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信任與責任是公民政治參與的動力來源之一。

信任是你能根據現實判斷，然后對自己所作出的行為進行合理預期；而責任則是你的自我身份認同，以及基于認同與歸屬所承擔的義務。

二、

年初的時候（2025年），在曲靖市召開“兩會”之前，我向市人大常委會辦公室申請公民旁聽，這算是一種公民參與政治的探索與嘗試了。然而，市人大常委會辦公室給我的回復是，“曲靖市人大尚未制定公民旁聽人大會議的相關地方性法規”。

公民旁聽人大會議是我國的憲政習慣之一，各級各地大多已經就該制度進行地方性立法，以保障當地公民政治參與的基本權利。有問題為導向，有制度就執行，沒制度就創設，這是解決問題的基本方法。于是，我就向曲靖市人大提出了立法建議，制定公民旁聽人大會議的地方性法規。

大約在今年7月份的時候，市人大法工委某同志一行兩人，就我的立法建議在區人大會議與我進行會商，并回復市人大常委會已經采納了我的立法建議。

當然，這也不是我第一次給曲靖市人大提公民建議了。

三、

有這樣一種政治慣例，除自治區、直轄市之外，全國31個省的省委書記，同時兼任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2022年10月，王寧同志由福建調任云南省委書記。同時，兼任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在此之后，云南省人大常委會悄然發力，喚醒了人大常委會的監督職能職責。2022年11月30日，就招投標領域隱性壁壘等問題，省人大常委會召開質詢會議。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全省各級人大常委會相繼開展了質詢工作及專題詢問。2025年7月22日，省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了《云南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辦法（修訂草案）》。

學法律的人，想必都知道《各級人大常委會監督法》的份量吧！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相信的。

在這位領導身上，我看到了某種事態發展的可能。

四、

2024年2月，在全市“兩會”結束之后，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陳世禹主動投案。該崗位在空缺了半年之后，楊經德由大理州政法委書記升任曲靖市人大常委會主任。

一般而言，黨委、人大、政府、政協被稱為四大班子。在市縣（區）兩級的四大班子中，黨委的書記、政府的市（縣）長，一般由外地人擔任該職務，而人大常委會的主任、政協會議的主席則由本地人擔任。

這樣的人事安排不符合以往慣例，但對于不符合慣例的事情，卻還是就這么發生了，那意味著這必然有其特定的含義。據公開資料顯示，楊經德同志有深厚的法學教育背景，而正廳級干部的提拔任用，想必是要經過省委書記的首肯吧。

在其就任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曲靖市人大系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就市級層面而言，市人大常委會相繼開展了質詢會議、專題詢問等監督工作；就縣（市、區）級層面而言，各縣（市、區）人大常委會的“人大代表之家”相繼建成，進一步發揮了代表聯系群眾的平臺載體。

五、

體制的運行以個人為載體，個人認知又影響著體制的運行，這就是關鍵崗位、關鍵領導的重要性了。

目前，可以看出這樣一種趨勢，云南省各級各地人大系統的變化，特別是在人大監督、全過程民主等方面，人大系統所進行的制度性構建。在憲政框架之下，人大制度、人大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而云南省人大系統的變化，其意義也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在進行制度性構建的同時，也不可忽視關鍵領導的培養及選拔——人大主任。

在微觀層面，市（縣、區）級人大主任屬于正（處）廳級，一般是由副廳（處）級干部晉升而來。在地方政治生態中，市縣兩級的人大主任、政協主席，更多是解決本地領導職級的途徑之一，而這些領導又大多是來自行政體系。于是，在領導干部自身就會產生這種內在的沖突與困境，那就是政府的效率性思維與人大的民主性思維之間的沖突。若轉任的領導干部不能及時轉變這種工作思維，那必然導致人大工作的官僚化、行政化。

六、

2017年3月21日，發生在昭通的“夏玲常委事件”，無疑是市（縣）人大、政協官僚化的典型案例。

時任昭通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副廳）的成聯遠，升任昭通市政協主席（正廳）。夏玲是昭通學院的教授，民革成員，系文學藝術界的市政協委員。在這一年的市政協會議上，夏琳委員因兩份政協提案及大會發言，而導致成聯遠主席的不滿意，不僅政協提案被否決、而且還失去了市政協常委的候選資格。

人大、政協的職能職責即是發揮全過程民主，鞏固共產黨長治久安的執政根基。若人大、政協的職能趨于官僚化、那必然也就會失去民主性功能。

七、

其實，道理也挺簡單的，一句話就能說明白，但論證過程就比較繁瑣了。

社會基層民主改良的微觀路徑，即是在制度構建已實現的前提下，關鍵崗位、關鍵領導需要轉變內在的思維觀念——政府效率性思維與人大（政協）民主性思維之間的沖突。

否則，新瓶裝舊酒。

個體亦能遲緩機制的正常發揮。

陳浩 記于知止堂上

2025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