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寫的每一個字，都像偷看了我的日記

Sayings：

“我一旦和媽媽待久了，就會說出傷人的話。”

“只要不打女人、不賭博、不出軌，是這樣的男人就足夠了。對一個人最深的絕望也不過如此？”

“我賭上自己的性命把孩子生下來，甚至放棄了自己所有的生活、工作、夢想，卻成了他們口中的一只蟲。”

“我很理解竭盡全力的意義，我就是被這個時代的竭盡全力摧毀的樣品。”

“世界上沒有誰像我對待自己那樣殘忍。也許正因為如此，我才能輕易容忍其他人隨便對待自己吧。”

“由衷期盼世上每一個女兒， 都可以懷抱更遠大、更無限的夢想。”

以上這些話，躺在很多人的收藏夾里。

以上這些話，全部來自韓國女作家。

韓國女作家的作品被越來越多地閱讀。社交網絡上，朋友談話里，我們翻開書，被擊中，得到共鳴。

我們曾收到這樣一條留言，“韓國女作家的文字殘酷，像偷看了我的日記，有一種不適合示于人前的誠實。” 然而，正是這種 “誠實”，提供了當下最為有效的安慰——不是只有你一個人身處困境，脆弱是合理的，猶豫是合理的，悲傷是值得被看見的。于是，新世相前往韓國首爾，完成了這場策劃：

新世相韓女作家訪談系列

「她們沒有背叛自己的身份」

我們與作家崔恩榮、趙南柱、金愛爛、千先蘭、趙海珍完成了采訪。現在想請你看的，是本系列的第一支訪談片：崔恩榮。

大家都愛她。一張《明亮的夜晚》的海報，張貼在中國吉林琿春的大學宿舍里，18 歲的 @小卜說，“我在讀時經常會流淚”；

23 歲的 @Branzy 讀完《對我無害之人》，說崔恩榮“像一個擁抱，一個素未謀面的朋友”。

今年夏天，我們在首爾見到了崔恩榮。坦白講，崔恩榮長著一張極具 “欺騙性” 的臉，她看上去溫和，平靜，毫無攻擊性，像你身邊那個脾氣最好的朋友。但她說，她其實一直在生氣。

為朋友遭受痛苦生氣，為女性關系承受的污名生氣，為韓國社會對待弱者的態度生氣。

生氣是一種誠實的本能，表達生氣，是一場漫長的練習。

像許多女性一樣，她曾經很能忍，把他人的評價當作人生的框架，對需要在人前發言這件事感到緊張和痛苦。輪到她當班長時，她會站在講臺上一個勁兒地哭。在一次采訪中，她被問到人生秘訣是什么，她回答起來感覺自己在撒謊，因為覺得自己是一個失敗的人。

崔恩榮做了兩年的心理咨詢，練習承認自己的情緒，她這樣形容找到自己聲音的過程，“就是有一天突然決定不再忍了。”

如今她可以用最溫和的語氣，說出篤定的話語：

她說，即使失敗，也還是很想繼續寫下去。

她說，每個人的界限都不一樣，但有些底線，無論對方多親近，都絕不能妥協。只有這樣，人才能好好活下去。

她說，盡管她經歷過對人性信任的坍塌，但不想抱著一種幻滅感，“我不想成為那樣的膽小鬼。”

崔恩榮給的不止是一個安慰的擁抱，更是一個肩膀，瘦弱但堅定的肩膀，像她寫的：

“我想起曾借給我肩膀的那些素不相識的女人。一定也有人把自己的肩膀借給過她們。”

在拍攝現場，我們遞給崔恩榮一本日記，作為第一個落筆的人，她寫：

“今天是 6 月 24 日，星期二，我現在正在坡州的一家圖書咖啡館。我也該重新準備好寫小說，重新熱身了。”

她重新踏上了那條尋找自己聲音的路，我們都會試著找到這條路。

以下是崔恩榮的講述。

她永遠站在

她們這一邊

講述：崔恩榮

我覺得東亞女性們有一種共同的情感，比起自己喜歡什么、想要什么，更多的是受到 “父母希望我成為什么樣的人、不希望我變成什么樣的人” 的影響。

從更廣闊的角度來看，這個社會希望我是什么樣子，希望我有什么樣的行為，也對我產生很大影響。

我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里長大的，所以一直覺得自己不夠好，從小就有種自卑感。

現在回頭看，這種想法其實給了我很多傷害。每次照鏡子，或者思考自己的時候，那種情緒總是負面的。

我覺得我心里一直住著一個對自己不滿、不斷批判自己的人。

那個人總是在罵我，即使我沒有說什么或者做什么，那個人也不喜歡我的存在，討厭我。在十幾歲、二十幾歲的時候，這樣的人一直在我心里。

以前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內心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后來我接受了兩年心理咨詢，開始練習承認自己的情緒：

“啊，原來我在這種情況下會生氣！” “原來我不想做這件事！”

當我再聽到心里那個指責自己的聲音時，我就只是看著那個在罵我的自己，“哦，原來她會說這樣的話啊。”

