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中審判的法官，如果在開庭前已得知“公檢法會商結論”甚至是參與商定，那他還能公正審判嗎？

江蘇海安查辦的一起傳銷案，被指“未審先判”且有趨利性執法之嫌。另外，常熟警方對該案涉人員作出“不算犯罪”的認定。

目前，該案在江蘇南通中院二審，尚未判決。

【誰參與“公檢法會商”？】

2025年9月19日，趙某等人被控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一案二審再次開庭。據旁聽者回憶，庭審中，檢方新出具了一份海安警方作的“案情介紹”，提到該案曾有“公檢法會商”的情形。

由此，辯護律師當庭申請法院調取參會人員名單，以便確認一審是否存在“該回避未回避”的程序違法情形。

“目前還不知道是誰去參加會商的。如果是同一個人，那就很直接（違法）了。案子還沒審，公檢法商定的結論都已經有了，之后的開庭不是走過場么？”一位辯護律師說。

在律師看來，即便是法院派A去參加的、安排B審理，“這就不影響了嗎？A是代表法院去參加的，不是代表個人。”

據悉，負責二審的南通中院未就該問題當場或庭后給出任何回應，而是直接通知將在近期對該案進行宣判。

刑訴法在第三章對“回避”問題進行了規定，如第二十九條列舉的四種情形里，專門點出了“可能影響公正處理案件的”。

在筆者看來，那份“會商人員名單”并非“可查、可不查”的情形，這是涉及到公正審判的大問題。法官不該無視辯護律師的這一正當申請。

【異地警方“跨江”抓人】

這起傳銷案的案情不算復雜，爭議卻極大。一審、二審的辯護律師多是作無罪辯護。一審判決書摘引的證言、口供、起訴書等，對事發經過有所還原。

現年41歲的趙某，擁有高級傳統文化講師、高級國學規劃師等證書、易經推廣相關專業委員會理事等身份。

2017年，趙某在張家港創辦了一家國學館。兩年后，他和夏某凌、馬某華一起成立蘇州圣知國學書院，講授國學易經、風水命理內容。

他們三人有所分工。趙某負責課程培訓和提供易經方面的服務，夏某凌負責整體運營、市場推廣，馬某華負責財務等事務。

一開始，公司經營不理想。于是，他們商量后，借鑒常熟、廣東等外地的相關模式，改進了公司運營方法，將課程內容由淺入深分檔為：公益課、768元實戰班、9999元VIP學員、31688元弘揚使者、76888元傳承人。

公司采取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宣傳推廣，如社交平臺直播引流、學員轉發、推薦等。

趙某供述說，為避免做成傳銷，他們只保留了傳承人有獲得推薦獎勵的資格。

傳承人想拿到推薦獎勵，除參加完培訓課程學習，還需要通過推廣咨詢服務能力考核，跟書院簽《合作協議書》。

筆者拿到的一份合作協議提到，“傳承人”協助書院完成推廣服務后，可以獲得新學員所交學費35%以內的服務費。

相關供述顯示，達到傳承人級別的，還可以公司名義與書院申請加盟，設立分院（或叫運營中心）。

書院一開始只有輔導老師。這些輔導老師手底下有一部分學員后，書院決定成立事業部。至案發，書院下設三個事業部，分別對下面的分院進行管理，完成上傳下達工作，幫忙解決相關問題。另外，書院還有20多個助教。

2023年6月27日傍晚，趙某等十多人在位于張家港的圣知書院開會，突遭海安市警方闖入抓人。海安市公安局稱，該案線索系他們在工作中發現的。

【聽個風水課被定“參與傳銷”】

2024年1月，海安市檢察院將該案公訴至法院。檢方認定，圣知書院的發展模式為傳銷形式。

據起訴書指控，為讓圣知書院通過開展付費課程能盈利，趙某、夏某凌、馬某華制定了運作模式，形成總部、事業部、分院（運營中心）的組織架構層級，另設定事業部經理提成、助教提成、分院提成等規則不斷發展新會員。經查，至2023年6月案發，該傳銷組織共計發展會員2995人，層級12級，涉案金額3398萬余元。

據判決書記載，庭審中，趙某等人及其辯護律師解釋，學員花768元上實戰班，只是獲得相應的課程內容，沒有提成資格，聽完課不滿意還可以無理由退款，這不應當認定為傳銷活動的入門費；

圣知書院的五個課程級別中，只有達到傳承人級別且與書院簽訂協議后，才能通過介紹學員獲得提成，其他級別學員即使介紹一個傳承人，也無法獲得任何提成，傳銷的金字塔結構在此處已斷裂；

