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來自于《權力與進步》的第五章，今天我們來揭開謎底。

新貴之國

英國真正與其他國家不同的地方，其實在于經過長期社會改革之后，成為一個充滿新貴的國度。

時至十九世紀中葉，英國數以萬計的中產階級開始相信，靠著創業與掌握技術，就能讓自己平步青云。雖然西歐其他地區也有類似的經歷，社會階級松動，男性懷抱雄心壯志，一心追求致富或是出人頭地（當時是父權時代，女性很少出頭），但都不像英國有如此眾多的中產階級嘗試打破社會階級制度。英國在整個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大多數時候正是這些中產階級帶來了創新、引進了新的技術。來到十八世紀初，丹尼爾．狄福所謂的「計劃時代」已經成為當時的時代精神。英國的中產階級一心找出向上的機會，可以是透過穩健的投資、也可以是透過一夕致富的投機。1720年破滅的南海泡沫是個極端案例，但也可以看出當時新創企業在民眾眼中多么有魅力，特別是許多小投資人追求獲利無比積極。

這種背景催生出一些創新者，致力于研究新的工業（生產）程序。早期最成功的幾位，包括有亞伯拉罕．達比（Abraham Darby，發明以焦炭為燃料用高爐鑄鐵，1709年）、湯瑪士．紐科門（發明蒸汽機，1712年）、理查．阿克萊特（Richard Arkwright，發明紡紗機，1769年）、約書亞．瑋致活（Josiah Wedgwood，創設伊特魯里亞陶器廠〔Etruria pottery works〕，1769年），以及詹姆士．瓦特（大幅改良蒸汽機，1776年）。這些人多半沒有閱讀拉丁文的能力，也沒花什么時間來讀學術著作。

達比出生于自耕農的家庭。紐科門本來是個專門把工具賣給礦場的五金商。阿克萊特家里窮到上不了學，而他的第一份職業是幫人理發和做假發。瑋致活出生于陶工家庭，排行十一。瓦特的父親則是造船業者，社會階級本來比其他人高了一截。但等到瓦特要就學時，父親原本的生意失敗，于是從事樂器制造商的工作。至少在西元1850年前，無論是這些先驅、或是幾乎所有形塑技術發展的人，都沒有接受過全面的正規教育。這些人就像史帝文生一樣，小人物出身，但隨著投資人與客戶開始欣賞他們的新產品，就能在幾十年間長期成長。

在這個時期共有兩百二十六人創辦大型工業企業，其中只有僅僅兩人來自貴族階級，與上層社會有關聯的也不到10%。但這些人倒也不是出身于社會最底層，多數人的父親就是從事小規模制造業、某種手工藝、又或是做貿易。此外，這些實業家多半身懷實用技能，也曾投身于同類型的小型企業，之后才創辦日后的大型企業。

這些人都有著極為遠大的志向，如果是在過去中世紀歐洲那種功能階級的社會，出身不高的人很難有這樣的眼光。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相信技術，既認為這能夠推動進步，也認為這能夠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但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居然還真的成功了。他們的膽識究竟是從何而來？為什么會想到可以利用技術來達成目標？此外，又是什么因素讓他們的努力沒有受到阻礙、也沒有以某種方式被抵消？

其實，當這群人出現時，一場緩慢進行的社會與政治改革已經漸漸抹除英國社會階級制度最叫人窒息的面向，為這些大膽的行動奠定基礎。此外，一千年以來流傳下來的「主權在民」（popular sovereignty）概念，以及一部分的個人主義想法，也可能發揮了一些作用。不過最具決定性的因素，則是一連串重大的制度改變，不僅形塑這場社會改革的過程，也說服貴族階級愿意接納這些新人的加入。

