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30日，國家衛生計生委會同中央綜治辦、公安部、司法部四部委聯合下發通知,指出要嚴懲醫鬧事件。

醫鬧這個話題之于一些人是憤恨，是不解亦或是同情，之于我，是心理童年的結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感受，就是從“童年的無憂無慮”到“有了小大人一般的煩惱憂愁”這兩個狀態之間的轉換不是緩慢過渡，而是經歷某些特定事件后突然轉變的。

我父親是縣醫院的一名內科醫生，從我記事起家里就有很多大部頭的醫學類書籍，那時候住房條件有限，最后五斗櫥也被父親塞滿了書，老媽對此還頗有怨言。父親那時候還是低年資大夫，住院部的小大夫周六周日也得去醫院查房看病人，而且那時候估計也是科里人手不夠，他三天兩頭就得值夜班，經常是我放學回家就看見他在扒著飯要趕晚上六點去醫院和白班的同事接班。那時作為小孩我覺得他很辛苦，但現在想想那時候父親是干勁十足的，從鄉衛生院被選派到縣醫院他很知足，畢竟在縣城能為我提供更好的學習環境。

那年我九歲，一個除夕的晚上，父親很幸運是白班，到晚上六點和晚班的同事交接班后就能回家過年了。老媽做好了菜我們看著電視等著，但父親一直不見蹤影，當時家里剛裝了電話，老媽給醫院打電話，聽說是在搶救病人，于是我和老媽過了一個不算團圓的年。初一清早父親還沒回來，老媽不放心就去了醫院（當地風俗大年初一不是特殊情況是不該去醫院的）。后來父母是被同事送回來的，從他們的談話中我大概明白了事情的梗概。除夕那天父親科室里有個心衰的大爺，情況不太好，晚班同事來了以后父親也交接了這個大爺的情況，父親當時都已經在交班本上簽了字換好衣服準備走了，突然那個大爺心跳驟停，父親和當時的當班醫護人員按照正規程序搶救，最后大爺沒救過來。

我們家在一個小縣城，大部分人在周圍農村都有兄弟姐妹，那個去世大爺的幾個子女從村里糾集了幾十口人把科室包圍了，聽說那天當班的護士被那群人拖到輸液室關起門來暴打，等到人被救出來時那個護士半邊頭皮連同頭發都被扯掉了，因為放學老去醫院玩，這個和父親同科室的長發護士阿姨我還是印象挺深的，所以從大人口中得知這么駭人聽聞的慘狀我有點難以接受。

那個年沒有過好，死者家屬有人認識當時的縣領導，所以縣領導責成衛生局要嚴查給個交代。印象里那段時間父親被停職檢查，要去接受各種詢問調查。有一天中午飯后，我準備去上學。當時家里已經搬進了單元樓，聽到樓下有人大呼父親的名字，扒在窗臺一看十幾號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手里拿著扁擔鋤頭還有人舉著磚頭，應該是死者的家屬（90年代，小地方還沒有專業的醫鬧團體），他們確定我們住的樓層后開始用各種臟話辱罵，因為單元樓下面有個防盜鐵門，他們暫時上不來。老媽先給公安局打電話，警察來了問了下情況后警車就開走了，再打電話說管不了。單元樓總會有人進出，下面鐵門開了后這伙人進到樓里開始踹房門，當時小小年紀我也很氣憤，就在門里和他們對罵，老媽后來回憶說我當時很多罵人的話讓她和父親大開眼界。后來父親打電話打到我奶奶家所在的合作社，于是父親的兄弟姐妹帶著一幫族人也扛著扁擔鋤頭來救場了。最后折騰到傍晚，那個下午我也就理所當然的曠課了，這和地震等自然災害一樣可以算是不可抗拒力量吧。試想那個時候如果家里親戚不多會是怎樣一個悲催的局面。

你問最后的結局？當時家屬拒絕尸檢，縣衛生局責令醫院賠錢，并對當時在場的醫務人員做了記大過處分。后來父親好幾次提干到衛生局通不過，就是因為檔案里這次記大過處分的記錄。那個被扯掉半邊頭皮的護士阿姨后來我再也沒見過她，問父母他們也諱莫如深。

當年老媽埋怨父親：如果那天交完班趕緊回家或許就不會趟上這攤渾水。但現在自己成為一名醫生后我很理解父親當年的選擇，搶救病人是醫生的天職，他不可能明知道病人需要搶救撇下同事一走了之，他一定做不到！

父親也就是從那時候起患上了嚴重的胃病，好幾次放學回家看到父親因胃疼在床上打滾，屋子里是治療胃病的中藥的味道，這幅壓抑的場景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印象深刻。童年里這次醫鬧，讓我視乎一夜之間明白了許多，縣城很小，這種事經歷不同人的嘴后會出現很多版本，那時我聽到同學鄰里傳播的版本就是我爸治死了人。那種孤立無援、百口莫辯對于一個九歲的孩子是巨大的心理負擔，我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體會到了真真切切的煩惱和憂愁。

時過境遷，現在父親是縣里面有名的消化科醫生，門診門庭若市，他說當年那些扛著扁擔鋤頭的“醫鬧者”有好幾個自己或親戚生病還找過他看病，他沒有拒診。這是父親的大度，很慶幸他熬過了那段日子。

今天借著國家要大力整治醫鬧這個話題，手札君像祥林嫂一樣回憶了童年那次醫鬧，我不想說那些經歷毀了我的童年，因為童年畢竟還是有很多歡樂，那時的無憂無慮就像《飛屋環游記》里坐在氣球牽引的飛屋里愜意無比，雖然飛屋總是要著地的，但那次醫鬧就像一串利劍把氣球迅速射破了，快樂的飛屋狠狠墜地，很疼，但至少落地了，是好事還是壞事？我不知道，或許沒有那么多絕對的好與壞，就好比醫鬧，誰是輸家？誰是贏家？反正這里面沒有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