其他級別學員介紹他人來書院學習，完全出于對課程的認可，不是參與傳銷活動，不應算入傳銷層級和人數；

分院或運營中心屬書院分支機構，承擔職能性工作，獲得的5%服務費是工作報酬，非傳銷活動抽成；事業部經理和助教是公司內部職工，有固定工作職責，其獲得的均屬勞動報酬，非傳銷抽成。

趙某受審時還提到，曾有當地公安和市場監督局去書院查后，認為書院的經營是合法的，他們才繼續經營。

2025年3月17日，江蘇省海安市法院對此案作出一審判決，認定趙某、夏某凌、馬某華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六個月、五年九個月、五年。

據知情者說，那2995人中，只有288個“傳承人”，其中140人與書院簽約。那么，其余的大多數人，是花幾百元買個3天2晚的易經、風水課聽，即被認為系參與傳銷活動。

【傳銷層級、人數認定引爭議】

據悉，早在2013年，兩高一部專門出臺了《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對傳銷組織層級、人數的認定等問題進一步有所明確。

《意見》規定，傳銷組織內部參與傳銷活動人員在三十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的，應當對組織者、領導者追究刑事責任。

庭審中，多位被告人的辯護律師提到，圣知書院的返利只有一級，達不到“三級以上”的構成要件。

而法院認定，傳銷組織中的層級，系組織者、領導者與參與銷售活動人員之間上下線關系層次，而非返利層級。另外，分院負責人、分院所屬的事業部經理均可層層提成，并非僅有一級返利。

律師解釋，分院、事業部所獲提成系水電、房租等必要支出、勞動報酬并非返利。法院說，房租、水電、相關人員的勞動報酬等支出應當是相對固定數額，并非這種以發展人數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

宣判后，三位被告人均不服判決，提出上訴。南通中院二審時，上訴人一方認為，一審判決錯誤地將“邀約層級”當作傳銷層級，以致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方面均存在重大錯誤。

“單純的邀約層級，如果不能層層提成和返利，就形同口口相傳，不屬于傳銷層級。”有辯護人指出，本案從任何一個傳承人代理人為起點，提成的層級都只有一級。事業部負責人和助教拿到的2%-3%不是返利提成，而是勞動報酬。分院或運營中心拿到的5%不是返 利提成，而是運營補貼，且綜合支出和運營成本，可能為負數。

據悉，檢方也就該案提出了抗訴。南通中院已通知律師，該院不日將進行二審宣判。

【在海安算犯罪，常熟、張家港不算？】

據悉，二庭開庭時，上訴人一方還提到，本案不存在三級返利，他們銷售的是真實的產品和服務，沒有騙取他人財物，且張家港、常熟等地均認為不涉及傳銷犯罪。

筆者獲悉，海安市公安局曾向常熟、張家港等地發函，要求當地公安機關對案涉的其余犯罪嫌疑人進行立案查處。

而常熟市公安局經偵犯罪偵查大隊向海安市公安局經偵大隊復函稱，經對移送的相關資料查閱，發現不符合刑事立案條件，故將線索移送常熟市監局處理。經常熟市監局核查，現有證據無法證明其形成三層以上上下線關系，不予認定那些人組織傳銷活動。

有旁聽人員向筆者證實，在2025年9月19日的二審開庭中，檢方曾出示了海安市公安局經偵大隊作的一份“情況說明”，提到海安公安2025年2月5日移送張家港的線索，被張家港公安局于同年3月13日以郵寄的方式退回，未說明原因。

同樣的事情，同屬江蘇省，為何常熟、張家港不作為傳銷犯罪查處，而海安警方卻立案查處呢？

筆者注意到，二審時，有辯護律師指出，本案的主要行為地在張家港而非海安，原則上應當歸張家港管轄。趙某當庭供述，海安市公安局在對書院進行搜查的搜查證上沒有列明涉嫌的罪名，在對趙某執行刑事拘留時的拘留證剛開始也沒有列明罪名。

“趙某認為，海安市公安局在搜查和行拘的時候，實際上連罪名都沒有想好。再結合馬某華一方所稱，海安市公安局要求馬某華退贓400萬換取取保，但其實際涉案金額遠低于400萬。以上種種現象，實難消除本案存在‘遠洋捕撈’、‘趨利執法’的疑慮。”

據悉，海安市警方的立案管轄源于圣知書院的南通分院位于海安。而南通分院被認定的涉案金額為160萬余元、傳銷人員112人。相較整個案件而言，海安警方實現了“以小搏大”。

當然，海安警方查辦該案，是否涉及趨利性執法，還需由官方認定。期待江蘇省級政法機關介入核查。

最后，筆者強調，撰寫文章只為觀察司法個案、探討現實問題，絕無惡意。涉民營企業的案子，切記，嚴格執法，審慎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