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美關系再起波瀾。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威脅將對中方加征100%關稅，但隨后很快改口，稱希望“和中方坐下來好好聊聊”。始于2018年的中美貿易摩擦，歷經多輪關稅博弈與短暫緩和，在2025年特朗普再度執政后進一步升級至高水平關稅。這場沖突未能解決美國貿易逆差，反而推高其通脹成本，同時促使中國加速供應鏈多元化和自主創新。貿易戰7年后，下一步怎么走？中國手中的談判籌碼到底有多少？在本文中，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芮博瀾（Ramasamy, Bala）的研究發現，美國需要中國，遠多于中國需要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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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需要中國 多于中國需要美國

中美關稅貿易戰是21世紀以來影響最為深遠的國際經濟事件之一。自2018年爆發以來，這場博弈至今仍在持續，不僅重塑了全球供應鏈格局，也對兩國乃至世界經濟產生深遠影響。

在對華政策方面，特朗普多次強調：“我們并未與中國進行貿易戰，這場戰爭早已被過去那些無能的美方代表輸掉了。如今我們面臨每年50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和3000億美元的知識產權損失，必須阻止這種情況繼續。”這番話的潛臺詞是，美國在中美經貿關系中“吃了虧”，美方試圖通過貿易戰迫使中國承擔調整成本，以滿足其在貿易再平衡和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要求。

然而，貿易戰的實際效果果真如特朗普所愿嗎？今年4月，沃爾瑪、家得寶和塔吉特等美國大型零售商紛紛宣布恢復向中國供應商的采購，并明確表示關稅成本將最終由美國消費者承擔。這一現象表明，關稅措施的實際負擔正在向美方轉移。

美國的關稅政策不僅針對中國，還涉及加拿大、歐盟和墨西哥等重要貿易伙伴。這四方合計占美國進口總額的60%，卻都面臨30%~55%的關稅威脅。這種多方施壓的策略引發了一個關鍵問題：各經濟體應當選擇單獨談判還是堅守立場？答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個國家出口產品被替代的難易程度。

在美國與中國貿易面臨壓力之際，企業可能會尋求將采購轉向替代供應商。如果不能這樣做，企業可能會減少采購，用類似產品替代進口產品，或增加國內生產。這些替代方案需要犧牲、資源、技術和時間相結合。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引入了一個“重構比率”（rearrangement ratio）來量化這種改變的難度。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于今年7月發布的《全球貿易大重組》研究揭示，中美貿易格局正經歷結構性重構，而“重組比率”成為量化這一進程的核心指標。研究顯示，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產品中，35%的產品重組比率低于0.1（如T恤、邏輯芯片），全球可用出口市場達當前進口量10倍以上，重組可行性高；但5%的產品（如稀土磁鐵）重組比率超1.0，進口量超出全球可用出口規模，單純貿易重構難以實現。

再以圣誕裝飾品為例：美國從中國進口30億美元，而全球出口（不包括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僅為6億美元。這種低重構比率意味著美國零售商將難以找到中國供應商的替代品。事實上，有175種商品，中國是美國唯一進口來源國，其中包括時鐘和電熱毯。

我們根據6位數的海關編碼重新計算了大約5000種商品類別的重構比率，并按照各類商品在對美出口中的重要性進行加權，計算所有產品的平均重構比率。我們列出了加拿大、中國、歐盟和墨西哥四個經濟體的重構比率，以及美國市場對這些國家的重要程度，并以歐盟最大國家的數據作為參考。為了創建四個象限，我們以墨西哥作為最極端的案例。四個經濟體的位置構成了一幅有趣的圖景。與歐盟和中國相比，加拿大和墨西哥更為相似。然而，所有四個經濟體都位于右側象限。

最弱勢的處境是左上象限，即對美出口可以輕易被取代，但美國市場在該國出口中占據重要份額。幸運的是，在我們的分析中，沒有國家處于這一象限。墨西哥和加拿大處于相當有利的談判地位，因為美國需要這兩個國家，而這兩個國家也需要他們最大的貿易伙伴美國。墨西哥和加拿大有可能堅持自己的立場，因為在某些時候，特朗普將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即加拿大和墨西哥這兩個鄰國讓美國人能夠專注于高端高附加值產品。

然而，盡管擁有共同邊界，過度依賴一個市場絕不是好戰略。實現市場多元化對這兩個國家都至關重要。例如，增加其在《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等各種貿易組織中的作用，甚至尋求加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都將是在正確的方向上邁出的一步，對加拿大政府來說尤其如此。與中國、日本和歐盟等渴望資源的國家建立更牢固的貿易關系，可能會比試圖與特朗普重新談判帶來更大的投資回報。