在這兩年的心理咨詢里，我驚訝地發現我其實完全不了解自己。

當我說話時，咨詢師問我有什么感受，我不知道。當我哭的時候，咨詢師問我為什么哭，我不知道，也不知道為什么會笑。

雖然用頭腦去思考很重要，但更需要持續觀察的是，在某些情境下我的身體會有什么反應、我會有怎樣的情緒。我覺得寫日記能幫助我做到這一點。其實不用寫很多，只需記下 “某個人說了什么讓我心里不舒服”，也是有幫助的。

隨著年齡增長，我總是想著自己什么時候會死，今天也許就是最后一天。如果直到最后一天，我都無法擺脫被咒罵、被批評、被責備的痛苦，這太可憐了，太悲傷了，所以我覺得應該對自己更溫柔一些。

如果可以對二十多歲的自己說句話，我會告訴她：

你其實很好，你并不是真的那么差勁，鏡子里那個你覺得不夠好、被批評的自己，其實根本不存在。不要總是盯著自己的缺點，試著去練習接納自己。

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誰都無法被替代。無論是誰，在這漫長的宇宙歷史里都只會出現一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認為每個人都很珍貴。

我小時候沒有網絡，電視也只有兩個頻道，沒什么有趣的東西，我也不是那種喜歡在外面跑來跑去玩的孩子，所以經常去圖書館看書，還有那種載著書來的卡車，就像流動圖書館一樣。

我就是在那樣的卡車上借書來看，把文學當作一種娛樂，第一次體驗到了文學的樂趣。

我受韓國女性作家的影響最大。高中時我很喜歡梁貴子作家的小說，她的短篇都很好，還有一部叫《希望》的長篇小說，我非常推薦這本書，但不知道有沒有被翻譯成中文。

后來上了大學，那時韓江作家還是新人作家，我發現她寫的每一部作品我都很喜歡，真的都很棒。

還有一位我希望在中國能有更多作品被翻譯的作家，就是裴琇亞作家。殷熙耕作家的小說我也很喜歡，也想推薦給大家。黃貞殷作家有一本小說集，叫《DD的雨傘》。此外，如今在中國有很多作品被翻譯并受到讀者喜愛的金愛爛作家，我也深受她的影響。

其實現在我寫作的時候，也依然深受她們的影響。

像《明亮的夜晚》這樣的小說，其實都是虛構出來的，是我用頭腦去想象、編織的故事，但其中的人物在經歷情感時，我會寫入自己體會過的真實感受。

我第一次寫小說是在高一，當時寫得非常開心，因為太開心了，所以它一直留在我的腦海里，我意識到它有多好玩。

后來我上了大學，主修文學，發現之前的想法是錯誤的，文學是如此嚴肅和艱難，是只有很有才華的人才可以去從事的工作，像我這樣的普通人是沒有辦法從事這種很有創意性的工作的，所以我無法開始寫作。

我是個很現實的人，從小大人們就常說，“搞政治會讓家里一下子敗落，搞藝術則會讓家里慢慢敗落。” 因此非常忌諱將藝術作為職業。

我也一直這樣認為，覺得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但臨近大學畢業，真正面對就業時，你會發現自己還是被這個領域所吸引。

到了 25 歲左右，我內心對創作的渴望變得非常強烈，就在某個瞬間，現實的恐懼、內心的恐懼都變得不再重要了，因為你實在太想做這件事了。

所以我想，就試試吧，那時我已經快三十歲了。

我第一次參加了創意寫作課程。在此之前我沒上過寫作課，因為我害怕別人閱讀和評價我的作品，但當我想到這是最后一擊時，只要我能做得更好一點，我什么都愿意試。我開始向其他人展示、接受評估并尋求建議，我逐漸不再恐懼。

我不斷地參加征文比賽，但總是落選。通常參賽作品即使沒有獲獎，只要進入評審環節，都會在評語中有所體現，但我的作品總是沒有被提及。于是我開始覺得，“啊，我確實沒有什么才華。”

但我仍然想繼續做下去。

我是一個對很多事情都沒什么興趣的人，當我有了 “想寫作” 這個唯一的愿望時，就很難放下。

即使失敗，也還是想繼續寫下去。

人們在關系中，總是經歷很多煩惱和傷害。

就我個人來說，我一直很難建立界限。其實我也渴望有自己的界限，但時常因為別人的要求而允許他們越界，事后總會后悔。

當我接受采訪時，經常被問到人生秘訣是什么，我回答的時候感覺自己在撒謊，因為我是一個失敗的人。

我覺得很多作家都是失敗的人，我很少見到作家能成功地維系人際關系，或者和父母關系融洽，他們寫了很多關于失敗的經歷，因為他們確實有很多失敗。

就我而言，我和媽媽的關系非常復雜。

我們性格截然不同，我一直想理解我的母親。我認為想要被理解是人的天性，所以在很多方面我都沒有按照自己的性格去思考，而是試著設身處地為母親著想。如果是她的性格和處境，那么她這樣做就是正確的。這是我生存下來的一種方式。

