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綺蝶

特朗普再次執政后，對歐發動貿易戰、淡化對歐洲的安全保障責任，跨大西洋關系的裂痕逐漸擴大。同時，在特朗普加征對等關稅的背景下，中美在經貿和技術領域的戰略競爭激烈趨勢未明。中國并未急于借跨大西洋裂痕改善對歐關系或重啟中歐投資與合作，而歐洲在對外政策上仍然和美國亦步亦趨，中歐關系發展仍面臨不小的挑戰。在地緣格局的動態變化中，中美歐三角關系將朝著何種方向演進？美歐、中歐、中美這三組關系究竟會如何相互作用，適應新的地緣政治現實，或重塑新的地緣政治格局？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全球中國”項目組（Global China Project）近期采訪了六位外交政策專家，從美國視角探討美歐關系的發展，從美歐視角討論如何應對中國挑戰，并對歐洲如何在中美之間把控政策立場和方向提出了建議。他們分別是：布魯金斯學會邁克爾·阿馬科斯特外交政策研究項目講席教授、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員喬納森·茨因（Jonathan Czin）、布魯金斯學會美國和歐洲中心客座高級研究員丹尼爾·漢密爾頓（Daniel S Hamilton）、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項目主任邁克爾·歐漢隆（Michael O'Hanlon）、前美國國務院東亞和太平洋事務代理助理國務卿、布魯金斯學會非常駐高級研究院董云裳（Susan Thornton）、布魯金斯學會發表美國和歐洲中心外交政策訪問學者塔拉·瓦爾瑪（Tara Varma）、布魯金斯學會斯特羅布·塔爾博特安全、戰略與技術中心高級研究員托馬斯·賴特（Thomas Wright）。

問題如下：

一：在對華戰略競爭的過程中，美國對歐洲有哪些期待？

二：在美歐裂痕明顯的背景下，中國為何反而對歐采取更強硬立場？中國希望通過與歐洲的互動中實現什么樣的目標？

三：歐盟如何在中美之間把握立場？歐盟認為哪種“中美歐”關系最符合歐洲的長遠利益？

針對第一個問題，六位學者當中，有四位學者認為，美歐協調應對涉華問題存在一定的難度或局限性。

喬納森·茨因（Jonathan Czin）稱，美國在涉華問題上不應對歐洲抱有過多期待，原因之一在于跨大西洋關系本身的緊張態勢。此外，特朗普政府在許多關鍵議題上的立場都出現了轉變，比如撤銷部分對華高科技出口管制、淡化人權議題以及在對臺政策上更加模糊。這兩方面的變化削弱了美歐在對華政策上協調一致的空間。

丹尼爾·漢密爾頓（Daniel S Hamilton）認為，美歐在對華政策上的協調仍然很困難，部分原因在于歐盟27個成員國并非總是意見一致。許多歐盟成員國的對華立場已經更為強硬，但仍有一些國家依然把中國帶來的經濟機遇放在首位。歐洲人還擔心，被排擠出美國市場的中國產品會轉而涌入歐洲。

▲第51屆G7峰會于2025年6月15日至17日在加拿大舉行。

邁克爾·歐漢隆（Michael O'Hanlon）：軍事上，美國不應指望歐洲能在中美發生沖突時，為其提供大量的直接軍事支援。美國可指望自己戰略重點轉向亞洲時，歐洲能獨立應對自身安全危機，包括在沒有美國太多幫助的情況下設法維持烏克蘭的生存與主權。但經濟戰方面，歐洲應該加強內部協作，減少對中國的依賴，緩沖未來安全危機中的風險。

塔拉·瓦爾瑪（Tara Varma）提到了歐洲的自主性：歐洲必須準確定位“中國問題”，既要放在與美國關系演變的背景下，也要在獨立于美國的層面加以考量。因此，美國必須做好準備，即歐洲在對華問題上的行動可能不會與其亦步亦趨。例如，歐盟的數字監管可能導致對TikTok的禁令，在這一問題上美歐協調的空間很小。美歐過去也存在分歧的情況下協調了對華戰略和立場，但特朗普2.0尚未重啟這種做法。

另外兩位學者強調了美歐合作應對中國挑戰的必要性。

董云裳（Susan Thornton）聚焦“規則”問題，主張美歐合作重塑全球貿易、金融、企業治理的規則，引領全球化，減少保護主義，兼顧公平，并與其他國家合作，推動在相關規則上的共識。她指出，美歐在涉華問題上最重要的合作議題，是如何在全球化經濟體系中應對中國制造業的崛起。托馬斯·懷特（Thomas Wright）認為，在某些領域，美國應當與歐洲加強合作：第一，雙方應在經貿問題上形成共同的對華認知；第二，雙方應在半導體、管理人工智能等科技領域加強協作。

針對第二個問題，喬納森·茨因、丹尼爾·漢密爾頓和董云裳三位學者都認為，在美歐分歧加劇的背景下，中國并未像歐洲想象的那般發動“魅力攻勢”，是因為中歐關系的結構性矛盾仍然存在。與此同時，中國則希望歐洲在中歐經濟關系上能更加主動、積極地去與中方進行合作。