解開束縛

在西元1300年，大多數英國人應該都沒想過有人可以從沒沒無聞變得舉國知名，而要說透過「發明」來實現這種目標，也似乎再荒謬不過。

1577年，牧師威廉．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的《英格蘭概述》（Description of England）描述當時社會的特征：「我們在英格蘭，通常會把人民分成四類，分別是紳士（包括貴族）；住在城鎮的公民；自耕農；最低層級的勞工、貧窮的農夫、工匠與仆人」。一個多世紀后，格雷戈里．金恩（Gregory King）寫下他著名的《階級、等級、頭銜與資格》（Ranks, Degrees, Titles and Qualifications），分類上也大致相同。不論在1577年或是1688年，出生在哪種階級群體，就會決定一個人的地位與權力。

這種分層的「等級社會」得到眾人接受，也有深遠的歷史根源。1066年諾曼征服之后，英格蘭的新統治者建立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權力多半掌握在國王手中。君主希望靠著婚姻與征服來取得更多領土，各地領主與小貴族則是在封建制度下，有著提供軍隊的義務。商業活動很少是君主的優先事務。但早在西元1300年，情況已經有所改變，包括先前1215年著名的「大憲章」（Magna Carta），為未來第一屆國會的成立鋪路，并讓部分權利來到教會與顯赫的貴族手中，而且至少在口頭上，也要保障更廣大人民的權利。雖然如此，但等到伊莉莎白一世在1558年即位，英國的社會階級制度似乎與十四世紀還是沒什么不同，經濟上依然遠遠不及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也不像現今比利時與荷蘭的一帶已經發展出蓬勃的紡織業。

伊莉莎白的父王亨利八世，曾經讓傳統制度大受沖擊，諸多政治改革深深影響著后世。像是他不顧天主教廷與教廷命令，執意與安妮．博林（Anne Boleyn）成婚，最后在1534年宣布自己成為英國國教圣公會的領袖。他接著還在1536年開始解散修道院，沒收他們的大量財產。在這個過程一開始，英國男性人口約有2%屬于修會，總共擁有全英國四分之一的土地。這些土地出售后，又引發新一輪的社會改革：部分富裕家庭的財產顯著增加，而至少擁有一些土地的人數也有所提升。

等到亨利八世晚年，中世紀那種階層化的社會已經有多項基礎正在崩解。但要正式看到改革開花結果，還是要到伊莉莎白一世長久執政期間（1558-1603），情況才更為鮮明。在這幾十年間，強大的商人階級崛起，特別是在倫敦與其他港口城市最為明顯，而且在海外貿易表現得更為自信與活躍。至于各項農村變化的重要性還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自耕農與熟練的工匠開始崛起，影響著社會與經濟。英國開始海外擴張之后，社會改革也加快腳步。哥倫布在1492年「發現」美洲、達伽馬在1497年繞過好望角，都為歐洲人開發出全新的商機。在殖民冒險這方面，英格蘭遲來后到，就算到了伊莉莎白統治尾聲，在海外仍未搶下重要的殖民地，海軍也只是勉強能與西班牙或葡萄牙抗衡。

但就這點而言，英國可說是塞翁失馬。等到伊莉莎白決定加入這場殖民爭奪戰局，就找上了像法蘭西斯．德瑞克（Francis Drake）這樣的武裝民船（privateer）。這些民船經過自行武裝，取得國家頒發的特許權，能夠劫掠西班牙或葡萄牙的船舶與貨物。在事情順利的時候，君主分到的那一份可不小；德雷克成功環球探險，為伊莉莎白帶來大筆進帳。而就算事情不順，官方至少也能有不承認的空間。大西洋貿易大大顛覆英國政治力量的平衡，海外商人與他們在國內的盟友開始變得有錢又大膽。只要你肯反對高額稅率、抵抗國王的專制權力，倫敦與其他港口就會是你強大的政治后盾。商人與海外殖民利益人士在政界愈來愈敢直言不諱，在這個政治與社會風起云涌的時代格外重要。

十七世紀初，詹姆士一世宣稱他繼承了「神授君權」（divine right of kings），這種社會觀對于諾曼君主或埃及法老來說肯定再熟悉不過，認為國王就是地上的神，有權以父親統治家庭的方式進行統治，至于社會則該像個乖巧的孩子一樣仰望服事。詹姆士一世和他的兒子查理一世抱著這樣的態度，表現出高壓的行徑，結果農村地主與城市里的商人無法接受，才導致1642-1651年的英國內戰（又稱「清教徒革命」）。

