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坤杰

(復旦大學 歷史學系,上海 200433)

摘 要：壽州孫氏家族在官紳商學等界人才輩出,多有建樹,對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以孫家鼐為代表的家族杰出人物為壽州孫氏家族發展提供強大拉力,給予族人以精神引領,推動家族共同體打造,在家族崛起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壽州孫氏家族向上晉升過程中,孫家鼐及其僚屬對于壽州孫氏族人多有提攜與關照,為族人發展風險規避及騰飛提供了一定的保護及支撐。孫家鼐身故后,雖影響力日漸式微,但依舊成為壽州孫氏族人認同的精神符號。

關鍵詞：孫家鼐;壽州孫氏家族;佑護;家族文化

孫家鼐(1827-1909),字燮臣,號蟄生、容卿、澹靜老人,安徽壽州(今壽縣)人。1859年中狀元,歷任翰林院編修、湖北學政,署禮部、吏部、工部、刑部、戶部尚書,晉武英殿大學士。可以說除兵部外,六部尚書幾乎輪值一遍。故清史專家戴逸先生言:“孫家鼐是一位近代史上應當予以高度關注、深入挖掘的重要人物。”[1]當前,學界關于孫家鼐的學術研究主要涉及孫家鼐的教育思想[2-3]、孫家鼐與晚清變局關系[4]、孫家鼐與京師大學堂關系[5]等。壽州孫氏家族明末清初始興盛,清末孫家鼐時期“一門三進士,五子四登科”,家族發展達到頂峰。近年來,學界逐漸關注壽州孫氏家族研究,已有成果主要涉及壽州孫氏家族的聯姻特點[6]、家族成就[7]與社會貢獻[8]、家族的發展演變[9]及家族崛起與教育之間的關系[10]等。但就目前研究情況而言,壽州孫氏家族研究還有很大拓展空間。基于此,本文欲就孫家鼐與壽州孫氏家族崛起之關系作進一步研究,以深化壽州孫氏家族研究。

一、孫家鼐在壽州孫氏家族中的譜系位置及精神引領

壽州孫氏家族于明朝洪武年間由山東濟寧遷移到壽州,始遷祖為:孫鑒、孫鎧。家族六世孫枝蘭有二子:孫珆、孫珩;七世孫珩有二子孫士謙、孫潘;八世孫士謙有五子:孫克任、孫克依、孫克俊、孫克偉、孫克儀;八世孫潘有七子:孫仁、孫克佺、孫炳圖、孫克佐、孫克保、孫克仿、孫克修。壽州孫氏家族將八世十二子分為十四房,其中三、四房空缺,原因不詳。1737年壽州孫氏七世孫珆訂族譜時確立字輩,枝蘭支系為“士克祖家傳,多方以自全,同心仰化日,守土享長年”(1)。孫家鼐為“家”字輩,壽州孫氏家族第十一世,枝蘭支系七房后裔。

考察孫家鼐與家族崛起之關系,首先需要明確孫家鼐在家族中的位置。孫家鼐兄弟5人,大哥孫家澤(1814-1846)進士,二哥孫家鐸(1815-1871)進士,三哥孫家懌(1821-1893)舉人,四哥孫家承(1835-1878)未登科,孫家鼐(1827-1909)進士,因而有“一門三進士,五子四登科”之稱。兄弟5人中,孫家澤去世時年僅32歲,孫家鐸去世時56歲,孫家承去世時43歲,三兄弟均在1880年之前去世。三哥孫家懌壽命雖長于其他三位兄弟,但從其履歷“選授休寧縣教諭,議敘知縣,刑部員外郎。奉天司行走,花翎,奉政大夫”(2)可以看出他只是一般的低級官員。對于壽州孫氏大家族而言,位居權力中樞地位的孫家鼐必然肩負著家族興盛的使命。

表1 壽州孫氏家族進士群體生卒及登科時間

在壽州孫氏大家族進士群體中,孫家鼐官職最高,壽命也是最為長久者之一。據《壽州孫氏宗譜》(3)和《安徽孫氏文化》[1]709-710等資料記載,壽州孫氏家族中共產生進士10位(見表1),舉人13位(4)(見表2)。

