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廣漢三星堆青銅大立人像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中國早期冶銅業的中心在黃河流域，早在仰韶文化（前5000—前3000）后期，這里就已出現了個別的銅器。但中原銅礦資源貧乏，且開采得早，枯竭得快，要持續發展青銅冶鑄業，勢必另找原料基地。長江流域多銅礦，商王朝勢力向長江流域突進，應主要是為了這里的銅礦。同時，商人的南下也為長江流域的土著帶來了先進的青銅文化，進而加速了他們的歷史發展進程。

「READING」

商代長江流域的

青銅文化

長江流域迄今已出土的、年代明確的青銅器群，以湖北盤龍城商代早期遺址和墓葬所出土的最久遠。在盤龍城的樓子灣、李家嘴等地的墓葬中，已出土數百件青銅容器、兵器、生產工具等。這批青銅器在形制、紋飾、鑄造工藝以及器物的組合諸方面，與河南鄭州二里崗所出土的商代早期青銅器完全一致,應出自商人之手，表現出兩地文化的高度一致性。

盤龍城遺址同時也出土了許多煉鍋，發現了一些孔雀石、木炭、紅燒土等，說明這批青銅器應是就地冶鑄而成的。盤龍城出土的青銅器鑄造工藝已達到較高的水平，由容器里側平滑以及器表花紋浮于器面等現象可知，其鑄造工序應是先制模，模上雕花，再制內外范。而從出土的所有青銅器大小不等、花紋各異來看，應為一器一范。器表光滑，說明范鑄后已行打磨修飾。

盤龍城出土的二里崗期青銅器，只能視為中原青銅文化向長江流域的延伸。而真正能體現商代長江流域青銅文化水平和風格的，是湖北其他地區及湖南、江西、四川等地出土的大批青銅器。

湖北崇陽縣于1977年出土銅鼓一件，銅鼓通高75.5厘米，重42.5公斤，由鼓冠、鼓身、鼓足三部分構成，飾以饕餮紋，是我國迄今所出土的最早的銅鼓。較之《商周彝器通考》所著錄的現收藏于日本泉物博古館的商代雙鳥饕餮紋銅鼓，此銅鼓在紋飾、造型、鑄造工藝等方面相似頗多，但更為原始、古樸。

▲盤龍城出土的鉞 攝影：郝勤建

提起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銅器，人們自然會想到著名的人面方鼎、四羊方尊。其實，湖南境內出土的商代青銅器迄今已達300余件，是長江以南發現商代青銅器最多的地區之一。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銅器基本上屬于商代晚期，與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青銅器相比，無論造型、紋飾和鑄造工藝都別具特色，是中國古代青銅文化寶庫中的一顆明珠。或體大而重，如寧鄉等地出土的10余件大鐃，一般高80厘米左右，每件重約80公斤，最重者達154公斤，不見于其他地區。或奇巧而秀麗，一部分器物以立體的動物形象作為飾物，如象尊、牛尊、鸮卣等，極具寫實傾向，與中原出土的鳥尊、兕觥等莊嚴古樸而圖案化意味頗濃的同類器相比，顯得清新自然。

江西新干商墓未發掘以前，人們只能據吳城文化遺址出土的為數不多的青銅器估量商代江西青銅文化的發展狀況。新干商墓出土的銅器達480余件，這批青銅器的器類及其組合形式明顯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響，卻又有顯著的地方文化特征，雙重文化因素有機地糅合在一起，其濃厚的地方特色，主要體現在裝飾手法上。如臥虎大方鼎鼎耳上的臥虎，雙耳聳立，凸目吊眼，口略張，內露兩排三角形的利齒，粗項直腰，尾部上卷，屈足，作似臥欲躍之狀，頗有百獸之王的雄姿。如此造型的老虎形象，不見于中原及其他地區。

長江流域迄今所見的商代青銅器，以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的一批器物最為奇特。有常見于中原地區的尊、罍、彝、盤等禮器，也有戈等兵器，但主要是人頭像、人面像、跪人像、爬龍柱形器、神樹等商代考古史上首次發現的器物，尤以眾多的青銅人物雕像令人矚目。

▲江西新干大墓出土的商代伏鳥雙尾青銅虎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西周時期長江流域的

青銅文化

商代末年,以太伯、仲雍為代表的周人南奔，以及西周早期周王封侯，導致中原周文化大量涌入長江流域，推動了該地區經濟文化發展。此時期，長江流域無論是幾何印紋陶和原始瓷的燒制，還是青銅器的鑄造，都發展迅速。

近幾十年來，長江下游地區的安徽、江蘇等地陸續出土了許多西周時期的青銅器，主要有江蘇丹徒區煙墩山宜侯墓及其附葬坑出土的鼎、簋、盂、觥、盤及角狀器等，安徽屯溪縣1號墓出土的鼎、尊、盂、盤及五柱器等。這些青銅器，除個別出自窖藏外，大多出自土墩墓。所謂土墩墓，是寧鎮地區和皖南地區土著的一種特殊墓葬形制，在太湖流域也有發現，其主要特點是平地起封土，無坑或淺坑。這些青銅器的形制與紋飾比較復雜。有學者將土墩墓出土的青銅器分成四類，即中原型、仿中原型、土著型和近土著型。