如果是當時身處其中的參與者，不可能預料到這場內戰最后會帶來怎樣的全面影響，但在某些時刻肯定能感受到英國社會有些發展正在醞釀。而要說政治與社會改革的程度有多大，從極端分子「平等派」（Levellers）所表達的想法可以看得最為明顯。

平等派是在英國內戰初期掀起的一場社會抗議運動，在國會的新模范軍（New Model Army）得到相當的支持。他們的主要訴求是讓人人都能享有政治權利（「一人一票」），以及我們現在所謂更廣泛的「人權」。在1647年10月至11月所謂的普特尼辯論（Putneydebates），平等派與軍隊領導者正面對峙，也讓他們的訴求達到頂峰。托馬斯．雷恩巴勒上校（Colonel Thomas Rainsborough）是平等派最善于言辭的一位，他是這樣說的：

本人真心認為，英格蘭最貧困的人也應享有如最富有的人同樣的生活；因此閣下，本人認為事理非常明白，要讓某人活在一個政府之下，首先該得到他同意將自己置于該政府之下；本人也確實認為，即使是全英格蘭最貧困的人，若是未能發言將自己置于政府下，嚴格來說，就不該受到該政府限制。

雷恩巴勒的這項愿景是基于普選權的概念：

本人在上帝的律法中里找不到任何一條，規定領主能夠選擇二十位議員、士紳只能選擇兩位、而窮人只能選擇一位。無論在自然法或國際公法中，都沒有這樣的說法。然而本人確實找到的規定，則是所有英國人都應遵循英國律法；本人亦堅信所有人都會同意，任何律法的基礎都在于人民；而若在于人民，本人認為應豁免此般規定。

當時的軍方領導人，包括奧利佛．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與當時的總司令費爾法克斯勛爵（Lord Fairfax）都反對這種說法。在他們看來，政治權力必須掌握在擁有土地與財產的人手中。經過幾輪激烈辯論，平等派敗下陣來，他們的想法也淡出了這個舞臺。英國內戰最后由國會派勝出，組成英格蘭聯邦，一直持續到1660年。但回頭看來，接下來三十年其實仍然持續著這場斗爭，希望限制王室的權力，并且爭取由哪些社會團體填補上這個權力的真空。局勢發展在1688年的光榮革命達到高潮。但我們不該被「革命」一詞給騙了，這與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完全是兩回事，財產并未重分配，沒有出現平等派要求的普選權，國家的治理方式也沒有出現大幅改變。而最重要的是，此時得到權力的人認為，政治生活的核心組織原則是在于保護財產，保護財產擁有者的權利。這些社會潮流的重要之處，除了讓我們得以理解英國與其社會如何開始迅速變化，更解釋英國的幾項顯著特征。

至此，對于先前提出的問題我們已經得到一些答案。英國工業革命成功的關鍵，在于一群出身相對普通的新人所具備的創業與創新精神。這些人除了有實用的技能，也抱持著要在技術上創新的雄心壯志。

理論上，最有可能創新的應該是封建領主或地方強人，但這種事卻很少發生。雖然領主也能命令由手下農民進行創新，但這種情況也同樣少見。至于修道院院長，能運用修道院的資源來帶頭發展；雖然這在中世紀偶有所見，但也并非經常如此。

因此，要推動工業創新，實在必須有新一批人的崛起。最重要的是，這些人必須善于解決問題、又一心努力發家致富，而且社會還不能橫加阻擋。也正是由于英國封建社會沒落，讓這些人開始能夠懷抱夢想，而且這些夢想無比遠大。

當時，封建主義在歐洲其他地區同樣開始勢微，只是受挑戰的程度不如在英國嚴重。法國、德國與瑞典都有農民起義，也萌生新的哲學思想，但都沒能像是英國內戰與光榮革命那樣改變權力基礎，也比不上英國經濟與社會改革的程度。

