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本質上就壞嗎？

孩子看完《南京照相館》回來，我問他觀感如何，他搔搔頭說：“別的都還行，就是……片中伊藤這個人物，到后面突然就成了壞人，都不知道他怎么轉變的。”

這倒是個有趣的點。在《辛德勒的名單》里，辛德勒一開始談不上是好人，只不過是想利用集中營的囚犯大撈一筆橫財，只是在目睹了猶太人的悲慘處境之后，才一點點轉變過來，那種心理有著漫長的鋪墊，就讓人感覺比較自然、合理。

去豆瓣上看了下，發現也有人疑問：“ 劇情發展到最后，伊藤就是一個徹底的偽君子，極端利己，這樣的人怎么會冒著喪命的風險去火里搶救膠卷？”但底下不少回答卻不覺得這是什么問題：“他一開始就不是人，隨軍拍照是為了自己家族的所謂榮譽”、“這種反差恰恰能表現出他們的本性”。

這部電影在豆瓣上最高贊的一篇影評《小津安二郎，你沒死在中國太可惜了》也重點談到了伊藤：

一開始你會以為伊藤這個角色是那種“比較有良心的日本鬼子”，到后面你會發現完全不是。伊藤才是日本鬼子的真實寫照，而他所有的猶豫、偽裝，再最后的本性暴露，都可以用主角那句“我們不是朋友”來定義。

在他看來，伊藤“也是現在很多日本人的縮影”，“他們表面上體面、文明，看上去和那些上來就燒殺淫掠的武夫不一樣，但實際上他們的內心沒有本質區別”。別看“現在的日本人雖然表面上人畜無害”，“他們的價值觀依然是軍國主義，只要達到一定條件，他們都是潛在的軍國主義者”。

由此他想到著名導演小津安二郎，認為這是“很典型的一類日本人”：“他們的外表極具迷惑性，誰能想到拍出《東京物語》《秋刀魚之味》這種溫情片的文藝導演，背后也有著野蠻殘忍的一面呢？誰又能想到以二次元、懂禮貌、平成廢宅為外表的當代日本人，背后又會有怎樣不為人知的一面呢？”

小津安二郎（左）曾參與侵華戰爭

這篇影評得到最高贊并不意外，因為像這樣的本質主義論調在國內極為盛行。按照這種看法，伊藤的轉變就沒什么突兀的——那只不過是他一直遮掩偽裝的真面目終于暴露出來了而已！

也就是說，“日本人本質上就很壞，即便在他們做好事的時候也不要信任他們”，而且這種敵人還更陰險可惡，因為你難以提防，但“再狡猾的狐貍也會露出尾巴”的。

本質主義常常斷言屬于某個群體的成員都有一種共通的“本性”——你可能也聽一些人說過，“女人本性就喜歡被征服”，又或者，“上海人骨子里都是小市民”。這種性別歧視、地域偏見，在國內相當盛行，有的是人信之不疑。雖然本質主義裝出一副洞察他者的樣子，且異常堅定，但其實只不過是因為不了解而產生的武斷。

最棘手的一點是，本質主義制造割裂，因為它實際上假定：他者從根本上來說是不可信的，即便表面上友善，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其本性遲早會暴露，既然如此，那么對方無論說什么、做什么都無法撼動這一信念。

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許多人（有時是組織）就是這樣：一旦認定你這個人不可信了，你說啥都沒用；但如果是他們無條件信任的人，那么哪怕一再遭到對方傷害，也會為之百般開脫。

電視連續劇《無悔追蹤》里，警察肖大力一直懷疑教書匠馮靜波是潛伏的特務，盡管馮在學校里是人人稱贊的好老師，幾乎挑不出毛病，甚至被評為勞模，但肖還是吃飯睡覺都在琢磨蛛絲馬跡，連親友都覺得他著了魔。整整四十年，他一直執著地監視著馮的一舉一動，最終，垂暮的馮靜波終于給他寫信自首，請他寬恕“昨日的敵人”。

這個故事相當符合中國人的口味：哪怕沒有證據，但直覺最終還是被印證為是對的，只要你不被敵人的表象所迷惑。這是一種絕對的、缺乏調整的僵化態度，因為“調整”只會被看作是立場不夠堅定。

