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九三閱兵”后首部登錄央視一套的抗戰史詩，電視劇《陣地》一經播出便引發熱議。

該劇由高希希執導，錢林森編劇，馮紹峰、李晨、徐璐、王麗坤、王勁松特、張博等主演。故事以山河破碎的日本侵華抗戰時期為背景，講述1938至1944年期間，在我黨的集結和推動下，郭沫若、夏衍、田漢、安娥、巴金、王魯彥、柳亞子、葉圣陶、陶行知、徐悲鴻、茅盾、艾青、歐陽予倩等一大批愛國進步文化人士流亡桂林后，與李克農為代表的桂林“八辦”一起，團結一心，化筆為槍，宣導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故事。

視角獨特，首度聚焦中國抗戰“筆部隊”

《陣地》由中共廣西壯自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廣西廣播電視臺，廣西電視傳媒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杭州桂花影業有限公司出品。作為重大革命題材，電視劇《陣地》以獨特視角，首次以文化抗戰為主題，聚焦中國知識分子文化群像。據悉，1938年至1944年的六年間，累計有一千多名愛國文化人士流亡廣西，他們并沒有偏安自居，而是在桂林山水間，或以筆為槍，或化舞臺為戰場，通過新聞輿論和各種文藝形式和文化運動，將流亡與復興、生死與存死、時艱與責任、國仇與家恨、個人情感與民族情懷等都轉化為抵御倭寇侵略的民族文化長城，進行一場沒有硝煙的文化抗戰，作曲家張曙等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劇作上《陣地》采取任督二脈雙線并進。任脈上以郭沫若歸國抗戰，和夏衍等創辦《救亡日報》為線，督脈上以任素寧、韓大勇等年輕人在無情戰火中的洗禮與成長，故事的丹田氣則是在周恩來的指揮下，以李克農為代表的“八辦”，以及中共特科才女特工安娥、潛伏白崇禧身邊的機要秘書謝和庚等，在各方勢力中的種種斡旋。

《陣地》的故事從“7.7盧溝橋事變”和流亡海外的郭沫若歸國抗戰切入，講述了我黨的布局下，一方面如何通過郭沫若擔任社長、夏衍司職主編的《救亡日報》等為陣地，宣導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另一方面以及郭沫若為文化旗手，如一枚楔子嵌入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三廳，主導文化抗戰的風向。武漢淪陷后，又以國統區大后方桂林為文化根據地，通過各種文藝活動、文化運動和新聞輿論，拉起民族抗戰的“筆部隊”，筑起民族文化抗戰的長城。

該劇視覺上文武兼修。通過校園情侶任素寧、韓大勇一文一武的抗戰選擇，劇作亦實現文武雙修。武的部分借韓大勇從戎抗戰，且戰且潰且潰且戰，從視覺上保障其抗戰大片的制作體量，文的一方則借任素寧經歷南京大屠殺和一系列戰火中的流亡，見證日軍殘暴的同時，終和一眾愛國進步文化人士際會桂林，并進入《救亡日報》，以筆為槍，會師文化抗戰激流。

“這是我們的影視作品第一次聚焦文化抗戰這一主題，也是第一次給抗戰時期的文化人做群像塑造，我們稱之為‘筆部隊’。”《陣地》制片人嚴從華在接受專訪時如是說。這也是他在推出《覺醒年代》后，再次聚焦中國知識分子群體。

群像塑造，中國知識分子的人間正道

創作上，《陣地》采取虛實結合。除了抗戰背景，任脈上的郭沫若、夏衍和丹田氣李克農、安娥走的是史實脈絡，任素汐、韓大勇的青春抗戰洗禮則是虛構人物，此外除《救亡日報》社司職財務的杜鵑、國軍桂林政治部主任梁含糙、復興社特務呂文周等少數虛構，出場兩百來號人物皆為歷史真實。顯然，虛構部分的功能在于串線和敘事補丁，畢竟要把兩百多大有來頭的歷史人物串聯起來，劇作上是個繁復而浩大的工程。

通過任督二脈的貫通，郭沫若、夏衍、田漢、安娥、王魯彥、歐陽予倩、陶行知、焦菊隱、洪深、茅盾等云集桂林，成為桂林文化抗戰“筆部隊”中流砥柱。劇中的謝和庚、艾青、聶耳、端木蕻良、司馬文森和日籍反法西斯日本作家鹿地亙都是二十出頭的“小鮮肉”，演員秦怡、朱琳更是十五六歲的豆蔻年華，其中后來家喻戶曉的秦怡，直到2022年去世前，依舊活躍于文藝圈。如此規模的文化群像塑造，在影視作品中甚為罕見。