從表1可以看出, 壽州孫氏家族進士群體中有8名是在晚清鴉片戰爭之后考中進士的,且這10名進士血緣關系都未出五服,這是一個有意思的現象。一般來說,古代社會中五服內的血緣關系是宗族中最可靠的力量。1871年登辛丑科進士的孫家穆所列的13位受業師和受知師中,排在最前的是其三位胞兄。[6]40在壽州孫氏家族中登科的“家”字輩族人,除孫家鼐外均在1890年前去世。孫傳奭、孫多玢、孫多鈺雖為進士(5),但不在政治權力中樞。孫家鼐考中狀元為1859年,在族中進士群體中排第六位。事實上,壽州孫氏家族力量逐漸上升之時,也正值孫家鼐官場逐漸崛起之際。由此可見,壽州孫氏家族的崛起與孫家鼐對家族的拉動關系十分密切。

表2 壽州孫氏家族舉人生卒及登科時間

注:孫傳璧為枝芳支系后裔。

從表2可以看出,壽州孫氏家族14位中舉者有13位在鴉片戰爭之后中舉。孫樹南、孫家懌、孫家錫、孫家聲、孫傳銘、孫傳檙、孫多捷、孫多鑫、孫多藝、孫方尚等10人與孫家鼐為未出五服血緣關系;孫傳袞、孫傳綺、孫多棨3人與孫家鼐為6服內血親關系。14位中舉者有8位中舉于1887年之后,且1891年有4人考中舉人。隨著官勢日隆,孫家鼐對于壽州孫氏家族其后的舉人群體同樣發揮著精神引領、核心樞紐作用。

據《安徽孫氏文化》記載,壽州孫氏家族共產生272名文職官吏[1]717-735。從理論上說,考中進士可以被直接授予官職,而中得舉人只是獲得做官的資格。那么,為何壽州孫氏家族能夠涌現出200多名文職官員?家族中24位登科者的合力拉動,顯然應是其中重要緣由之一。

壽州孫氏家族大量文職官員涌現的途徑多樣:一是通過正常的科舉。家族通過設置私學等教育方式為族人通過科舉走上仕途提供了巨大幫助,而中舉的族人似乎都有著各自中舉的“獨門絕技”,這些“中舉之法”在族人中廣泛傳播,一定程度上發揮著示范引領作用。而孫家鼐高中狀元,更是給了壽州孫氏家族子弟莫大的精神鼓勵與極大的科舉自信。“學而優則仕”,讀書、做官、發財,成功步入仕途的壽州孫氏家族子弟為家族的財富累積提供了體制內的保障。二是通過選官。晚清時期,官員的選拔除通過科舉外,還沿襲舊有的選官路徑,如爭議很大的捐納。事實上,由于吏治腐敗以及緩解財政壓力的需要,捐納一直存在并影響著晚清時期官員的選拔。壽州孫氏家族世代為官,累積了大量財富,自然有能力為無法通過科舉走上仕途的自家子弟打開獲取官銜的另一條通道。此外,留學海外也是壽州孫氏家族子弟走上仕途的一條途徑。洋務運動時期,晚清政府開始采用學堂選官制度和留學畢業生選官制度作為選拔官員的方式,而壽州孫氏家族重視教育,并且大力資助本族子弟留學海外,不少留學域外的家族子弟因此便有了獲取功名的機會,如孫多鈺。

曾在中孚銀行工作的包培之回憶稱:“孫母全力培養兒子進學科舉……其中以孫家鼐爬得最高。這就是被孫家后代經常夸耀的所謂‘五子四等科,一門三及第’的光榮家史。”[13]

但毫無疑問,家族中最能提供“學而優則仕”精神能量的似乎非孫家鼐莫屬。孫家鼐“歷主鄉試、會試,累為大總裁,徐世昌、端方、鐵良等人都出自他的門下,在滿漢官僚中很有影響”[14],先后多次擔任鄉試、殿試會考官和閱卷大臣,門生故吏遍天下,所結下的龐大的關系網無疑為家族子弟的科舉之路以及之后的仕途發展提供了底氣與自信。

二、孫家鼐與壽州孫氏家族的凝聚

家族力量的凝聚與壯大,重在打造家族凝聚之因子,進而發揮“群”的力量,形成緊密的家族共同體。家族文化即為打造家族凝聚因子重要的載體,亦是區別不同家族的根本(6)。壽州孫氏家族文化中有著重視耕讀的傳統,乾隆二年(1737年)孫珆所立家訓十條中的第六條“居家宜戒奢靡,崇勤儉,或耕或讀,務正業,以培根本”與第九條“族中子弟有聰俊者,宜敦品讀書,以期上達”都是在強調讀書的重要性;1935年,家族又制定配套的《祠堂花紅》,形成系統的讀書激勵機制(7)。自晚清始,壽州孫氏家族逐漸以家族集團的形式崛起。