至于我媽媽，她不太在意別人的想法和感受，她是那種幾乎不去想這些的人。我曾經很受傷，但現在我已經差不多接受了。

我愛她，我覺得媽媽也愛我，隨著時間的流逝，我意識到我們剩下的時間不多了。

我想，現在是我練習在愛母親的同時，也保護自己的時候了。

在自己想要的范圍內與人交往，真的很重要。比如說，不能讓自己的核心價值受到貶低，也不能被他人在金錢方面利用，這些都是我認為必須堅持的核心原則，不能因為“他是我的家人”或者“他是我的老朋友”這樣的理由，就允許他們以傷害或侵犯的方式對待我。

每個人的界限都不一樣，但有些底線，無論對方多親近，都絕不能妥協。

只有這樣，人才能好好活下去。

作為女性作家，我其實不太害怕外界會怎么看我，會怎么定義我。

相比之下，我更專注于表達那些一直被我壓抑的想法和憤怒。

我覺得韓國社會對弱者真的很冷漠、很殘酷，有很多讓我憤怒的地方，比如咖啡館、餐廳門口經常能看到 “禁止兒童入內” 的標志，不讓孩子進來。每個人都曾是孩子，孩子本來就吵鬧，這是很自然的事，但社會卻連這一點都無法包容。

所以，我認為無論是母親還是孩子，在這種并不被歡迎的社會氛圍中，難免會感到自卑和壓抑。

同樣，社會對待小女孩、老人等弱勢群體的態度，也讓我覺得非常不公和失望。還有殘障人士抗議的時候，大家不是去思考他們為什么不得不走上街頭，而是直接抱怨 “他們真煩”、“他們讓人不舒服”，這些聲音很大。

每次看到這些，我都覺得我們的社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一直是個容易生氣的人，總是很想表達、很想說出來，但以前我根本沒有表達的渠道，只能把憤怒和想說的話壓在心里，后來成為作家，終于能通過創作把這些情緒展現出來，真的讓我感受到一種強烈的解放感。

我覺得小說家很難從特權階層的視角來寫作。我一直認為，無論什么時候、什么情境，都應該從更弱勢、更不利的人的角度去講故事，這也是我寫小說最基本的態度。

社會在進步，少數群體的邊界也在擴大，這些人會受到影響，也會影響社會。我覺得這是必然的過程。

我其實是那種非常能忍的人，但我找到自己聲音的過程，就是有一天我突然決定不再忍了。

當我不再忍讓、開始拒絕的時候，我感覺自己的聲音才真正被更多人聽見了。寫作的過程也是一樣。

女性在社會上能擁有的東西很有限，所以彼此尊重和團結，其實經歷了很長一段艱難的時間。

我一直覺得，男性之間的團結更容易一些，他們可以稱兄道弟，一起喝酒，很容易就能打成一片。

相比之下，光是比較女婿與岳父、兒媳與婆婆之間的關系，就會發現女性這邊的關系困難得多，因為從社會層面來看，女性擁有的資源太少了。

但也正因為如此，當女性們在這樣的環境中相互理解、建立關系時，這種關系就會更加堅固。

“女人的敵人是女人”，是在社會營造的氛圍下形成的一句偏見。實際上，我覺得女性在理解他人感受、理解他人處境方面擁有更高的社交智力。

韓國有句俗話，“就算是仇人，如果對方開口借衛生巾，還是會借給她。”我常常覺得，女人在遇到困難，或者關乎生存的時候，都會有一種互相幫助的本能。

小時候我經常和朋友們吵架，因為年紀太小，會互相憎恨和不理解。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當看到有人粗暴對待這些朋友，或者這些朋友遇到困難時，我就無法忍受了，我會非常憤怒，非常生氣，我想幫助她們，我希望她們幸福。

我曾經在大學里參與過一個女性主義校刊的工作。在八十年代，學校里幾乎只有男生，不公平的事很多，令人氣憤的事也很多，為數不多的女生聚在一起，成立了這個校刊團隊。

無論人數多少，大家孤立無援地各自為戰，和幾個人聚在一起團結起來，是完全不一樣的。

一個人獨處的時候，會懷疑自己的想法和意志，覺得自己很脆弱，什么都做不了。但如果能和有類似想法、類似經歷的人聚在一起，大家就會突然變得很有力量，互相鼓勵。

一個人的勇氣會傳遞給下一個人，下一個人又把勇氣傳遞給別人，就這樣不斷擴散。

我們是能互相給予力量和勇氣的關系。

這是新世相推出的韓女作家系列訪談「她們沒有背叛自己的身份」。第一期訪談之后，作家千先蘭、趙海珍、金愛爛、趙南柱的視頻和文章會陸續與大家見面。盡管彼此說著不同的語言，但她們的聲音，我們很多人都懂。也感謝所有持續關注、與我們一起傳播本次韓國女作家訪談系列的朋友和伙伴：韓國文學、GoodbyeLibrary、云中電波。

獨家支持：大魚讀品

項目策劃：袁燦爛、黃怡、劉辰煒、ss、雨荷

文章編輯：王雪琴

訪談翻譯：胡椒筒

晚禱時刻

這是崔恩榮作家寫下的日記。

接下來，筆交給你。

謝謝借給你肩膀的人

成為那個借出肩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