通過《陣地》，我們可以“見證”了新安旅行團、新華學校、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胡愈之、楊東莼無痕嵌入桂系內部、新中國劇社在桂林誕生等歷史點滴。其中新中國劇社由杜宣、李文釗等發起，主要成員還包括田漢、瞿白音、嚴恭、石聯星等，公演《蛻變》《復活》等劇，并發起了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有數據顯示，當年的桂林文化群體用87部劇目、170多場演出，集合10萬余名觀眾，奏響了抗日救亡文化運動的時代強音。

此期夏衍編劇的《一年間》上演，盛況空前。焦菊隱應“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西南支部”邀請擔任《三兄弟》導演顧問，為國防藝設導演曹禺劇作《雷雨》和阿英劇作《明末遺恨》等，并與和歐陽予倩等對桂劇進行改革。此期郭沫若的不僅發起由夏衍編劇的《一年間》的文藝匯演，個人也完成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南冠草》六大劇作。

郭沐若、夏衍主持的《救亡日報》本為國共合作創辦，實由我黨實控，是“7.7盧溝橋事件”爆發后上海文化界統一戰線陣地，日發行量8000份，還影響華南、西南乃至海外。上海和武漢淪陷后，《救亡日報》輾轉廣州，并在周恩來指示下與李克農“八辦”會師桂林后復刊，成為國統區大后方團結抗戰的一把利刃，但最終還是在“皖南事變”后因為拒刊登國民黨污蔑“新四軍”的電信稿和軍委令，被國民黨查封。

云集桂林的千余愛國進步文化人士，構成了《陣地》的文化群像基石，這些文化強音，又是后來抗戰勝利以及新中國成立的基石。那時的桂林乃白崇禧的老窩，而白崇禧正是“皖南事變”的大劊子手，李克農領導的“八辦”要在其眼皮下凝聚文化抗戰的長城，難度和危險可想而知。在強大的情報支持下，我黨先后實現胡愈之、楊東莼等非公開黨員在桂系內部要職的“精準投送”。

所幸桂林大后方的進步文化人士和我黨都是那個內憂外患時代的人間清醒，在日本人的侵略和國民黨的反動雙重危機下，均選擇人間正道。

文化抗戰到文化自信，中國知識分子百年圓夢

正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自打梁啟超將這八字從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日知錄·正始》提煉出來，這八個字就像是深烙于百年中國新知識分子骨血的思想鋼印。

《陣地》開局不久，在路上與周恩來不期而遇的白崇禧感慨：“我就是不服氣啊，四萬萬人口的泱泱大國，它怎么會被一個小小的倭寇給隨意踐踏了，明朝的戚繼光都能抗住倭寇！”。相信他這個感嘆有心而發，但問題是，盛時的明朝可是北達東西伯利亞及庫頁島，南抵南洋諸島的超級大國，非被獵槍蠶食瓜分的孱弱民國可比。更重要是的，白崇禧非戚繼光，亦無俞大猷的耿直或胡宗憲的慧眼，有的只是兄弟相殘的狡詐和謊言，最后自然在民族大義中不堪任，甚至走到人民和民族的反面。

80年前的桂林文化抗戰，表面上是國統區大后方，白崇禧的主場，實為我黨的統一抗戰思想的文化陣地，亦是民心所向，故非國民黨陰謀算計和背叛能拆解。《陣地》作為《覺醒年代》后又一知識分子群體塑造，正是新文化運動啟蒙開始以來知識分子前仆后繼的體現，也是甲午戰爭以來革新思想的成果。

從新文化運動到全面抗戰爆發前夕，我們的文化旗手一直是魯迅，隨著1936年魯迅的去世和抗戰形勢的嚴峻，流亡海外的郭沫若歸國抗戰，接過了民族文化的旗幟。中國人自古講究文以載道，就像劇中創辦《中國筆部隊雜志》的孫陵感言：“堂堂中華從來不缺文章救國，這時候卻沒有一支咱們自己的筆部隊，來跟敵人的筆部隊針鋒相對呢？”孫陵詰問早在毛澤東、周恩來的腦中形成文化抗戰的思路，桂林作為文化抗戰的要塞有一定的偶然性，同時也是我黨民族統一抗戰戰略的必然結果。

制片人嚴從華子談及該劇“筆部隊”群像塑造時表示：“我們這個國家來的真不容易，那一代的文化使者們給我們做了榜樣，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我們也是在給那一代的文化人畫像，讓他們這個這種精神在這個中國當下啊，能夠銘記，也讓我們現在的文化人們去學習，去捍衛。”

時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我“九三閱兵”大國重器震撼世界，可惜當年的文化戰士們終老化塵，無緣與天安門城樓上的那幾位百歲抗戰老兵一道，見證這大國復興的時刻。我們從文化抗戰到文化自信，不過80余年，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從新文化運動的蹣跚學步到逆襲列強，從驅除韃辱到實現恢復中華，不過百年便夢圓。

【曾念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