鴉片戰爭之后,壽州孫氏宗祠因苗沛霖圍攻壽州城而毀,且“贈公墓被毀,合族遇害數十人……公(孫家鼐)聞痛焉”[15]241-242。家譜修撰也有所中斷,“吾孫氏族譜……嗣是子孫繁衍,遷居散出者,一時不及查考。數十年來,又以兵燹頻經,無暇重修……”[16]。隨著家族力量的不斷壯大,需要建立、塑造與之相匹配的家族文化以符合其政治地位,進而進一步打造家族凝聚的因子。

祠堂是家族文化的重要載體,亦是家族凝聚的重要元素。晚清時期關于壽州孫氏祠堂重建的時間有兩種說法:一是光緒初年重建于城南孫廠(8)。此時孫家鼐正丁憂在家,有參與重建的可能。兩副給祠堂題寫的楹聯“守祖宗,一脈真傳,曰勤曰儉;教子孫,兩行正路,亦讀亦耕”“由山東,移江北,想先人創業惟艱,克儉克勤,在在多稱賢父母;綿世澤,振家聲,思后嗣守成不易,惟耕惟讀,真真都是好兒孫”[9]107-108雖不能確定題寫時間,卻是孫家鼐參與祠堂修建的一個有力證據。二是祠堂建造時“恰逢孫家鼐60歲之際”[1]510。如果60是指虛歲,也就是1886年,此時光緒帝親政的呼聲越來越高。而作為皇帝身邊親近的大臣,此時的孫家鼐更有機會實現理想抱負,也更有能力將家族帶向新的巔峰。不過,目前尚沒有找到確切的祠堂重建記載(9)。

1906年,孫家鼐80歲生日,慈禧太后和光緒帝均贈送匾額。光緒帝的匾額曰:“臺衡篤祜聯曰德并甘盤,資舊學望齊潞國重耆英。”[15]262孫氏后人將匾額中的“臺衡篤祜”4字摘出掛在祠堂錫祚堂的正上方,以求皇帝的賜福及祖先的保佑。整個祠堂規模宏大,占地2 700余平方米。這種有意識的家族文化復建,對于壽州孫氏族人的文化滋養作用不言而喻。

家譜,作為家族文化的重要載體,是家族精神延續的書寫,亦為是家族凝聚的重要元素。壽州孫氏家族第二次家譜修成時間為1893年。值得關注的是,這次家譜修撰是由枝蘭系七房主導的,早在1870年孫家鼐之侄孫傳樾就捐資派人赴各鄉鎮,尋訪繕寫。那么,孫傳樾為何對于修撰家譜如此熱心呢?其緣由一定程度上和孫傳樾自身有關聯。孫傳樾娶妻李鴻章大哥、兩廣總督李瀚章次女,彼時合肥李氏家族已是名門望族,而壽州孫氏家族官職最高的孫家鼐不過是翰林院侍讀學士,充武英殿提調。由于孫家鼐三哥孫家懌未中進士,四哥孫家丞未中舉人,同邑有“狂士”將“一門三進士,五子四登科”上下各添4字改為“一門三進士,三不進士;五子四登科,四未登科”,然旋為家懌、家丞所悉,為之弗懌。滌去之,然已盛傳人口矣。[17]簡短幾句,孫氏兄弟羞恥、憤怒之情躍然紙上。由此可見,壽州孫氏族人修撰家譜的內在動因與孫家鼐及其壽州孫氏家族的日漸崛起是密不可分的,孫家鼐成為他們修撰家譜最為主要的精神倚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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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州孫氏家族第三次家譜修于1909年,修成于當年,同樣為枝蘭系七房所主導。1908年孫家鼐賞太子太傅銜,賜壽縣北城街建太傅第,與南北進士第連城一片,家族榮耀可謂達到頂點。孫家鼐晚年體弱多病,連續奏請開缺,直至1909年11月去世。從修撰的主要負責人來看,專司編輯為孫崇祖的長孫、孫家澤的長子孫傳棟。由于其父親早逝,孫家鼐及其他叔祖對他關照較多;從修撰的費用籌集來看,孫傳檙、孫傳楘各出銀100兩,為族人中最多者,而孫傳楘為孫家鼐次子。顯然,第三次家譜修撰還是和孫家鼐有著莫大關系。

