行和反思民族創傷，是為了守護和平，而不是煽動仇恨。

日本軍國主義通過系統化訓練與意識形態灌輸，將普通人成為殺人機器——他們不再是人，而是國家暴力系統的齒輪。

我們今天對歷史的反思和銘記，不是為了讓我們重蹈當年那些日本人的覆轍，淪為瘋狂的惡魔。

全文完。

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