▲王子午鼎，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在長江中游地區，早在北宋時期，湖北就有西周時期的青銅器出土，即著名的“安州六器”。湖北各地普遍出土的是西周青銅器，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為江陵萬城、黃陂魯臺山等地出土的早期青銅器，有著濃厚的商文化因素；另一類為隨棗走廊地區的隨州、京山、棗陽等地出土的青銅器，與曾國有關。

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墓地的發掘，是近年來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出土了大量青銅器，其器類組合和形制特點與已發掘出土的西周早期的姬周文化遺物具有諸多共性。更為重要的是，在多座墓葬中出土有“曾侯”“曾侯諫”的銘文，進一步證明此處應是新發現的一處西周早期曾侯墓地。

湖北出土的西周中晚期青銅器中，以曾國青銅器為最多，如在湖北隨州、棗陽、京山等地的曾國墓葬中，就出土了大量青銅器。

2012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宜昌萬福垴發掘出土青銅鼎1件，甬鐘12件，甬鐘鉦部至鼓部一側刻有“楚季寶鐘厥孫乃獻于公公其萬年受厥福”銘文，其鑄造年代為西周中晚期，為研究楚國早期青銅文化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

▲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墓地出土的方鼎 攝影：余樂

春秋戰國時期長江流域的

青銅文化

春秋戰國時期，國家由統一而分裂，諸侯稱霸，最終由秦國結束了列國紛爭的局面，建立起中央集權的政權。東周青銅器的演變，也充分反映了上述社會變革：一是各諸侯國的青銅器大量增加，二是青銅器的地方性顯著加強，三是青銅器的鑄造工藝水平大大提高。特別是以楚文化為表率的長江流域各區域文化表現得尤為明顯。春秋中期至戰國中期因此成為中國古代青銅器發展史上又一個絢麗燦爛的階段。

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長江中下游地區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研究成果，發現楚國的青銅冶鑄不僅十分發達，還自成體系，獨具風格，并對周邊地區的青銅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楚鼎中最具特色的是束腰平底鼎，也叫升鼎，僅限于大型楚墓或楚附屬國國君墓葬如曾侯乙墓、蔡侯墓中有發現，這是顯示楚文化考古學特征的一種重要器型。升鼎的獨特之處在于束腰、平底、外撇耳，腹周有攀附獸。

曾國的青銅鑄造技術一度領先于楚國，但隨著楚國的迅速崛起，其青銅文化也開始發達，以至于鼎盛，這對在春秋中期即已淪為楚國附庸的曾國青銅文化的發展，影響之強烈是不言而喻的。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銅器便是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產生的，是曾楚青銅文化相互影響、相互融合的結果。

▲曾侯乙墓出土編鐘 攝影：郝勤建

以編鐘、九鼎八簋、尊盤、建鼓座為代表的曾侯乙墓青銅器群，是周代禮樂文明的載體，也是戰國早期青銅鑄造技術與裝飾工藝高度成就的代表。其一，復合范鑄造技術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其二，分鑄法有了新的進步；其三，具有完善的鑄接、焊接技術；其四，鑄鑲、錯嵌工藝十分成熟；其四，鑄鑲、錯嵌工藝十分成熟；其五，鑄造工藝技術達到新的高度，在中國所有傳世和出土的青銅器中，曾侯乙墓出土的尊盤最精美也最復雜，是中國青銅鑄造的最杰出作品；其六，裝飾華美。總之，曾侯乙墓青銅器群代表了鐵器普遍運用之前先秦時期金屬工藝的高峰。

在長江下游地區，與耕戰相關的青銅兵器和工具，作為吳越青銅文化的兩根支柱，得到空前的發展，尤其是鑄造了許多精美的兵器。在吳越所鑄青銅器中，兵器既精且美。

在已出土的“吳戈越劍”中，越王勾踐劍是其中的佼佼者。越王勾踐劍于1965年12月出土于江陵望山楚墓，劍出土時，裝在黑色漆木劍鞘內，劍與鞘吻合較緊，劍身毫無銹蝕。劍全長55.6厘米，劍格寬5厘米，劍身滿飾黑色菱形幾何暗花紋，劍格正面和反面還分別用藍色琉璃和綠松石鑲嵌成美麗的紋飾，劍柄以絲線纏縛，劍首向外翻卷作圓箍形，內鑄有極其精細的11道同心圓圈。劍身一面近格處有鳥篆銘文兩行8字：越王勾踐自作用劍。

▲越王勾踐劍，湖北省博物館館藏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先秦時期長江流域青銅文化的發達，一方面是在商、西周時期受到中原青銅文化的強烈影響，這里豐富的紅銅資源，吸引中原王朝不斷南進，促進了“金道錫行”的形成；另一方面，楚國迅速崛起，特別是楚人“大象無形”的開放氣度和“一鳴驚人”的創新意識，深刻地體現在青銅鑄造技術、工藝、審美等各方面，開創了青銅文化的新氣象，并且對長江上下游地區及中原地區都有較大的影響。

在商周時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舉凡重要一點的事情都和青銅有關系。青銅是當時生產力條件下能夠大量開采冶煉的金屬。漢代以后，隨著冶煉溫度的提升，鐵器成為社會生活的主角，而青銅則主要用于鑄造銅幣，又因青銅含錫，可以磨得很亮，故也多用于制作銅鏡。到明代后，黃銅出現，青銅的應用就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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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旭輝 周伊萌

美術指導：崔瑋

美編：李蕓樺

校對：段海英

審核：柳向陽

來源：《中國三峽》雜志 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