“婚姻要擇門第”是壽州孫氏家族家訓的重要內容,也是其家族凝聚力量直至崛起的重要紐帶。壽州孫氏家族初始長期和林氏家族、方氏家族等聯姻;晚清之后,隨著自身地位提升,開始和豪門望族如李鴻章家族、劉秉璋家族、周學熙家族等聯姻。而與壽州孫氏家族聯姻的七大豪門中,孫家鼐一門占據四個。孫家鼐長女適內閣中書王昌年,三女適兵部、禮部尚書徐郙之子徐楨祥,四女適江蘇候補道胡銘業,六女適劉秉璋之子劉體智,孫孫多焌配周學熙次女,曾孫女孫琪方配孔子第77代傳人孔德成。這種龐大的關系網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壽州孫氏家族的崛起。如,在后期孫氏子弟所締造的“通孚豐”集團中,周學熙為重要的合作伙伴,徐楨祥對于“通孚豐”集團下多個企業如通益精鹽公司、中孚銀行等均有入股。壽州孫氏家族以資金為橋梁,以企業為紐帶,與姻親家族集團緊密凝聚在一起。

總之,晚清時期,壽州孫氏家族以孫家鼐為強大的精神引領,推動族人進行家族文化復建及轉型,促進家族高度凝聚,加速了家族崛起的進程。

三、孫家鼐及同僚對于壽州孫氏族人的佑護

孫家鼐為官50余年,門生故吏遍布朝野,有著給族人提供佑護的巨大能量。同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睦九族,念祖宗一脈相傳,各宜相親相愛”(10),佑護族人也是壽州孫氏家訓中明載的內容。

孫家鼐久居官場,自然深諳為官之道。他對族人的蔭護可以是主動的蔭護,也可表現為因強大的社會資本或政治資本對后輩產生的連帶蔭護。當然,蔭護的力量并不因家族杰出人物的身故而戛然而止,他們遺留的文化符號、政治符號隨著時間流逝依然帶有不同程度的生命力。

(一)孫家鼐對于族人的生活照料與關心支持

孫家鼐1851年考中舉人,后入壽州知州署廬鳳道金光筋幕府,隨軍轉戰太平軍及捻軍。胞侄孫傳檙記載“公念長兄沛農早沒,諸幼侄無以為生,乃舉亂余所僅得者讓設肆于門,售油酒麥面以自給。”[15]239-240這也是孫家鼐早年與家族關系較為密切之時刻。

孫家鼐后期雖久居京師,但并未淡忘對于族人的照料。如其二哥的孫子孫多森、孫多鑫創辦阜豐面粉廠,孫家鼐積極支持,并以長子孫傳懋的名義投資兩萬元,該廠注冊亦由孫家鼐奏呈慈禧核準[18]。孫詒經同為帝師,與孫家鼐關系密切。其子孫寶瑄日記中多處記載在孫家鼐居所碰到了孫多鎏[19]。孫多鎏,字冕臣,為孫家鐸之孫。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孫家鼐為侄孫提供過較長時間的居留之所。

官僚相互交際、互為奧援是近代中國的政治生態。與孫家鼐同為帝師的翁同龢,同樣是權傾朝野,官至戶部、工部尚書,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孫家鼐著作多毀于義和團起事期間,由于孫家鼐與翁同龢關系較好,故翁同龢日記中有800余處二人及官場同人交談、聚餐的記載,當然,也有不少關于孫氏子弟的記載。翁同龢日記亦可以作為孫家鼐及孫氏子弟活動軌跡的重要例證。

得益于孫家鼐的提攜,壽州孫氏家族后輩方有參加一些政治地位不對等的官場交際的機會。如1882年4月18日翁同龢日記載:“夜邀燮臣、子騰便飯,燮臣之侄韻生校官同坐,其侄孫萸村未來。”[20]1691翁同龢邀請孫家鼐及(張)子騰便飯,三人均是朝廷的重臣,孫家鼐之侄卻能同坐,說明關系之密切。1883年孫傳奭考中進士,同年5月17日翁同龢日記載“今日報錄,昏昏無所聞。但得知孫傳奭中,燮臣之胞侄也”[20]1778。值得關注的是翁同龢此年參與進士的選拔,其5月12日日記載:“日記進呈前十卷,不暇記,亦不敢記”[20]1778。事實上就官場生態而言,援引、舉薦對于最后的登科是非常重要的。