位于左下象限的是歐盟和中國。對歐盟來說，推遲與美國的談判似乎是可以理解的，盡管對某些成員國和某些行業來說，拖延的代價可能更大。德國的重組比率極低，僅為0.04（即在上文圖中歐盟的左側）。歐盟其他大型經濟體的重構比率沒有太大差別。特朗普將國防（北約）和貿易（歐盟）分開處理的策略對歐盟有利。對于歐盟來說，在國防開支上讓步，但在貿易上堅持立場是正確的策略。

中國處于最有利的地位。因為過去40年建立起來的制造業生態系統，中國擁有明顯優勢，可以讓美國承擔更多關稅負擔，至少在中短期內是如此。美國尋找中國商品的替代品是可能的，但需要時間在其他地方（包括越南和印度）建設制造產能。隨著中國企業越來越多地在海外擴展制造設施，嚴格識別原產國將變得越來越困難。

02

政策借鑒和出海啟發

我們的研究結果帶來很多政策啟發。若加拿大、中國、歐盟和墨西哥形成聯合陣線，共同應對美國單邊關稅政策，或許可以加快貿易爭端的終結。

在政策層面，中國應主動與歐盟、墨西哥、加拿大等經濟體深化雙邊及區域合作，通過簽署高標準自貿協定、強化投資保護機制、拓展供應鏈協作，構建更具韌性的國際貿易聯盟。這不僅有助于化解單邊關稅壓力，而且可有效反制“分而治之”的策略，提升中國在國際經貿體系中的話語權和戰略主動性。

特別是在數字貿易、綠色能源等新興領域，中國可攜手合作伙伴共同塑造高標準國際規則，使美國的單邊保護主義陷入孤立局面。此外，應加強在稀土、關鍵礦物、光伏、原料藥等戰略領域的管控能力，通過建立出口協調機制與國家儲備制度，將供應鏈優勢轉化為規則制定權與博弈籌碼。

在數據與機制建設方面，建議構建國家層面“貿易替代性數據分析平臺”，整合全球貿易及中國進出口動態，為企業提供國際市場份額、替代供應鏈及美依賴度等關鍵信息，增強整體談判底氣。在反制策略方面，應采取“精準打擊+豁免疏導”相結合的方式，動態調整關稅清單，聚焦美國政治敏感州的關鍵產業，并適時對不影響中國核心利益的商品予以豁免，以分化美國國內利益團體。

對于中國企業而言，需要考慮多種策略，包括減少需求、尋找替代品、擴大生產或重新安排貿易來源。企業需要根據產品的重構比率和自身的資源能力，制定靈活的應對方案。例如，對于重構比率較低的產品，企業可以優先考慮從其他地區尋找替代供應商；而對于重構比率較高的產品，則可能需要考慮減少需求或擴大國內生產。

另外，企業需要清醒地評估自身在美國進口體系中的重要性：你是否是關鍵供應商？如果你的產品難以替代，那么你在談判中將擁有更多話語權。同樣，若你的報價已經低于國際競爭對手，這也將成為重要的議價優勢。

在應對關稅成本時，核心策略在于合理分攤，而非獨自承擔全部壓力。一個可行的方案是：中方出口商承擔10%，中美進口商分擔10%，剩余10%通過價格調整轉移至美國終端市場。這是一種較為理想的成本分配模式。然而，若企業規模較小、市場議價能力有限，則需審慎評估自身所能承受的成本上限，并在談判中理性權衡讓步空間，以維持訂單可持續性。

對于有意在海外擴展業務的企業而言，如果企業僅將海外或其他國家視為簡單更換產品標簽的場所，這種模式在當今環境下已完全不可行。例如，若選擇在越南設廠，就必須切實確保在當地創造足夠的附加值，使產品真正符合“越南制造”的認定標準。倘若只是將半成品運至越南進行簡單重新包裝，再以原產地優惠方式出口至美國——這不僅是一種不合規的操作，更難以持續逃避相關監管。

也就是說，要重新調整“中國+1”戰略。“中國+1”戰略不應只是一個形式上的產能轉移，而應實現真正的價值提升和供應鏈優化。所謂“+1”，必須在這些海外生產地形成切實的產業能力與技術嵌入，實現包括研發、生產、管理等多環節的本土化增值，從而構建可持續的國際分工布局。

教授簡介

芮博瀾博士是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副教務長、GEMBA課程主任。他于2006年加入中歐國際工商學院，2018至2020年期間負責認證和學習質量保證。在加入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之前，芮博瀾博士曾是國際經濟與商務學教授，也曾擔任諾丁漢大學馬來西亞分校商學院代理院長。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芮博瀾博士曾執教于梅西大學（新西蘭）和澳門大學。他曾教授過不同背景和文化的學生，包括中國大陸、澳門，還有馬來西亞、新加坡、新西蘭、加納、尼日利亞、肯尼亞和英國等地的學生。

封面圖片由POOK AI生成，文中創意圖片已獲視覺中國授權。

編輯| 田佳瑋

責編| 岳頂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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