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飛

特區政府早前收緊“高才通”子女申請本地資助學位的居留條件，意在遏止所謂的“考試移民”。然而政策未落地，便連番爆出內地機構與本港學校違規“合辦”DSE（中學文憑試）課程，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有評論認為，應該將DSE進一步國際化，促進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樞紐。事實上，早在2018年，筆者便提出香港教育必須國際化，以保持香港的國際地位和競爭力。這一構思也成為我于2021年競選立法會時的主要政綱之一。不過，要把DSE推出去，至少有4個關卡需要跨越。

DSE國際化，需跨越4個關卡

（1）考試行政后勤：集中在港還是分散全球。

DSE國際化不外乎兩種途徑：一是全部考生來香港考試；二是像IB、A-Level等考試一樣，開放給考生在當地應考。現時，DSE主要服務本地學生。考評局資料顯示，2025年有約5.5萬名DSE考生，其中約4.5萬人是學校考生；非本地生則僅占1000人左右。這1000人對于每年相對平穩的本地考生數目來說，一切尚屬可控，包括考場安排、考卷印刷量、監考人員和閱卷員數目。

假如開放給全球考生赴港應考，由于無法掌握考生人數，上述所有行政安排將無法提前規劃，其中最大挑戰是閱卷員的安排。閱卷員除了需要具備教學年資之外，在一個學科中，對于一條長題目，通常會有兩名閱卷員評閱。舉例說，中英文都是必修科目，以每年約有四五萬人參加考試計，閱卷人力需求，可以想見。

（2）認證制度：從零開始建立“DSE國際認證框架”。

另一種情況，是仿效IB、A-Level、SAT、AP等考試，容許課程版權擁有地以外的地方舉辦考試，但這需要香港建立一套認證制度。目前只有3所內地學校（深圳培僑學校、廣州暨大學校、廣州民心學校）獲認可為內地考場，可以在當地開考。不過，考生資格受到嚴格控制，只能服務港籍考生；考卷也是由香港考評局通過保安公司運送到考場，考試結束后再全部送回香港評閱。因此，香港的DSE考試很大程度是“中央集權”制。其他國際考試則是通過認證當地機構的申請，這樣才能夠開辦相應課程或參加考試。這與我們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面對內地，我們需要與教育部門協商合作，獲得他們的批準，才能夠開辦DSE課程及考試認證。同樣地，對于海外國家的教育機構，我們也必須獲得他們的批準，才能夠設立DSE課程，甚至舉行考試。這是一項龐大工程，甚至超過2000年教改時，教育局和考評局向全球游說認可DSE資格的工程量。我們是否已經做好心理準備？當然，當局可以借鑒一些成熟經驗，例如IB和A-Level，這兩種考試的認證方式雖然各有不同，但都提供了寶貴的參考。

（3）學額分配與大學招生：公平、公信與競爭力。

開放考試后，考生以DSE成績申請香港的大學時，究竟是用本地生的1.5萬個名額，還是非本地生的6000個名額？這是一個相當具爭議的問題。如果是前者，本地家長和學生的利益無疑將受到損害，這是不可接受的。

目前，海外或內地的學生可以用DSE成績，循非本地生的6000個名額提出申請。不過問題在于，本地大學或許更加看重內地高考、IB、A-Level、AP、SAT等國際考試成績，這使DSE與其他考試體系形成競爭關系。加上目前每年參加DSE的考生大約只有四五萬，而內地高考則有逾1000萬人參加，A-Level（包括IGCSE和GCE A-Level）也有逾100萬人。DSE與動輒數以百萬甚至千萬考生計的考試比較，后者的競爭明顯激烈得多。能否說服本地大學接受非本地生用DSE成績報讀而占優，確實存疑。故此，將DSE國際化，無疑是把DSE置于更尖銳的國際競爭中。

（4）是否另設“IDSE”：兩軌還是一證多地。

與此同時，有觀點認為應該另設DSE國際課程，即“IDSE”。這種做法類似GCSE和IGCSE。GCSE針對的是14至16歲英國本地學生，而IGCSE則是為國際學生設計的同等級別考試。雖然這樣的設計可以劃分兩批考生，惟難免造成比較，容易引發本地考生與非本地生之間的矛盾，質疑兩個課程的考核標準不一致。因此，這個問題須仔細研究，GCSE和IGCSE在處理這個問題上相對成熟，可以參考。

另一個相關問題是，不少內地學生透過內地的DSE教育機構，以自修生身份報考香港DSE，但他們并不是為了進入香港的大學，而是報考那些承認DSE的海外大學，相關大學名冊全都載于考評局官網。不過，這些教育機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思路：只要有足夠數量的學生使用DSE成績報讀海外大學，同時又獲得取錄，尤其是知名大學，那么這對香港DSE的國際化將大有裨益。

厘清終極目標：提升國際話語權？

香港必須思考DSE國際化的根本目標為何——僅僅將其視為平衡香港教育財政收支和推動教育產業化的政策？還是透過香港特區為國家爭取國際話語權和規則制訂權，從而增加教育方面的國際影響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