由于壽州孫氏子弟與翁同龢越來越熟悉,故便有了后續孫氏子弟直接拜見翁同龢的情景記載。1887年5月17日翁同龢日記載:“孫萸生觀察,燮臣之侄孫,孫家泰之近支,陜西道員。來見。送禮,受火腿腸二……皆為余生日之送禮也。”[20]21491893年4月19日翁同龢日記載:“兩淮經歷孫傳馨鏡軒,行大,燮臣之從堂侄,年五十一,在淮廿二年,老練。攜徐星槎紹增送茶食八盒來見。”[20]24601895年12月27翁同龢日記記載:“孫嶧甫來見。傳兗,戊子門人,燮臣族侄。”[20]2907孫傳兗來找翁同龢做什么并未記載,需要指出的是孫傳兗能見翁同龢這樣的人物,還是基于翁同龢與孫家鼐平日之關系。

(二)官員同僚對于壽州孫氏子弟的蔭護

1881年12月15日翁同龢日記載:“致書任筱沅,為燮臣之侄通判孫傳緗也。”[20]16661891年11月29日翁同龢日記載:“出城吊孫少鼎傳爽母喪,四兩,幛。少鼎為孫兄堂侄,極孝,余見其派工程監督而不受,敬其為人。”[20]2525文中的孫兄即為孫家鼐,四兩即為四兩銀子。次年 6月18日翁同龢日記載:“送孫稚筠傳檙,江西知府,燮翁胞侄。晤談,并晤燮兄。”[20]2572翁同龢對于孫傳爽母親葬禮的出席及對孫傳檙的送別,不能單單理解為一種正常交誼,同樣可以理解為翁同龢對于孫氏子弟的提攜。另外,孫家穀(稼生)和翁同龢為同年之關系,二人也有過較為密切的聯系。[20]870

除翁同龢外,袁世凱、陳夔龍、端方、徐世昌等均給予壽州孫氏子弟不等之佑護。孫家鼐侄孫孫多鑫“藉胞叔祖孫家鼐及外祖公之關系,入直隸總督袁世凱幕”,為后期壽州孫氏家族從事工商實業發展“從一隅到中國南北方”提供了契機。[21]246孫多鑫去世后,孫多森北上。自袁世凱、楊士驤、端方后,陳夔龍繼任直隸總督,“陳與孫家亦有師生之誼,系太傅文正公家鼐之門生,且又熟聞公之才,故蒞任后,不但挽公繼續管理各項企業,且于1909年奏任公為新設直隸勸業道之職。”[21]2461910年4月,孫多森被任命為直隸勸業道。因載灃對陳夔龍舉薦的人物不滿,孫多森險些官位不保。“陳督原保葉某及某某為巡警道,以孫多森為勸業道及洪恩廣為勸業道,監國頗不以葉某某及某某二人為然……監國乃問,孫多森為何許人也,軍機答以人雖見過,不知何如,但知其系孫家鼐之孫,乃蒙特簡。”[22]而此時孫家鼐已經去世。

孫毓筠(號少侯)1906年攜炸彈四枚,謀刺兩江總督端方,事泄,被捕入獄。端方出自孫家鼐的門下。據孫氏家譜記載,“(端方)向當朝大學士孫家鼐通報了情況。孫家鼐承認孫少侯是他的侄孫,但表示‘應按國法,勿循私情。’于是端方便授意少候,在供詞中不要涉及種族革命,只說救國,勿云反清。孫少候也就依其意表示‘悔過’。但端方不能輕易放出。乃判決監禁五年。”(11)端、孫之間交談的細節無可考證,但不可否認的是,如果沒有孫家鼐這層關系,孫毓筠的下場不敢設想。武昌起義后孫毓筠被釋,搖身一變成了安徽都督。