從這種理解，也能解釋中國的發展。雖然中國擁有科學上的突破，也具備工業化部分的條件，但制度架構上卻無法鼓勵一批有創新精神的新人來挑戰既有的生產組織方式與階級制度。就這點而言，中國與全球其他大多數地方并無不同。在整個組織井然的社會，雖然從社會邊緣發展出一些科學思想，但無論是看起來或是實際上，都從未威脅到社會秩序。此外，中國的某些創新雖然可能具備軍事價值（例如火藥），或是能夠協助計算確切的宗教節日時間（例如天文學），卻肯定無法成為工業革命的基礎。

雖然英國確實出現一場社會革命，卻并未真正挑戰既有的社會階級制度。那是一場體制內的革命，主要的志向是執著在財產上，認為致富的人就該得到重視。想在社會更上一層樓，就必須得到財富。只要有了財富，地位要升到多高都沒人擋得住。

此外，英國經濟在十八世紀迅速轉變，除了能靠土地取得財富，也能靠著貿易或興建工廠作為財源，讓社會地位隨之而來。既然這個環境已經具備相對較高的流動性，如果出身寒微但志向遠大，自然是想努力在這個經過稍微修改的現有秩序當中取得成功，不會想把整個龐大的社會結構徹底顛覆。

從湯瑪士．特納（Thomas Turner）的日記，就能看出十八世紀中葉中產階級的抱負：「哦，做生意真是太愉快了！積極忙碌的生活（如果做的是誠實的行當）實在比懶惰閑散更為宜人；能在一個鼓勵行商的環境，讓人有機會大力推動貿易，這樣的幸運令人快樂無比。」

在大航海時代，如果中產階級懷抱著夢想與雄心壯志，除了商業與生產制造，自然也會想到研發新技術這一塊。過去古老的真理與既定的方式正在逐漸崩潰。一如培根所預料，人類愈來愈會想到如何控制自然。

「新」不代表「包容」

英國工業是靠著一場關于愿景的革命而興起，而推動促成工業化的就是成千上萬出身普通、教育程度有限、祖上財產不豐的男性（與少數女性）。重要的一點在于，這些人是在社會秩序里的反叛者。如果說到「新人取代古老的階級制度」，或許會讓人以為將帶來充滿包容性的愿景，將人類推向共享繁榮的未來。但很遺憾地，這絕不是在短期內我們看到的情形。

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早期，英國的貧困勞工在政治上沒有人代表他們說話。除了偶爾的示威游行，并沒有別的方式能表達這群人共同的想法。相對地，中產階級現在膽子大了，正渴望在現有體系力爭上游。這群人接受這個體系的價值觀，包括理查．阿克萊特在內，許多人競相購入莊園，希望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

當代評論家索姆．詹尼斯（Soame Jenyns）就說：「無論在房宅、桌子、家具或設備上，商人一直在與頂級貴族競爭。」又或者如同屬當代的切斯特菲爾德伯爵菲利普．斯坦霍普（Philip Stanhope）所言：「這個國家的中產階級竭力模仿著更上等的人。」

這些力爭上游的人也學了輝格黨（Whig）貴族那一套，對農村與城市窮人充滿鄙夷，覺得這些人「較為卑下」，與自己這種有抱負、能夠加入體系的中等階級大不相同。格雷戈里．金恩就認為這些窮人沒有給國家帶來貢獻，只是在「減少國家的財富」。同樣當代的威廉．哈里森也說這些人「就公共財而言既無能發聲、也沒有權力，只能被統治、而無法統治他人」。在這種愿景之下，滿懷抱負的中產階級自然就把重點放在累積財富，壓根不會想到要提升員工與更廣泛社群的生活水準。所以，工業創業家在選擇技術、組織、成長策略與薪資政策的時候，重點是讓自己富起來，而不是讓手下的勞工同享生產力提升所帶來的好處，唯有等到勞工自己掌握足夠的政治和社會力量，事情才得以好轉。