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最近的國際大事里，最受關注的莫過于巴勒斯坦得到西方多國的“承認”，157國表示支持巴勒斯坦。
這背后既涉及歷史原因，又涉及政治現實，從現況來看，巴勒斯坦要實現真的“建國”依然還有著非常長的道路。
巴基斯坦的土地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世紀的迦南人——也就是羅馬、希臘與西里爾字母表基礎的22個字母的字母表的腓尼基人。到公元前13世紀末希伯來各部落入侵迦南地區從而定居，到公元前10世紀前后，猶太人建立希伯來王國，后亞述、巴比倫、波斯等外族都曾占領巴勒斯坦。再到公元1世紀，羅馬帝國侵入，大部分猶太人流往世界各地。現代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則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紀，阿拉伯人戰勝羅馬人，徹底同化。19世紀末，以色列人大批移入才再次引發新的沖突直到今天，同屬阿拉伯人的巴基斯坦人一直都在試圖維護自己的土地。
總體來說就是一個外來者稱為擁有者，再次被外來者占領的一個重復，這不禁讓大象想起最近在讀的這本《建制者與外來者：社區問題的一項社會學考察》。雖然這本書的定調只是一個社區的研究，但是卻可以以小見大，甚至可以反映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問題的一些社會學根源。
《建制者與外來者》是社會學大家埃利亞斯及其學生斯科特森的合著作品。1960年前后，他們在英格蘭工業小鎮“溫斯頓帕爾瓦”開展了一項社區調查，并在當地觀察到，早期就定居于該社區的居民群體（“建制者”）與后期隨遷徙形成的新街區的居民群體（“外來者”）之間存在矛盾與區隔。同樣是工人階級，前者具有較強的群體內部凝聚力，而后者的凝聚力則相當松散。
建制者在社區內掌握權力，他們在社區各層級的組織、協會中壟斷關鍵職位，不允許外來者進入這些組織。前者自視為“體面”的一方，對后者不遵從“文明”規范深感厭惡，不斷排斥、污名化后者；后者則在這一處境中逐漸接受，甚至強化了對方施加給自己的惡名。
這種建制者和外來者，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間存在一定的互換關系，有時候巴勒斯坦是建制者，有時候它又成了外來者，以色列也是同理，特別是在“體面”和“惡名”之間的自認和強化上——更熱衷于軍事行動。他們都把對方看作“外來者”——在所有這些情況中更有權勢的群體都認為自己是更“好”的人，被賦予了一種群體卡里斯瑪，擁有自己所有成員共有而其他群體缺乏的特定美德。他們都認為自己的是更好的人，更適合在這塊土地上生存。
同時書中提出一個核心觀點：
“群體間緊張關系的發酵并不是因為一方專橫，另一方軟弱，而是取決于雙方彼此遭逢與依存的動態模式。”
這也可以說是巴以關系的一個核心問題，耶路撒冷的歸屬、猶太人定居點、巴勒斯坦難民回歸、巴以邊界劃定這些都可以說是取決于雙方彼此遭逢與依存的動態模式。
當然，要全面看待巴以關系肯定不如《建制者與外來者》里面的一個社區那么簡單，只是我們找到一些沖突的原因。書中提到的這種“社區”問題，其實還反映在很多方面，比如城市發展中的新舊交替，公司新老員工的沖突等等，作為一本經典之作，可以說是常讀常新。
最后還是那句話，跟大象一起讀好書，好讀書，讀書好！愿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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