當然,清廷對于孫家鼐也有所眷顧。1891年,“公六十五歲,賞御制勸善要言一部,十一月賞西苑騎馬”“是科,侄傳檙從侄傳綺侄孫多鑫從侄多捷同舉江南鄉試,捷為榜首”[15]251。同一年孫家出了4個舉人。1909 年孫家鼐去世,終年83歲,次子陸軍部郎中孫傳楘,以四品京堂補用;其孫孫多焌、孫多煃以郎中分部補用。

從上述的舉證中不難發現,正是孫家鼐及僚屬對孫氏后輩的佑護,清廷對于孫家鼐及孫氏子弟的恩眷,有力地推動了壽州孫氏家族的不斷發展。孫家鼐雖然去世了,但其鋪下的政商學界人脈關系依然給族人帶來蔭護,其精神品格依然激勵著孫氏后人不斷向上。

1919年孫多森離世,中孚銀行陷入人事爭奪的危機,孫家向時任總統的徐世昌求援。“徐是孫家鼐的門生,和孫家世交,允予協助,當囑他的胞弟(堂弟)時任幣制局總裁兼交通部次長的徐世章轉告李士偉,說通惠實業公司和中孚銀行都是孫多森苦心辦起來的,應由其弟孫多鈺接辦,外人不得妄想……中孚始渡過難關。”[23]媒體上不時刊載著關于孫家鼐的新聞。如1937年報載“孫家鼐之大度”[24],1941年報載“孫家鼐容人氣量”[25],雖不一定可信,但彰顯了孫家鼐的雅量。當然,也有一些孫氏族人犯事,往往也被追溯到孫家鼐。如1916年2月17日《申報》報載:“淮北豐縣孫多祺,前清相國壽州孫家鼐之裔孫,到任以來,地方人民受其苛虐,聯名赴省控告。”[26]同年6月22日《申報》報載:“該匪號相如,五十八歲,面黃無須,口內上牙鑲過五六個,其長子在家乃孫家鼐之族侄女婿也。”[27]顯然,媒體這樣報道不單是為了博人眼球,孫家鼐的名聲對于后輩族人也有一定的約束。

四、結語

晚清時期壽州孫氏家族,以科舉為路徑,以孫家鼐為代表的家族杰出人物為引領,最終實現家族崛起。審視孫家鼐與壽州孫氏家族的崛起之關系,孫家鼐作為家族中的杰出人物對于家族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孫家鼐擁有強大的文化資本、政治資本和社會資本,有著對于族人佑護的巨大能量。而壽州孫氏族人也不負眾望,各房各家持續接力,相互比拼、相互援引,甚至相互內卷,勇往直前、齊心協力、一脈相承,不斷續寫著家族的輝煌與榮譽。

孫家鼐在政治、實業、醫學、書法等方面均有建樹,可謂集大成者。尤其在讀書方面,孫家鼐一直起著表率及引領作用。1899年孫家鼐因抗議慈禧廢光緒,請辭回鄉,次年2月在八公山深處的壽州孫家花園,開辦子弟學堂。孫家鼐思想開明,勸誡族人子弟接受新學。孫氏子弟多重視新學,不少甚至負笈海外求學,為壽州孫氏家族的持續發展提供了不竭動力。在孫家鼐與孫氏前輩潛在精神激勵及道德榜樣示范下,孫氏族人在多行業均有建樹。軍政界以孫多棨、孫一中、孫有馀等為代表;工商實業界以孫多鑫、孫多森、孫多鈺及其子侄孫元方、孫豫方、孫晉方、孫觀方、孫煜方、孫麟方等為代表;科教界以孫秉南(原名多炎)、孫方鐸、孫訓方、孫良方、孫多鸞、孫以謇、孫以粱、孫以紹、孫以德等為代表;書法藝術界以孫多慈、孫劍鳴(原名方鯤)為代表;醫學界以孫逵方(中國現代法醫學的先驅)為代表。

不言而喻,作為壽州孫氏家族榮耀與后輩學習榜樣,孫家鼐運用自身強大的文化資本、政治資本和社會資本,凝聚家族力量,引領家族發展,為家族崛起作出了巨大貢獻。重新審視孫家鼐與壽州孫氏家族崛起之關系,不惟有助于深化孫家鼐與壽縣乃至淮南關系研究,亦且有助于構造地方地標人物形象識別,推動地方文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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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3-05-20

基金項目：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壽縣孫氏家族與近代實業研究(AHSKY2017D76)

作者簡介：郭坤杰(1984-),男,安徽太和人,在讀博士,主要從事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安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