喬納森·茨因：中國并不認為對歐洲展開“魅力攻勢”能有太大收益，中國需要看到歐盟在貿易問題上主動表現出合作態度。這種做法可能將歐洲完全推向美國，但在美歐關系緊張的背景下，這種風險對中國而言是可控的，因為即便在拜登政府時期美歐關系更為緊密時，歐洲在對華施壓方面也保持了謹慎。

丹尼爾·漢密爾頓認為，中國無意、無需向歐洲妥協，反而對歐洲提出更多要求。

“中國認為，美國和歐洲正在衰落。美國深陷社會撕裂和政治極化，歐洲則支離破碎，無法應對嚴峻的競爭力挑戰，過度依賴美國。如今，中美之間達成貿易休戰的可能性高于爆發全面貿易戰，因此，中國毋需在最重要的優先事項上妥協。中國的首要訴求，是要求歐盟取消對中國進口電動車的關稅，以及取消對中國芯片制造設備出口的限制。同時，中國也在發展與不同歐洲國家的雙邊關系。”

▲7月24日，第二十五次中歐領導人峰會在北京舉行。

董云裳判定，中國不認為美歐聯盟正在發生根本性重組。

“中國認為，歐盟在涉華政策上總是亦步亦趨、聽命于美國，甚至有時違背自身利益。即便在特朗普政府加大對歐洲的壓力下，這種情況仍在延續。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在稀土問題上發表對華強硬言辭以討好美國，以及歐盟在臺灣問題上的不當表述就是例證”。“中國希望與歐洲維持一種經濟伙伴關系，但這需要歐洲接受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相對分量正不斷上升”。

塔拉·瓦爾瑪：中國對歐立場未變。

“自歐盟2019年發布《中歐戰略展望》、將中國定位為合作伙伴、競爭者和系統性競爭對手以來，中國的對歐立場沒有發生明顯變化，雙方之間的不信任感已經是結構性的，一直缺少實質性合作。歐洲議會擱置《中歐全面投資協定》后雙方立法機構互相制裁，僵局持續至今。預計該問題在今年秋季會有緩和跡象，中國政界代表團將七年來首次訪問歐洲議會”。

托馬斯·懷特則偏頗地認為，中國樂于拉攏歐洲，使其和美國劃開距離，但并不愿意為此付出實質性或艱難的代價。中國希望歐洲保持分裂狀態，這樣就能使其互相牽制，并削弱美歐共同塑造國際秩序的能力。

針對第三個問題，受訪的大多數學者都認為，歐盟將對美關系置于對華關系之前，并且對前者一再退讓，對后者強調“經濟競爭”。

丹尼爾·漢密爾頓指出，大多數歐洲領導人明白，他們與美國的聯系要比與中國緊密得多。然而，美歐逐漸擴大的裂痕將影響雙方關系的發展：從科技監管與隱私規則，到飛機補貼、農業支持計劃以及市場歧視等問題上，美歐都存在分歧。另一方面，歐盟對中國的立場比以往更加強硬，包括對中國電動車加征高額關稅，并調查中國鐵路、風電和安保設備制造商等，未來可能會有更多限制。

塔拉·瓦爾瑪指出，由于與美國的關系對歐盟的生存仍具有決定性意義，解構對美國的安全依賴需要時間，因此歐洲專注于重新定義美歐關系。相比之下，歐洲與中國的關系主要是經濟性的。中歐之間面臨的問題也很多，如競爭力、綠色轉型以及俄烏沖突等，都遠遠超出歐中雙邊關系的范圍，是一種“系統性競爭”。因此，當美歐、中歐關系同時緊張時，大多數歐洲的政治資本都集中在努力修復美歐關系上。

▲8月18日，歐洲領導人“組團”訪美，與特朗普討論俄烏問題。

托馬斯·懷特指出，歐美與歐中關系完全在不同軌道上發展。在與美國的關系上，歐盟試圖單方面降低緊張局勢，并與特朗普政府建立更緊密的私人聯系。對中國而言，歐盟認為雙方關系正處于“拐點”，其中很大部分與經濟相關。總體而言，歐盟可能希望穩定與特朗普政府的關系，并表明在應對中國挑戰上雙方仍有合作空間。

董云裳抱有不同的看法。她認為，歐盟需要在對華政策上做出調整，目前的政策并未真正符合其利益。在俄烏沖突上，歐洲對中國施壓是缺乏建設性的做法。對中國而言，歐洲與俄羅斯關系的走向，以及俄羅斯在未來國際體系中的角色，是其高度關注的問題。若歐盟堅持未來的“俄羅斯崩潰情景”，中國必然強烈反對，這也將徹底破壞歐中關系。

她認為，一次圍繞未來歐洲安全前景展開的非正式的中歐對話，或許能夠有助于為雙反消除誤解，帶來更具建設性的互動。從長遠看，歐洲利益將受益于：一個持續強大的跨大西洋聯盟；一個被納入未來可持續歐洲安全秩序的“暫時安分的俄羅斯”；以及與一個能夠為全球秩序做出貢獻的中國的建設性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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