相比起來，在雨果的名著《悲慘世界》中，堅定忠于法律與正義、對冉阿讓窮追不舍的警察沙威，雖然相信“你是個賊，永遠不可能變成好人”，然而結局卻是冉阿讓反過來救了他，最終沙威在信仰崩潰之下投河自盡。因為雨果相信人可以被環境、經歷所改變，也相信博愛。

本質主義偏見：“我相信社會群體存在有一個不同的、且不變的本質。”

確切地說，這倒也并不只是中國人如此。《心智社會：我們的認識決定了我們的世界》一書指出，“ 我們人類傾向于從本質主義角度來看待物種”，總是假定“ 一個物種的所有成員都有某種內在品質”，“ 這就暗示了兩個物種之間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盡管這種直覺認識既不正確（哲學上）也不準確（科學上），但在現實中卻可能很有用，例如方便將群體做簡單分類，并大致預測對方的行為反應。

問題在于，本質主義假設了不同群體之間存在本質差異，這就使得相互理解、信任變得不可能。如果對方已經被認定“從本質上就是壞人”，那么他無論怎么做好事，也都難以取得原諒，除非他完全、徹底地認罪。

弗洛姆在《為自己的人》中指出，權威主義倫理學強調有罪感，權威之下“人自己具有罪惡之心恰恰是他具有美德的標志，因為罪惡之心象征著在權威面前的‘懼怕和發抖’”：

由于權威的利益是生死攸關的，因而他規定：服從是最大的善；不服從是最大的惡。在權威主義倫理學中，不可寬恕的罪行是反抗……即使一個人犯了罪，只要他接受懲罰并感到有罪，就會使他變善，因為這樣，他就是承認了權威的優越性。

國人耳熟能詳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就是這一倫理學的產物：只要認罪態度良好，就能獲得權威的一定的寬恕，否則就罪加一等。也就是說，這不但要求對方完全認罪，而且還意味著要承認己方的道德優越性。

在豆瓣的那篇最高贊影評中，作者說：“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并不是粉紅，我一直很認同普世價值。但正因為認同普世價值，我才明白日本的右翼勢力和軍國主義是普世價值的威脅。”他甚至相信，如果中國人能有猶太人那樣的“宣傳優勢”，“那‘踏平東京’之類的戰狼言論肯定就不會有那么多批評者”，感嘆：“警惕日本軍國主義什么時候才能成為全世界的政治正確？”

怎么解釋一個相信日本人和中國人存在本質差異的人，卻自認是認同普世價值？看來，他理解的“普世價值”就是一套“被全世界接受的觀念”，也就是說，在他眼里，其實“普世價值”是“文化霸權”的代名詞。

到了這個時代，我們這個世界正陷入分裂。《幻想的終結：晚現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一書這樣總結：

晚現代社會正在經歷全面的文化化，它有兩種形式：一種——我稱之為文化化甲——是生活方式的文化化，個體從全球文化產品市場收集可用之物，用來“實現自我”。這是一種世界主義的文化觀，也可以稱之為超文化。另一種文化化以集體為導向，建設一種道德上的身份共同體。我稱之為文化化乙，它的機制基于內與外的二元區分，遵循均質共同體的模式，均質共同體也被稱為想象的共同體，其文化模式是一種文化本質主義，有多種表現形式。這兩種文化化體制之間的根本沖突是晚現代的特征。

這兩者的關鍵差異，在于如何看待集體的群體認同：“在超文化觀念里，個人是獨異性所在，而在文化社群主義觀念里，整個集體才是獨異的，比如一個民族，它與其他民族都不一樣，有‘自己獨有的’內在復雜性。”這樣，“文化本質主義在自己的集體和他人的集體之間、在群內人與群外人之間建起了一道堅實的邊界。”

不難看出，我們國內所盛行的，正是后一種：太多的國人所秉持的并非那種世界主義的文化觀，而遵從一種基于文化本質主義的集體身份。他們相信外部世界是危險的，他者（尤其是敵對的他者）則從根本上來說是不能信任的，在這個動蕩的世界上，必須捍衛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和文化身份。

別看國內的個人主義看上去方興未艾，但一到這樣的時刻，就顯露出我們這個社會深厚的社會基底仍然是集體主義的底色：大眾關注的重心并不是他人“做什么”（doing），而是“是什么”（being）。由此不但可見國人對“人性”理解的深度，也表明他們對人的不信任感，他們以為這是一種自我保護，但沒有意識到，這使自己陷入一種與他者的永恒沖突之中，因為他們期待中的和解將永遠不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